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丨从《青年杂志》不得不更名为《新青年》说起
来源：《博览群书》2022年第5期
众所周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因名字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青年》杂志相仿，因而招致青年会的抗议，群益书社和陈独秀才不得不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那么陈独秀何以要选择一个同《青年》杂志如此相似的名字呢？其中当不无模仿借重之意，饶是如此，不管是从销量或是从影响力看，陈独秀主持的这个《青年杂志》都相形见绌，因为当时的《青年》杂志系当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机关刊物之一，远多于《青年杂志》1000份的销量，受到更多青年人的欢迎，在上海乃至中国均有较大影响力，因而才会引发陈独秀的依傍之心。实际上，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新青年》也好，他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在青年中产生影响？这跟之前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启蒙教育和打下的读者基础有很大关系。
基督教青年会自19世纪末在上海设立后，逐步扩张，在上海发起举办了各种“文明”活动，以扩大其影响。到了民初，利用共和肇建时机，中国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更加努力推广各种“文明”事业，且自我标榜为“铸造国民之工厂”，“在养成青年道德学问体格之健全，以平民的教育出以社交的团聚”，希望会众“讲求德育”“智育”和“体育”。加之青年会受到中国行政当局的干涉相对较少，其经费一向比较充足， 故这一时段青年会活动面极广，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和主要学校均设有分会。在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南开学校这样的大中学校也皆建有支部，学生按照省籍加入青年会。后来成为著名外科学家的沈克非当时（1918）就是清华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会长。
广泛招收会员外，青年会全国协会部门设有总务部、市会部（原城市部）、校会部（原学生部）、书报部（原编辑部，下属青年会协会书局）、讲演部、干事养成部、体育部、庶务部等（不同时期名称稍有变化），专门负责有关同社会打交道事宜。诸如开办中小学、寄宿学校、各类培训学校和义务学校、俱乐部、健身房、体操场（运动场）、阅报室、旅社（寄宿舍）、举办运动会与各种赛会、茶话会、勉励会、演说会、夏令会等，为会员提供职业培训、商业技能训练、人生指导、夜校教育、英文教育、交际、运动竞赛场所，帮助会众培养良好生活习惯与正当的谋生方式，驱除类似吸食鸦片、赌博、嫖娼、卖淫、奢靡、迷信等不良陋习，同时青年会还兼办募捐、慈善、救济等活动。这样多管齐下直接针对社会现实需要提供解决方案之后，青年会的影响力迅速变大，“故得受社会之欢迎”。如当时正在上海受雇于犹太富商哈同的王国维即对青年会观感不错，打算将其孩子送入青年会所办学校读书学英文，如其在致好友罗振玉信中所言：“此会现名声甚好。”（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年2月18、19日）》）時为《时报》记者的戈公振也说青年会：“此等机关，大要宗旨，正收效速，故社会莫不信从。吾甚愿类似此种机关，布散于全国，则于淘汰人心、培植人才，必大有裨益也。”（戈公振：《青年会》，《时报》1917年1月14日。）
其中，该会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尤具有诱惑力。像吴虞同设在成都科甲巷的成都青年会即有不少交往，还曾向该会捐送过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三册。再如丁福保则声言自己早在清末即在上海加入青年会，十年以来，从会中获益良多。无怪乎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众多参与的学生均为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而上海的五四运动及之后的学潮和“三罢”运动的顺利展开，均跟青年会的参与和影响有密切关系。
如舒新城所言：
青年会虽亦为传教机关，但用社会教育的方法为传教之工具，故与各方面之联络较多，而社会活动的范围亦较大。
位于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办有两个机关刊物——一个是《青年》月刊、一个是《进步》月刊，两刊均饶有名气，发行量广，影响很大。较之于《青年》，后出的“不沾于宗教”“发展其新知识与新道德”的《进步》杂志则比较稳定。如根据主编范皕诲在《发刊辞》中的说法，1912年创刊的《进步》杂志共出版64期，“每回出版或四五千册，或二三千册，约其总数，在二十万册以上”。像旧官僚恽毓鼎即曾订购有《进步》杂志及《东方杂志》，“一岁所费不过五元，而月得各一册阅之，大可知所未知，以解劳闷”。远在成都的吴虞也托人代订《进步》杂志，后更不断投稿该杂志，并与其主编范皕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文字交往关系。
1917年3月，《青年》《进步》这两个杂志被合并为《青年进步》月刊，继续由原《进步》主编范皕诲担任主编。在《青年进步·发刊辞》中，范皕诲历数集会结社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和意义，认为它是对抗专制皇权、维护人民自由的重要工具，对于共和民国尤其具有意义：
诚以有会、社，则民意发扬、民力凝壹、民德高尚，是为共和国之所祈求，宜为专制君王所绝端反对者也。会、社之兴衰，为一国兴衰之根源。
而青年会立会的宗旨在于“造就青年德育、智育、体育三者”，《青年进步》杂志则“用为全国青年会之机关，负有提倡、启导之两责任焉”，杂志内容分为“十门”类，包括“德育门”“智育门”“体育门”“社会服务门”“会务门”“经课门”“通讯门”“记载门”“杂俎门”“附录门”，其中不仅包含有宣传基督教的内容（“经课门”），更多则是涉及道德、伦理、哲学、政治、科学、实业、卫生、游戏、改良风俗、交际、慈善等，发行宗旨“务求有青年，而无愧进步”。在该刊第1期中，北洋政府要员如黎元洪、徐谦等皆为该刊撰写了祝词，嘉许其以德、智、体三育并进的办会宗旨，以及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和为中国的“进步”事业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青年会上海总会更是期待作为全国青年会之机关报的《青年进步》发行后，“雄鸡一声天下白。”该杂志正常出版以后，“甚为各界所欢迎，销数逐渐增加，其事业方兴未艾”。当敏感的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张元济发现自家《东方杂志》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不如后来居上的《青年进步》等新思潮刊物后，立即计划将《东方杂志》减价发售，以与之竞争：“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疑缺字，引者注），藉以招徕广告。”（张元济1918年12月25日日记）
为后世所看重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主流论述或“进步论述”，包括民主、科学、道德及其派生论述体育、讲求卫生、推行注音字母、反对缠足与早婚等，在《青年进步》及其前身的刊物包括其他基督教刊物中均常有出现。当然，这些教会刊物关注此类论题的主要意图是藉此传教和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力。后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很多青年中坚，像恽代英、舒新城、余家菊等，皆受到过青年会的极大影响。恽代英不断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帮助青年会教书，并订阅《青年》《进步》《青年进步》等杂志。恽代英还经常给《青年进步》投稿（据笔者简单的统计，包括译文在内，恽代英在《青年进步》上共发表文章14篇），被录用后他觉得这是很大的荣幸，不仅可以拿到稿费和一些免费赠送的杂志、图书券，还有机会参与青年会的活动，与基督教认识接触频繁，后来他还从青年会那里获赠《青年进步》杂志，武昌青年会更是他经常从事活动的场所。另外，恽代英也受到《青年进步》杂志主编范皕诲所提倡文风的影响，打算养成一种介于文白之间直抒胸臆的“文格”，“吾欲造一种介乎雅俗间之文字，不假修饰，专以达意为贵”。（恽代英1917年11月16日日记）
宗教书籍之外，基督教青年会还出版有大量通俗类新学书籍，自然会影响到不少读者。如舒新城即曾自谓其文字功夫深受基督教徒谢庐隐（即谢洪赉）的《致今世少年书》影响，而谢氏此书系其发表在《青年》月刊上的“几篇通讯”汇集而成，全书包括七篇文章，因基督教青年会认为该书“大有益于方今各少年”，遂于1917年印行，希望该书“能破其迷蒙，烛其幽暗，使涉足于光明之坦道，以之律身，以之向学，以之应世，有胜利而无虞失败”。在舒新城看来谢书，“其中论及的大概为求学处己、待人的诸方面，均系针对青年而发。”舒新城这里表示因为谢的文章：“本流利可读，而他又为教会中人，因而对于他更加崇拜，对于《青年》月刊看得特别仔细，对于基督教也发生好感。后来我一度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也是因他而来。”
除了发行刊物和出版书籍，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会每年夏天还会在庐山定期举办夏令营活动，借以吸引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参加——恽代英和舒新城等人就是一起参加1917年8月份的庐山夏令营时认识的。不愿意加入基督教会的恽代英特意于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参加是次夏令营的感受以及对基督教的评价：
连日聚会颇有受益。彼辈虽宗教徒，终不失为善人，嘉言懿行，颇多可观感者。然谓耶教为惟一之真理，吾固不信，此中人亦不能自圆其说。（恽代英1917年8月25日日记）
稍后，恽代英又在现场的“定志会”上表示：“身心均受夏令会之益，凡非基督徒应互相勉励以胜过基督徒。”1918年夏天，恽代英再度赴庐山参加青年会夏令营时，他对基督教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认识到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值得尊敬：
余等之夸美基督教，无非吾等向善之心，取益之道。实则吾等所夸美者，不过最少数高尚之基督徒，而此等基督徒在此处又特显其高尚之品格耳。
恽代英此处认为只要有真正信仰，非基督教徒的品格、能力也能赶上基督徒，“古来一般忠烈之士”已经做出先例，“苟有实心，非基督徒可为良也。苟无实心，基督徒犹不可为良也”。然而這里让恽代英赞美的“最少数高尚之基督徒”，其示范作用却非常大，不但影响了恽代英，也影响了类似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与湖南基督教青年会同样有密切关系的舒新城。
舒新城后来也回忆说及他参加两次青年会的庐山夏令营情况：“对于他们办事的毅力与热忱颇为赞佩”，“无意中对于基督徒及基督教发生一种微妙的好感。第二年夏，因他的多方劝导，卒加入其所属之长老会。我之一度服务教会学校，其渊源在此”。舒新城回忆中讲起他屡次受到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美国牧师饶伯师（Roberts）的帮助，自称他之所以入教会学校任职和一度加入基督教会，并曾得到美国教育学者桑戴克等人的英文著述来阅读和翻译，进一步增强从事教育学著述之决心，皆同饶伯师的影响密切相关：“他那种治事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待人的诚恳态度……我对他有种不可言喻的崇敬。”舒新城还因经常参与青年会的活动，不断同会中成员接触，由此提高了英语能力和演讲水平——这对于他以后作为教育家、教育著作译者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
青年会的影响如此之大，自然同其采取的在地化、世俗化扩张战略有关。为此，青年会大力吸收优秀的中国人参与会务管理之中，当时的全国协会先后两任总干事均由华人王正廷（1915-1916年在任，稍后王即去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后长期在政界活动）、余日章（1917-1935年在任）接任，“两君学识宏深，办事干练，其成绩足使青年会之全体中西干事莫不心悦诚服而相与庆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领袖之得人焉”，尤其是余日章在任期间，青年会的事业“大为全国人士所重视也”。像恽代英即把余日章的“造公正之舆论，则小人不致无忌惮”名言，抄写于自己日记本上，作为座右铭。
青年会事业的大发展及其吸引力也获得了当时上海报界的同情和支持，这样青年会与上海报界开始建立并保持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像当时上海报界的新兴报纸《时事新报》在张东荪等人主持下以敢言出名，“宗旨政大，议论平允”，自1915年7月1日起，专门为基督教青年会开辟一独立栏目，每日在该栏发布青年会活动的消息；其他如《神州日报》《新申报》《时报》《申报》《商报》等报纸也纷纷效法，为青年会免费送登广告，或刊载其募捐或招募广告，或报道其各种活动情况，均加大对青年会事业的关注和报道力度。
或许正是借鉴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功先例，五四运动后各地成立的学生组织特别是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均借鉴了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和运作手法。抑有进者，1926年6月，上海一批绅商陈炳阶、邓仲泽、彭兰史等40余人也效仿，在上海开始发起组织孔教青年会。次年该会成立：
首办宣讲、音乐、游艺、体育各科，借符孔门六艺之旨，一俟办有成效，再设学校图书馆等，使我国青年皆得了解孔子之道，及得高尚学术之陶熔。
可以说，上海孔教会模仿基督教青年会的表现非常明显，尽管其成立之后，即遭舆论痛批。此外，1923年汉口还有所谓佛化新青年会的成立，并出版有《佛化新青年》杂志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凡此，当均是跟受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启发影响有关。
以上案例，很大程度上可管窥基督教青年会的示范作用与影响力。吊诡的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蔚为大观，影响进而反作用于青年会。为适应新文化潮流，与时俱进的青年会主动调适自己立场与办会宗旨，将三育并进扩充为四育，特意增加了“群育”。而青年会所受到的新文化运动影响又进一步遮蔽了当初青年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它为新文化运动开发了相关议题和培养了眾多青年运动人才的现实。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青年会虽然有意无意从事了一些启蒙开智、传播新思潮甚至激发本土民族主义的活动，但其本身并不愿意如《新青年》杂志那样主动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宣传推介新思潮。像吴虞最初较为温和的反孔文章曾刊发于基督教青年会的《进步》杂志，并与该杂志主笔范皕诲建立了密切关系。饶是如此，对于之后吴虞其他更为激烈的反孔文章，范氏却不愿发表，吴虞才不得不别投《新青年》，并获得发表。此后日趋激进的吴虞与青年会渐行渐远，进而也不再购阅《青年进步》杂志。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势力虽然很大，但其活动最频繁和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仍主要局限于沿海沿江的城市及外国与基督教势力容易达到的地方，其重要成员以上层出身者及其子弟为主，而且所招收的城市青年会会员大多须缴纳一定数目的会费，须认同青年会的基本原则和运作规范，这也决定了它的精英特色和俱乐部性质。尽管青年会也看重劳工、乡村，并为之进行了一些改良、开化工作，一度专门成立了劳工部，在上海开设有实验棚区，为改造劳工服务。上世纪20年代开始，青年会更在全国各地展开公民教育和平民教育运动，颇为时人、时论关注。饶是如此，青年会的宣传方式和说教内容及其行动的指南，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优越论的进步史观基础上，非常有针对性地批评中国不文明、不卫生、迷信、落后、腐败等现象，并试图为改变现状做出不懈努力，努力实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由于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青年会一直得到很多政府要员与地方长官的支持资助，故其无意进一步介入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或跟政府有进行直接对抗的行为，反而是一直希望同欧美各国政府以及地方当局乃至北洋政府保持比较良好关系，企图采取温和的方式去推进点滴的社会改良，所以不管是在文化上，或是政治上，青年会一般不会明确支持其成员有过于激烈的对抗主流论述或政治强权的举动。因此，类似吴虞，当周遭环境改变，很多原来热心青年会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恽代英等后来均脱离青年会或与之疏远，去从事在他们看来更为实际也更为本土化的思想文化启蒙或政治改造运动。
进而言之，青年会倡导的“文明”和“进步”论述虽然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先导和一定的参与基础，可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或同盟者，但其最终意图仍在于借此传教，“青年会之设，以基督教为基础，以引人信道为目的。”“无基督教，便无青年会。”作为基督教的“前导”，青年会旨在借改变部分优秀青年的方式来改变中国，最终希望中国成为信奉基督文明的国家。因而，正如明末以降入华的传教士一样，他们虽然引介了西方的科学理念和文化知识，但其角色只是一个触媒，一旦受到其影响的在地中国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原来传教士的作用很快会被取代，其基督化中国的设想也不可避免会失败。基督教青年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或亦可作如是观。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