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的真相

文 | 黄全愈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

授权自公号冰点周刊

现在“素质教育”在中国成为流行词汇。国家政策的鼓励,一切看起来都是大势所趋。这让我想起来多年前的某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教育局局长到我所在的美国高校访问。

一落座,客人直奔主题:“您怎么看美国的素质教育?”我一愣,哈哈大笑:“严格地说,美国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他打断我:“您说美国没有‘素质教育’?”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

我说:“这个话题非常有趣!美国有我们说的‘素质教育’,但不用这个名字。如果你跟美国人谈‘素质教育’,有人也能从字面去理解,但许多人不知所云。”

他给我摊开几张中文报纸:“这不是说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我一看,乐了。这不是我以前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发的文章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素质教育的话题,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美国一个调研显示——孩子的年级越高,成绩越好,以及大家平常热议的“快乐教育”话题,来看看,我们到底需要给孩子怎样的成长路径。

美国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

教育要减负,有人就说“美国的底层(穷人)才搞快乐教育”;应试教育要改革,有人就说“美国的顶层搞的是应试教育,中产才搞素质教育”。这些说话都是有所偏颇的。

首先,美国其实没有“素质教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快乐教育”的方法,更没有“顶层应试教育”的事实。而在中国,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一样众说纷纭。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要推行“素质教育”。但何为“素质教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我说,关于素质教育,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还有人告诉我,关于素质教育,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

谁最先提出“素质教育”的理念?教育专家些孙云晓先生曾采访教育部原总督学、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未获答案。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如何实践“素质教育”?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我也跨洋过海探索素质教育的困惑。基于20多年对教育的观察、比较,我写了本书,分析应试教育的弊端,找寻教育的真谛——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素质教育”。我给书取了个中国名字《素质教育在美国》。

那本书让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动、可操作、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新、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科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

当素质教育从理念衍变为概念,就既有了内涵又有了外延。

那些年,很多人跟我争辩,应试教育就是好。我只好说,建议允许生两胎,一个搞应试教育,一个搞素质教育。20年后,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想辩及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次年,人们对素质教育已逐步消化,鲜有再质疑者。当然,现在允许生二胎了,不知道诸位家长朋友会否同样焦虑。

其实,从美国教授到家长,都不用“素质教育”的概念,是我为了让大家通俗易懂“张冠李戴”的。由“素质教育”派生的“快乐教育”,美国人也不这样说。

不说,并非没有,只是有实无名而已。实际上,从底层到顶层,无论穷富,美国遍地“快乐教育”,就连只对2%~5%的高智商孩子实施的“天赋教育”(俗称“神童”教育——作者注)也是快乐教育!

素质教育是把人的潜能、品性、特质充分发掘、发挥出来的教育,是育化和升华人的素质的教育。那么,怎样才能把人的潜能发掘、发挥出来呢?快乐教育可以,吃苦教育也可以,生存教育、天赋教育都可以。所以,搞素质教育可以很艰苦,也可以很快乐。

美国幼儿园的孩子,不在乎“1+1=?”,他们整天都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培养好奇心、想象力、探索精神、创造性、独立性、情绪控制、社交能力、团队精神等。你说这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教育?

当然,因孩子成长周期的缘故,越是低幼,竞争的压力和学习的任务越小。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核心素质不断增强,通过进取和奋斗去获取成功的快乐会越来越多。这是人的成长规律,而不是阶层使然。

说“美国的顶层搞应试教育”,是一些亚裔家长的一厢情愿,或者是那些连何为“应试教育”都不清楚者想去误导他人。

哈佛大学招办主任马林·麦格拉斯说: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俗称“美国高考”)满分者的申请。如2015年,哈佛本科的录取率仅5%,“这意味着差不多每5个满分学生中将有4名被拒绝(此比例的逻辑推断有瑕疵——作者注)。这也说明了其实成绩并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部分,它只能从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她想表达的是:哈佛每年都拒绝应试教育的佼佼者。

再举个例子,1996年全美有545个SAT满分者。其中365人申请哈佛,但165个被拒之门外,拒收率竟达45%。招2000名新生,容不下这165人。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只有干巴巴的考分,没有活生生的综合素质

2018年,以获最多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为首的约1000所大学,不再要求SAT或ACT考分……凡此种种,是“顶层搞应试教育”的画风吗?答案不言自明。

美国孩子年级越高,成绩越好?

儿子小的时候,我嫌美国小学教育太儿戏,整天乐呵呵傻玩,就买了整整一套、每本都地砖般大小的数学课本。

课本编得非常简单明了,我让儿子每天自学4页,自己做作业,自己检查。前面太简单,就跳着学。结果,上2年级时,他就自学到了8年级(相当于初中二年级——作者注)的数学。把包括教授们的孩子在内的同班同学,甩了七八十条街(10年后尝到苦果,那是后话——作者注)。

可想而知,当时儿子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有多无聊。于是,他就变着花样在课堂上捣乱。老师问“3+5=?”,儿子说“3+5=24÷3”。全班孩子蒙圈,老师更蒙圈。孩子是对的,但说他对,美国孩子不干了:这中国造的“人脑计算器(human calculator)”到底说啥?

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快乐教育和减负会摧毁基础教育!果真如此吗?

故事暂此打住。以下是S·B·里姆博士整理的“Iowa基本技能考试”全美统考成绩。

表里的数据显示,除了8年级“数学计算”的68分低于7年级的72分外,所有数据均是“年级越高,成绩越好”。换言之,随着年龄增长,学习难度加大,孩子成绩越好

这个现象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年级越低,学习强度越弱,程度也越浅,所以,成绩会越好;反之,年级越高,学习强度越大,程度越深,于是,成绩随之降低。计算3+5=8,小学生得个100分,很容易;但到了高中,微积分要得100分就难了。这是学习和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常识和规律。

这个“常识和规律”,怎么在美国孩子中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整个俄亥俄州从4年级到12年级(相当于高中四年级——作者注)的学生各科统考的及格率: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及格率越高。

这个违背常识的现象是否仅限于某一州?我一路穷追,不断证实了我的发现:这不是某一州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就像上面那份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的统考成绩表所显示,美国孩子起跑落后,终点领先。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孩子,越是在低年级,越能领先美国孩子,年级越高差距越小。到了高中,他们与美国优秀的孩子相比,已看不到或几乎看不到差距了。

我的儿子很自以为是,美国“高考”SAT-II的数学几近满分。但有一天,他感叹道:“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聪明,而是我们比他们学得早、学得多……

有人说我这个发现是伪命题。其实,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出在“快乐学习”中。

然而,“快乐学习”并不是伪命题

德国《基本法》(宪法)的第七条第六款,明确禁止给学龄前儿童教授学科知识。美国宪法虽没类似条文,但美国文化也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

所谓“学龄前”,就是上“学”去学习学科知识之“前”。美国4岁的孩子基本不懂也不学“1+1=?”甚至也不系统地学绘画。

比如,这个美国幼儿园为4岁儿童设计的教案:

主题——(色彩实验室的)科学戏剧。

形式——在实验室里,孩子们扮演“科学家”去创造新颜色。

目的——通过对色彩的理解,学习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的(科学)实验方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孩子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创造的颜色,就找近似的彩色蜡笔“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

我问幼儿园老师:找不到近似的彩色蜡笔去“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怎么办?

老师哈哈大笑:找得到,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找不到,正好让孩子理解,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美国文化不但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而且也不提倡孩子过早进入竞争状态。他们五六岁就开始“玩”足球。所谓“玩”不是在后院自个踢野球,而是请教练、搞训练、打比赛。

社区每年都根据孩子的年龄组织不同级别的比赛。教练大多由父母兼任,没几个真会踢球。有时,球滚到我的脚边,我顺便“高俅”一两下,技惊四座。于是,人们纷纷怂恿我当教练,我总是推辞,因为美国人只让孩子在踢球中玩乐,根本不在乎输赢。

后来,因教练短缺,可能影响到儿子踢球,才不得不当了一回助理教练。孩子们总是嬉戏打闹,不认真训练。某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秀了一脚“倒挂金钩”,人人(包括主教练)目瞪口呆,我趁机来一通“要赢球”的演讲。主教练顺势“让贤”,去给孩子们送喝的、递吃的……

我“夺”权后,按孩子们的特点,确定位置,各司其职。两个最差的队员,只有在我们赢3个球以上时,才让他们上场踢“前锋”——远离自家球门,爱干啥干啥。

于是,我们所向披靡,大家都认为准拿赛季冠军。但是后来,我到德国出差,主教练“复辟”,搞快乐足球,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

“不输在起跑线”的蛊惑已有些声名狼藉,为了反对减负,又出现似是而非的“警句”:“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现在不吃苦,将来准吃苦”。总之,就是想用“吃苦教育”来代替“快乐教育”。

毋庸置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适当地、适时地实施吃苦教育非常必要。只要吃苦教育的时机、形式、内容、目的得当,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和道德,诸如意志力、同理心、同情心等,大有裨益。然而,用吃苦教育反对减负,反对教学中的“快乐教育”,就文不对题了。

实施“吃苦教育”,必须注意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吃苦之目的。如仅仅是冲着考分去强化吃苦,诸如“要成功,先发疯”等,其弊端已见诸报端,在此不赘述。

第二,吃苦的内容。让孩子在学科知识上“不输在起跑线”而加压、加量,迫使孩子早学、多学,有害无利。

第三,吃苦的时机。即使目的、内容、形式皆正确,但若时机不当,也会适得其反。

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思维和行为受到大脑阶段性发育的影响和制约。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2~7岁孩子的大脑处于“前运算阶段”。此时,孩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缺乏反向的逻辑推理能力。比如,教孩子12+7=19,他可能可以理解,但孩子很难自己反向推算出19-7=12。因为孩子的大脑尚处在知觉集中倾向的阶段,他们只会凭着知觉能感觉到的东西,集中注意事物的一个方面,看不到事物的整体。

在这个阶段,把一大堆孩子大脑根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进孩子的大脑。结果会怎样?在“前运算阶段”就没少吃“运算阶段”,甚至“形式运算阶段”的“苦”,这不但会引起孩子思维发展滞后,还会引起各种心理问题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见证儿子的经历——中国孩子的数学甩美国孩子数十条街,但为什么国际最高数学奖(Fields Medal),美国斩获27枚,中国尚无收获?

过早浸泡题海,“苦”没少吃,但终点效果不彰。

美国到高中才有校际足球赛。想进校队的孩子可自愿报名,但得参加淘汰率很高的“淘汰竞争”的过滤。儿子上高一那年的7月16日,烈日当空,他与200多人参加了“淘汰竞争”。开始是两圈环校跑,接着是三组400米,然后是四组100米折返跑。

孩子们已累得歪七倒八,第二轮又开始了: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组100米折返跑……有孩子跑得晕倒、抽筋、呕吐。

后来,儿子参加了球队,进球第二多。但第二年要进球队,还得通过“淘汰竞争”。说是历史已成过去,竞争要从零开始。

大概儿子心里想,去年进8个球,队里还能少了自己?“淘汰竞争”走过场罢了,因而没认真准备。结果,这个进球第二多的队员,跑着跑着倒在地上……他被残酷地淘汰了。

一个嘻嘻哈哈,一个生死相搏。非常发人深思。

有人说,美国高中流传一个数字“4”:每天只睡4小时,喝4大杯苦咖啡,为的是获得4.0的平均分。从北大清华来美国攻读学位的,也普遍感觉极艰苦。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成钢除渣的冶炼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美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古谚被“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虽然翻译有点别扭,但抓准了一个“教”字。

鱼竿是器物,像鱼一样可以“给”他人;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给”的。“以鱼”说的是“给”;“以渔”无法“给”,只能营造一个环境和平台去“教”、去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