从古代城池分布状况，看草原部落的行政等级划分，到底跟什么有关

　　内蒙古沿黄地区由黄河、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山脉等组成了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区，阴山、黄河组成了其生态环境的分界线。

　　

　　历史上朝代疆域不断变化，各民族相互交融，结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联系，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开发的地区。这一地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并留下了宏伟的物质标志——城池。

　　虽然战国时期还偏重于政治、军事性质，但经济的相对发展，人口的增加，与中原联系的日益密切，对以后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同时，长城沿边村镇的出现，对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扩散，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发展，促进华夏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奠定了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基础。

　　战国时期，赵国的治理逐渐强大，战国时代的赵国,盛时大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战国时期行政体制的重大变化，表现在地方郡县制度的确立。郡县制度起源于春秋时代，确立于战国。战国时期各国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雏型。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针对“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林胡、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的局势,下令“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

　　

　　在北疆地区创置郡县管理体系，置云中郡、雁门郡、代等郡。赵国的郡级建制单位主要设置在北部少数部族地区，具有边疆驻防的军事性质。

　　战国时期，燕、赵、秦等国在内蒙古部分地区相继设郡，大批的中原华夏族居民陆续迁入这里，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燕、赵、秦三国的郡县辖区，许多荒地被开垦成农田，铁制农具被大量传入和使用。

　　赵国占据云中之地后,为富国强兵,巩固边疆,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筑城屯田,开拓疆土,从而改变了游牧民族时期单一的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再度开发了云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这对云中地区亦农亦牧、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相融并进独特的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战国时期内蒙古沿黄地区北方各族的分布，主要有林胡、楼烦和匈奴等族，燕、赵、秦等国通过战争迫使游牧民族北迁或者将其打败,中原诸国进入内蒙古,筑长城,置郡,对内蒙古部分地区实行管辖。

　　秦统一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郡守为长官，郡尉负责军事治安，监御史负责监察。县受郡节制，县令（长）“皆掌其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

　　县以下基层组织有乡和里，以县统乡，以乡统里。

　　秦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是国家地方行政建制的重要成就，它有助于消除奴隶制的残余，巩固国家的统一，秦以后地方行政建制虽迭有变化，但都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文、景帝起，大力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开始派御史、丞相史巡察郡国，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至汉武帝进一步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各部派出中央常驻的监察官—刺史。

　　西汉至东汉，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骤减，时间相差138年，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人口数量波动，既是气候波动导致的边地农业发展艰难而出现边地移民内迁，也是在此区域频繁发生的战争及腐朽统治的影响，故而汉族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土地而南返。

　　两汉时期对内蒙古沿黄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首先，两汉在北边置郡，以移民屯垦为中心进行经济开发，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央王朝在今内蒙古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

　　到了汉代，形成了“东大西小”的空间分布格局。秦朝其沿用的历史城池在空间上呈均匀分布，无明显规律。到汉代，沿用的历史城池在空间上呈东西线性分布。

　　秦朝历史城池在空间上则是呈现出“东聚西散，南强北弱”的分布格局，虽然汉代的历史城池在空间上仍呈现与秦一样“东聚西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但是西部相对于秦朝城池趋于集中分布，形成一种“东聚西散，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格局。

　　秦汉时期的历史城池空间分布，由侧重中央政权由南向北对北方边疆的控制逐渐变为侧重于东西走向的防御，城池分布向西向北移动，临戎、三封、窳浑三座历史城池成为西部三个具有军事屯戍性质、规模不大的居民点，城池整体空间分布东西结构更加明显。

　　

　　隋炀帝对北方边疆的措施并不仅仅局限于设立郡县，他还实行了（或准备实行）不同于郡县制度的一套军政制度，而且唐朝实行的与都护府及羁縻都督府并行的管理模式，很可能是部分地集成了隋朝制度，或至少是受到了隋朝制度的影响。

　　唐初，突厥左右着北疆地区政治局势，是唐帝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唐王朝在处理与突厥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在西北实行的政治羁縻政策，不仅有和亲、册封，而且还有会盟、纳质，并初创羁縻府州制度。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利用经济方面的优势来羁縻少数民族，如互市、贡赐等手段，这些经济政策带有极强的政治意义，其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其它羁縻手段的不足，而尽可能地拉拢这些少数民族，使其臣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

　　唐朝比较彻底地推行均田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也维护了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与均田制推行的同时，实行租庸调的赋税法，减轻了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

　　唐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政治统一时期，其政权的发展、疆域的扩展亦是空前的，这一阶段的北疆地区不仅包括统一政权管辖下的北方边缘地区，而且包括大一统格局中的少数民族生活区域。

　　

　　北魏时城池密度分布形成一种“北密南疏”的空间分布格局，隋朝重心逐渐向东部偏移，城池密度分布形成一种“北密南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唐朝对于南北纵向的重视程度加强，城池密度分布又形成类似于北魏的“北密南疏”的空间分布格局。

　　西夏王朝统治中国西北包括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和鄂尔多斯市大部达195年，与宋、辽对峙。

　　此时，宋夏矛盾已超过宋辽矛盾成为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但西夏对宋仍处于战略优势地位,是故辽出于不愿西夏过分强大而对其实行的遏制政策仍在继续,并以辽兴宗两次伐夏为标志达到高潮。

　　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设夏州，州治为十六国大夏都城统万故城，今乌审旗与陕西靖边交界处之白城子宥州，州治遗址为今鄂托克前旗之城川古城。

　　在阿拉善盟设黑水镇燕军司，驻黑水镇，遗址在额济纳旗哈剌浩特古城，白马镇军司，驻今吉兰太盐池附近。在巴彦淖尔市，设安北路，治今乌拉特前旗，以御辽。设黑山威福军司，驻今河套北狼山口附近。

　　

　　农业是辽朝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土辽阔，民族构成复杂，农业的分布区域，疏密不同，在内蒙古南部地区，因农业人口迁入，农田在草原上呈插花状点点分布，而在西、北部边远地区，为解决成边粮食供给，实行了成边屯田，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在辽朝得到空前的发展。

　　辽朝西南与西夏为邻，辽夏交界地带，大约包括今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的部分地区，即黄河几字弯的东北部地区，辽朝与西夏的交通，主要是自古以来就为北方各族人民所沿用的丝绸之路北道，即黄河以北阴山以南之间的东西通道。

　　西夏与宋、辽、金鼎立，近二百年征战不止，交通道路被视作命脉，邮驿系统在其占据着重要作用，辽代驿道驿站系统发达，尤其是五京及各州县之间的驿道驿站，作为辽宋信使和军旅干线，不仅对辽政权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辽宋关系的正常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西夏（辽）的历史城池又明确规模大小的较少，并未形成明显的空间，西夏（金）形成“大为核心，中小围绕”的空间分布格局，元代历史城池形成“中小均分”的空间分布格局。

　　西夏（金）时期城池密度分布形成一种“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元代城池密度分布形成一种“东北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

　　

　　纬度的变化主要和温度有关，温度的变化，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古代，而温度变化体现最明显的就是纬度的变化，对比我国古代温度变化，城池平均中心的变化和温度变化并不呈现正相关。

　　在隋唐时期进入温暖期，此时农业区会北移，如果温度因素成为影响城池分布的主导因素，那么城池分布在纬度上也会北移，而此时城池分布的中心更加南移了，说明温度的变化并不能成为影响城池分布的主导因素。

　　经度的变化还是与政治因素有关，汉代经度向东移动，因为此时匈奴实力强大，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整个城池空间分布因此也就随之东移，金元时期城池分布东移也有类似原因。

　　历史城池所分布形成的空间结构，与该区域的历史朝代的疆域有关，无论是东西线性结构，还是南北线性结构，亦或是其他结构，都随不同朝代的疆域变化而变化。

　　

　　城池的分布状态，除了与疆域领土的变化有关，还与朝代的国都的迁移变化有关，当距离更近时，一级古城对二级古城的控制力度更强，城池分布也更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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