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的真相

文 | 黄全愈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

授权自公号冰点周刊

现在“素质教育”在中国成为流行词汇。国家政策的鼓励，一切看起来都是大势所趋。这让我想起来多年前的某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教育局局长到我所在的美国高校访问。

一落座，客人直奔主题：“您怎么看美国的素质教育？”我一愣，哈哈大笑：“严格地说，美国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他打断我：“您说美国没有‘素质教育’？”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

我说：“这个话题非常有趣！美国有我们说的‘素质教育’，但不用这个名字。如果你跟美国人谈‘素质教育’，有人也能从字面去理解，但许多人不知所云。”

他给我摊开几张中文报纸：“这不是说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我一看，乐了。这不是我以前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发的文章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素质教育的话题，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美国一个调研显示——孩子的年级越高，成绩越好，以及大家平常热议的“快乐教育”话题，来看看，我们到底需要给孩子怎样的成长路径。

美国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

教育要减负，有人就说“美国的底层（穷人）才搞快乐教育”；应试教育要改革，有人就说“美国的顶层搞的是应试教育，中产才搞素质教育”。这些说话都是有所偏颇的。

首先，美国其实没有“素质教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快乐教育”的方法，更没有“顶层应试教育”的事实。而在中国，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一样众说纷纭。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要推行“素质教育”。但何为“素质教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我说，关于素质教育，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还有人告诉我，关于素质教育，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

谁最先提出“素质教育”的理念？教育专家些孙云晓先生曾采访教育部原总督学、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未获答案。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如何实践“素质教育”？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我也跨洋过海探索素质教育的困惑。基于20多年对教育的观察、比较，我写了本书，分析应试教育的弊端，找寻教育的真谛——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素质教育”。我给书取了个中国名字《素质教育在美国》。

那本书让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动、可操作、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新、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科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

当素质教育从理念衍变为概念，就既有了内涵又有了外延。

那些年，很多人跟我争辩，应试教育就是好。我只好说，建议允许生两胎，一个搞应试教育，一个搞素质教育。20年后，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想辩及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次年，人们对素质教育已逐步消化，鲜有再质疑者。当然，现在允许生二胎了，不知道诸位家长朋友会否同样焦虑。

其实，从美国教授到家长，都不用“素质教育”的概念，是我为了让大家通俗易懂“张冠李戴”的。由“素质教育”派生的“快乐教育”，美国人也不这样说。

不说，并非没有，只是有实无名而已。实际上，从底层到顶层，无论穷富，美国遍地“快乐教育”，就连只对2%～5%的高智商孩子实施的“天赋教育”（俗称“神童”教育——作者注）也是快乐教育！

素质教育是把人的潜能、品性、特质充分发掘、发挥出来的教育，是育化和升华人的素质的教育。那么，怎样才能把人的潜能发掘、发挥出来呢？快乐教育可以，吃苦教育也可以，生存教育、天赋教育都可以。所以，搞素质教育可以很艰苦，也可以很快乐。

美国幼儿园的孩子，不在乎“1+1=？”，他们整天都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培养好奇心、想象力、探索精神、创造性、独立性、情绪控制、社交能力、团队精神等。你说这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教育？

当然，因孩子成长周期的缘故，越是低幼，竞争的压力和学习的任务越小。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核心素质不断增强，通过进取和奋斗去获取成功的快乐会越来越多。这是人的成长规律，而不是阶层使然。

说“美国的顶层搞应试教育”，是一些亚裔家长的一厢情愿，或者是那些连何为“应试教育”都不清楚者想去误导他人。

哈佛大学招办主任马林·麦格拉斯说：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俗称“美国高考”）满分者的申请。如2015年，哈佛本科的录取率仅5%，“这意味着差不多每5个满分学生中将有4名被拒绝（此比例的逻辑推断有瑕疵——作者注）。这也说明了其实成绩并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部分，它只能从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她想表达的是：哈佛每年都拒绝应试教育的佼佼者。

再举个例子，1996年全美有545个SAT满分者。其中365人申请哈佛，但165个被拒之门外，拒收率竟达45%。招2000名新生，容不下这165人。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只有干巴巴的考分，没有活生生的综合素质。

2018年，以获最多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为首的约1000所大学，不再要求SAT或ACT考分……凡此种种，是“顶层搞应试教育”的画风吗？答案不言自明。

美国孩子年级越高，成绩越好？

儿子小的时候，我嫌美国小学教育太儿戏，整天乐呵呵傻玩，就买了整整一套、每本都地砖般大小的数学课本。

课本编得非常简单明了，我让儿子每天自学4页，自己做作业，自己检查。前面太简单，就跳着学。结果，上2年级时，他就自学到了8年级（相当于初中二年级——作者注）的数学。把包括教授们的孩子在内的同班同学，甩了七八十条街(10年后尝到苦果，那是后话——作者注)。

可想而知，当时儿子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有多无聊。于是，他就变着花样在课堂上捣乱。老师问“3+5=？”，儿子说“3+5=24÷3”。全班孩子蒙圈，老师更蒙圈。孩子是对的，但说他对，美国孩子不干了：这中国造的“人脑计算器（human calculator）”到底说啥？

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快乐教育和减负会摧毁基础教育！果真如此吗？

故事暂此打住。以下是S·B·里姆博士整理的“Iowa基本技能考试”全美统考成绩。

表里的数据显示，除了8年级“数学计算”的68分低于7年级的72分外，所有数据均是“年级越高，成绩越好”。换言之，随着年龄增长，学习难度加大，孩子成绩越好。

这个现象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年级越低，学习强度越弱，程度也越浅，所以，成绩会越好；反之，年级越高，学习强度越大，程度越深，于是，成绩随之降低。计算3+5=8，小学生得个100分，很容易；但到了高中，微积分要得100分就难了。这是学习和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常识和规律。

这个“常识和规律”，怎么在美国孩子中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整个俄亥俄州从4年级到12年级（相当于高中四年级——作者注）的学生各科统考的及格率：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及格率越高。

这个违背常识的现象是否仅限于某一州？我一路穷追，不断证实了我的发现：这不是某一州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就像上面那份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的统考成绩表所显示，美国孩子起跑落后，终点领先。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孩子，越是在低年级，越能领先美国孩子，年级越高差距越小。到了高中，他们与美国优秀的孩子相比，已看不到或几乎看不到差距了。

我的儿子很自以为是，美国“高考”SAT-II的数学几近满分。但有一天，他感叹道：“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聪明，而是我们比他们学得早、学得多……”

有人说我这个发现是伪命题。其实，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出在“快乐学习”中。

然而，“快乐学习”并不是伪命题

德国《基本法》（宪法）的第七条第六款，明确禁止给学龄前儿童教授学科知识。美国宪法虽没类似条文，但美国文化也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

所谓“学龄前”，就是上“学”去学习学科知识之“前”。美国4岁的孩子基本不懂也不学“1+1=？”甚至也不系统地学绘画。

比如，这个美国幼儿园为4岁儿童设计的教案：

主题——（色彩实验室的）科学戏剧。

形式——在实验室里，孩子们扮演“科学家”去创造新颜色。

目的——通过对色彩的理解，学习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的（科学）实验方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孩子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创造的颜色，就找近似的彩色蜡笔“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

我问幼儿园老师：找不到近似的彩色蜡笔去“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怎么办？

老师哈哈大笑：找得到，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找不到，正好让孩子理解，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美国文化不但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而且也不提倡孩子过早进入竞争状态。他们五六岁就开始“玩”足球。所谓“玩”不是在后院自个踢野球，而是请教练、搞训练、打比赛。

社区每年都根据孩子的年龄组织不同级别的比赛。教练大多由父母兼任，没几个真会踢球。有时，球滚到我的脚边，我顺便“高俅”一两下，技惊四座。于是，人们纷纷怂恿我当教练，我总是推辞，因为美国人只让孩子在踢球中玩乐，根本不在乎输赢。

后来，因教练短缺，可能影响到儿子踢球，才不得不当了一回助理教练。孩子们总是嬉戏打闹，不认真训练。某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秀了一脚“倒挂金钩”，人人（包括主教练）目瞪口呆，我趁机来一通“要赢球”的演讲。主教练顺势“让贤”，去给孩子们送喝的、递吃的……

我“夺”权后，按孩子们的特点，确定位置，各司其职。两个最差的队员，只有在我们赢3个球以上时，才让他们上场踢“前锋”——远离自家球门，爱干啥干啥。

于是，我们所向披靡，大家都认为准拿赛季冠军。但是后来，我到德国出差，主教练“复辟”，搞快乐足球，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

“不输在起跑线”的蛊惑已有些声名狼藉，为了反对减负，又出现似是而非的“警句”：“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现在不吃苦，将来准吃苦”。总之，就是想用“吃苦教育”来代替“快乐教育”。

毋庸置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适当地、适时地实施吃苦教育非常必要。只要吃苦教育的时机、形式、内容、目的得当，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和道德，诸如意志力、同理心、同情心等，大有裨益。然而，用吃苦教育反对减负，反对教学中的“快乐教育”，就文不对题了。

实施“吃苦教育”，必须注意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吃苦之目的。如仅仅是冲着考分去强化吃苦，诸如“要成功，先发疯”等，其弊端已见诸报端，在此不赘述。

第二，吃苦的内容。让孩子在学科知识上“不输在起跑线”而加压、加量，迫使孩子早学、多学，有害无利。

第三，吃苦的时机。即使目的、内容、形式皆正确，但若时机不当，也会适得其反。

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思维和行为受到大脑阶段性发育的影响和制约。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2～7岁孩子的大脑处于“前运算阶段”。此时，孩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缺乏反向的逻辑推理能力。比如，教孩子12+7=19，他可能可以理解，但孩子很难自己反向推算出19-7=12。因为孩子的大脑尚处在知觉集中倾向的阶段，他们只会凭着知觉能感觉到的东西，集中注意事物的一个方面，看不到事物的整体。

在这个阶段，把一大堆孩子大脑根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进孩子的大脑。结果会怎样？在“前运算阶段”就没少吃“运算阶段”，甚至“形式运算阶段”的“苦”，这不但会引起孩子思维发展滞后，还会引起各种心理问题。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见证儿子的经历——中国孩子的数学甩美国孩子数十条街，但为什么国际最高数学奖（Fields Medal），美国斩获27枚，中国尚无收获？

过早浸泡题海，“苦”没少吃，但终点效果不彰。

美国到高中才有校际足球赛。想进校队的孩子可自愿报名，但得参加淘汰率很高的“淘汰竞争”的过滤。儿子上高一那年的7月16日，烈日当空，他与200多人参加了“淘汰竞争”。开始是两圈环校跑，接着是三组400米，然后是四组100米折返跑。

孩子们已累得歪七倒八，第二轮又开始了：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组100米折返跑……有孩子跑得晕倒、抽筋、呕吐。

后来，儿子参加了球队，进球第二多。但第二年要进球队，还得通过“淘汰竞争”。说是历史已成过去，竞争要从零开始。

大概儿子心里想，去年进8个球，队里还能少了自己？“淘汰竞争”走过场罢了，因而没认真准备。结果，这个进球第二多的队员，跑着跑着倒在地上……他被残酷地淘汰了。

一个嘻嘻哈哈，一个生死相搏。非常发人深思。

有人说，美国高中流传一个数字“4”：每天只睡4小时，喝4大杯苦咖啡，为的是获得4.0的平均分。从北大清华来美国攻读学位的，也普遍感觉极艰苦。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成钢除渣的冶炼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美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古谚被“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虽然翻译有点别扭，但抓准了一个“教”字。

鱼竿是器物，像鱼一样可以“给”他人；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给”的。“以鱼”说的是“给”；“以渔”无法“给”，只能营造一个环境和平台去“教”、去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