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夏衍：民国纱厂的每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女包身工的冤魂
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作家夏衍在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中感叹道，“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明明是纱厂工人，为什么夏衍要将她们称之为“中国奴隶”呢？
原因在于，这些中国女工受到带工老板、打杂、工头、上级女工和东洋老板的多重压榨，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一类人，她们是拿莫温（No.1的谐音，即工头）和小荡管们（巡回检查的上级女工）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
在这些带工头眼里，包身工们可谓蝼蚁不如。“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小福子、芦柴棒等女孩子就是包身工的典型，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夏衍
夏衍感叹道，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这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日本东洋纱厂中国工人的生存状态，为了卑微地活下去，这些包身工以三年包身费二十块大洋的代价，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托付给了饿狼一般的帯工老板们。而这些帯工老板将从这些包身工身上，压榨到两百多块大洋出来。期间，如果包身工们出现生死疾病，则一切悉听天命。这是日本纱厂的情况，那么同时期的中国企业又是怎样的经营状况呢？
众所周知，荣氏企业是民国时期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荣氏企业是指由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并以荣家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包括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在民国时期的纺织和面粉行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包身工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江苏无锡荣巷人，先世多以经商为业,但至祖父辈时，家境已经衰败，祖传家产几乎荡然无存。由于家道中落，兄弟俩尚在少年时代，便由父亲荣熙泰安排走上了经商致富之路。
荣宗敬(1873-1938)，又名宗锦，号锦园。荣德生(1875-1952),又名宗铨，号乐农。1886年，荣宗敬到上海，先后在南市的铁锚厂和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在森泰蓉钱庄任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三地的汇兑收解。1889年，15岁的荣德生也到了上海，在通顺钱庄习业，逐渐熟悉了钱庄的汇兑业务。
兄弟俩在钱庄的学业生涯，为他们一生事业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第一步。1896年，兄弟俩在上海的南市鸿升码头合伙开设了广生钱庄。到1900年10月，荣氏兄弟以钱庄盈利为资本，与人合伙在无锡筹建保兴面粉厂，于1902年建成投产。这个小厂的诞生，标志着荣氏兄弟投身近代工业的开始，奠定了荣氏兄弟“工商巨子”地位的基础。
钱庄
1905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伙在无锡筹建振新纱厂。1907年，振新纱厂开工生产。1915年，荣氏兄弟因为经营理念与大部分股东不合，拆股退出振新纱厂，在上海另行创办申新一厂。随着事业的发展，又相继创办了申新二厂。荣家企业自创立伊始，其发展速度远超同行业平均水平,“其扩充之速，为任何厂所不及”。
到1932年底，申新纺织系统完成了抗战爆发前的布局，实现了从一厂到九厂的扩张。在申新工作的职工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1000万元。1932年荣家九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1.0236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55圈。继“面粉大王”之后，荣氏兄弟再摘“棉纱大王”桂冠。
那么，荣氏企业中的纺织女工又是怎样的生存状况呢？从工人来源来说，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主。根据《荣氏企业资料》的介绍，试举两例：泰州人沈巧凤，1921年进入申一厂，进厂之前，家中无田地，生活困难，因此，一家便到上海。在本人进厂前，全家共有十口人，父亲和两个哥哥做皮匠，母亲做佣工。可见，沈巧凤一家之所以家庭困难，主要是人口太多，当然在民国时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民国纱厂
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只要怀上了孩子，一般都会生下来，因为小孩夭折率较高，能够顺利成年的较少。11岁时，沈巧凤和姐姐一起跟邻居女工进申新一厂当童工。再如常州人吴桂英，父亲原经营小糟坊，因亏本歇业，便做店员。13岁时父亲病故，次年父母病故，负债累累，生活困苦。父母死后，吴桂英便托人介绍进常州大成纱厂做工。1922年，吴桂英进入申新三厂做工。
工人的籍贯，以本籍工人为主，但无锡籍工人普遍占据一定比重。据申新五厂的职工阿英回忆，她的外婆是无锡人,曾是荣家的奶妈，没有文化，缠小脚，就因为与荣家的这层关系，她进了申新五厂当过抄身婆。后来“我的妈妈、舅舅、舅妈等都是我外婆介绍进五厂工作的,阿姨在筒子间。我的外公曾经被安排在五厂做茶房，后来他做不惯，就回乡下去了”。
还有一位容姓女工是无锡人，“我不是荣家的亲戚，只是同乡。....我7岁上学,读了2-3年。1927年我1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的姐姐在上海申新纱厂做老师，姐夫在其他厂做事，她家就住在申新坊。我妹妹在无锡没有工作。1945年日本人打到无锡时，我抱着5岁的儿子到上海，住在亲戚家。1945年我经亲戚介绍进申新六厂做记录工，当时我33岁,瞒了3岁,说30岁”。
关于女工和童工，荣氏企业的女工在工人中占大多数，并有一定数量的童工。棉纺织业大量使用女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由棉纺织业的行业特点和女工的生理特征、受教育程度所共同决定的。在犹如金字塔式的职业分层结构中,高居塔尖的管理层自然鲜有女工，而越往下女工密度越高。例如，1948年申新九厂有100个拿摩温，其中79个为女性。这数字不到工人总数的1.5%。
上海纱厂女工
纺织业中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英国的纺织工业发展最早，也曾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中国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时，很自然地把女工和童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在做工时间几乎一致的情况下，男工的最高工资要比女工和童工的最高工资高出几倍。而且，在女工务工的最初几年，工厂更不必全额支付工资，更是减少劳动成本的开支。
申九工人回忆:“我那时人小，很喜欢学，三个月就学满，有的人要六个月。学习期间，每天工资两角，救济会拿去一半，吃厂里的饭也要扣钱。学满后工资照‘亨司’算，不过救济会来的养成工都要打九折，三年后才拿全数。同时工资还要给救济会一半，这样也要三年。当时每天工资一般是三角到四角左右，但我们每期到手的只有一元二角左右。
在三年内不能自由出去，要出去，只有结伙一起到会里去。三年期满后才有自由。”尽管工资低廉，但这些工人的职业并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使得这些工人面临沉重的失业压力。“纱厂的惯例,开除工人是非常随便的，叫你走你就得走，毫无保障与代价的。”
事实上，在荣氏企业纱厂中，也存在着包身工。包身工制度起源于日商纱厂。上海当时就业中介市场并不完善，日商难以从正规劳动力市场招聘到大量的年轻女工，于是委托中国包工头到乡间招聘年轻女工。申新系统部分厂家也参照在华日本纱厂的办法招雇包身工。
抗战前的申新九厂，全厂约有工人三千余，包身工约占一千二百余人，由二十个包工头带领着。厂方在工场内分设养成区,这一期的养成工人多为包身工。申新一厂也有包身工，是由厂方通过包工头到苏北农村招来的。她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都分配在粗纱、细纱等几个部门。
民国时期工场童工
《荣家企业史料》就刊载了一份申新工厂包工头与包身工之间订立有包身契，其内容如下:
立自愿书人XXX,情因当年家中困难，今将小女XX自愿包于招工员XXX名下带至上海纱厂工作。凭中言明，包得大洋三十元整，以三年满期，此款按每年三月间付款十元。自进厂之后，听凭招工员教训，不得有违。倘有走失拐带，天年不测，均归出笔人承认,与招工员无涉，如有头痛伤风，归招工员负责。三年期间，该女工添补衣服归招工员承认。倘有停工，如教照补.期限XX年X月X日满工。满工后，当报招工员数月。恐后无凭，立此承记。
包身工进入工厂以后，与工厂并无直接的劳动契约关系，每一个方面都被包工头控制着。包身工的生活，并不像契约所写的那般顺意，而是充满了残酷和不幸。综合整理申新九厂几位包身工的回忆材料，可以一窥究竟。
包工头到乡下来的时候，是和我们讲好的：一共给家里六十元，第一年十元，第二年二十元，第三年三十元，一年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但实际上三年总共付给家里不过十五六元，衣服总共只有二套。发下来的棉衣，只有一尺一寸长，薄得可以照见阳光，鞋子也没有经常发，都是用自己忍饥挨饿省下来的点心钱买的，或者是家里做好送进厂的。
民国工厂那摩温
当包身期最终期满后，许多包身工事实上仍不能割断与包工头之间的联系。此时，工人不受契约的约束，有权持有她们的工资，但她必须支付包工头七八元的房租和伙食费。尽管如此，实际上她同以前一样，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和吃饭。不过，在契约期满后，对于大多数包身工来说，留在包工头那里，或许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尽管他们已经工作了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但她们依然少有积蓄。对她们而言，如果想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话，继续留在包工头身边可能是唯一适合她们的安排。
在包身工这种特殊且残酷的劳动雇佣制度条件下，包身工与包工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包工制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共同剥削工人的制度。它是由一些行帮头目或封建把头做包工头，招募工人，支付工资，工人即分属于若干把头统治”。
严格说来，包身工这个群体尽管在为产业工业工作，尽管属于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与产业工人群体在多个方面有非常大的区别。包身工是一个贫困群体，更是一个最令人同情的贫困群体。在包身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原始资本积累期间的血与泪，也看到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残酷本性。（彭忠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