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悲伤的事情。︱刘德科

　　

　　文︱刘德科

　　很意外：昨天（4月16日），祥生控股董事长陈国祥先生病逝。无论他生前创办的祥生遭遇了什么困境，作为朋友，我们当然会涌出无尽的悲伤。

　　我们最近一次见面大约是一年前，他很高兴，用他浓重的诸暨口音说：现在祥生有困难，感谢你还来看我。

　　我们一起复盘了祥生困境的来龙去脉。作为朋友，我也很直接地跟他提了一些平常他不太听得到的话与一些可能并没有什么用的建议。

　　几天后，我恰好跟宋卫平吃饭，他说：你应该去跟祥生陈老板聊聊。当时宋先生还感慨说：停工容易复工难，你应该就此做一些社会调查，看看能不能梳理出一些可资参考的线索。我说，我刚刚已经去拜访过了。

　　现在，祥生创始人陈国祥先生溘然长逝了。在悲伤的同时，我们心底还是会关注：接下来祥生会怎么走。

　　或许，这个问题背后，是一个更大的行业性课题：民营房企如何摆脱家族企业的束缚？

　　在前些天的碧桂园业绩会上，二代接班的董事长杨惠妍女士说「碧桂园不是家族企业」，没想到现场提问者会反问：「那你凭什么坐在这里？」然后，全场沉默了一分钟。这可能是碧桂园史上最尴尬的一分钟。

　　那位提问者的反问，其实是设置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二代接班就是家族企业。

　　「非此即彼」是一种需要警惕的思维。摆脱家族企业的束缚，不意味着二代就一定不能接班。说实话，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中，碧桂园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已经算是完善的了。杨惠妍女士当然可以很谦虚地说：我坐在这里，正是得益于碧桂园拥有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祥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当然不及碧桂园。如今，祥生创始人陈国祥先生溘然长逝，祥生这艘仍在困境中航行的大船会驶向何方，又添了更多的未知数。

　　祥生创造过这样的奇迹：只用短短几年时间，销售额就从几十亿到破千亿。这样的奇迹，得益于那几年的大形势，也有赖于创始人陈国祥先生的战略眼光，更有赖于以产品力作为支撑。但后来就渐渐变了。

　　或许我们可以简要地总结：祥生的崛起契机，在于陈国祥先生把总部从小城诸暨搬到了杭州；祥生的转折点，在于陈国祥先生无法阻止总部从杭州搬到了上海。

　　祥生很可惜。

　　陈国祥先生病逝，是一件悲伤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