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童年：为人父母的独生子女育儿实践中的游戏活动
伴随着中国社会开放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其微观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深刻变革紧密交织在一起。“独生子女政策”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及家庭并不会因此消失，甚至会逐渐增加。
“后独生子女时代”背景下，探究政策性独生子女特殊的童年生活在其个体生命历程中留下的印记。可为学界在新形势下，深入探索独生子女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和有益启示
八九十年代的儿童与当下孩子的童年生活之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两者的童年生活内容、生活空间、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都产生了巨大的变迀。游戏活动作为曾经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带给孩子在其他人生阶段难以再次体会的乐趣，促进儿童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发育，并在某种程度上模仿着未来的社会生活。
我们可以聚焦于儿童游戏活动时间、地点、玩具三方面的基本变化，体会到社会变迀下的童年。在描述和分析独生子女准备和步入父母角色阶段的生育意愿、角色定位基础上，本节将以日常生活中的游戏活动安排为切入点，聚焦独生子女具体的育儿实践。
儿童日常活动的空间多样化程度和时间多寡，对其活动伙伴、类型和内容的丰富程度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每个时代都存在着一系列的消极因素限制着儿童的游戏时间。开放之前，社会大多倾向将儿童“成人化”，从成年人的知识逻辑对儿童教育和规训，儿童教育制度并未完善和科学化。
开放之后，近现代教育观念和教育学者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引发从国家、社会再到父母对儿童重新认识考量，他们开始更加科学地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计划生育政策下催生的独生子女群体，更加深了家庭对子女的重视。
家庭规模小型化和新的家庭分工角色，让儿童在家庭中负责的“工作”变少，在游戏活动方面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同时还应看到，随着孩子成为“唯一的希望”，开始出现了家庭和社会精细规划童年生活的倾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密培养的育儿方式被家长，尤其是中产父母内化并加以实践，家长越来越认为儿童应该被教育如何游戏。伴随着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普及，教育产业的市场化，儿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被占据。
愈加繁重的课业、众多受成人监管的正式活动，开始驱逐原本儿童世界中的无组织活动和“自由”的游戏时间。这种科学教养渐成气候，并出现了低龄化、智育为主的趋势：传统家庭重视儿童启蒙的“竞争性”育儿方式，随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市场经济的活络而愈演愈烈，并在现代得以延续。
一项在北京开展的研究发现，早在2020年，0-6岁的儿童参与早教班的比例约为两成，２岁以内孩子接受早教比例为64.92%，2-4岁这一比例为63.4％。教育服务项目方面，中产家庭家长们主要会选择思维开发、启蒙认知、语言培训等课程项目，钢琴、英语、足球、演讲等活动占据了父母眼中孩子的“无聊”的时间。
儿童生活空间的去自然化也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开放以来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人们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生活空间被拆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并具有功能分区的区域，儿童的生活和游戏空间边界被界定凝固下来。独门独户的居住格局安排，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住在远离自然的地方。
独生子女的童年回忆中尚存在着河中摸鱼、比赛爬树的活动，他们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冒险”探索，发挥创造力。随着现代化单元住宅、非正式邻里交往的减少，熟人社会结构被破坏转变为陌生人社会。
再加上社会和父母对孩子遭遇周围环境危险的担忧，他们开始将儿童从隐藏危险因素的环境，转移到受保护和监督的空间和活动中：游乐园等正规游戏场所、少年宫、早教机构、成人规划的休闲广场公园、社区和商业街区等。
由此儿童进行游戏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边界被清晰地界定下来，家里和户夕卜、游戏场所和教育环境、成人空间和儿童空间等都被明显地区隔开来。如今儿童游戏活动的空间是被限定的：活动通常发生在结构化、组织化和专门化的空间中，父母需要时时掌握儿童的位置，保证子女在自己或者其他成人监护者的视线之内“安全”地玩耍。
日常活动空间的“孤岛化”，也使得儿童更深地嵌入到成人的世界之中。在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之初，研究者就已指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被成年人裹挟，缺乏符合自身年龄的亲身体验。
但在八九十年代渡过童年时期的独生子女，单位家属院、农村等封闭同质性的居住格局、亲密的邻里关系、尚未被加速社会流动和城市化破坏的熟人社会，为孩童们自主集聚同龄社交群体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对于当下的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而言，在家庭中孤立地被成人的包围的趋势更明显了。
此外单元化住宅隔绝邻里交往，现代化都市生活方式让紧密的儿童群体越来越难以形成.现代城市社会中潜伏的各种危险和诱惑，也让成年人不再放心孩子自主选择玩乐场地和游乐方式，将子女转移到自己可以监督的正规场所中，其中就包括家庭。
这便导致都市儿童，尤其是独生子女，学校之外的生活中与成人照顾者的相处和交往是更多的。和同辈平等自主玩乐的情境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这些情境对于人际交往、问题处理等技能的养成是息息相关的。
与他们的父母不同的是，当下的独生子女为人父母需要习得科学育儿知识和教育理念，因而他们认识到同辈群体交往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儿童社会性发展阶段中，伙伴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同辈群体间的交往会产生更多更丰富的生活情境，儿童身处其中，在应对情境中的矛盾和问题中获得成长。
即便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也处于为生计奔波忙碌的状态中，但独生子女或出于自身的经历体验、或出于科学育儿观念的影响、或受到科学化要求高家长参与度的公共教育体系的要求，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策略应对家庭情境中缺乏同龄伙伴的情况。
但不应该忽视的一点是，如今的同龄儿童群体形成集聚过程中，儿童背后的成年监护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交织在其中，甚至占据主导和引导地位。儿童生活深嵌成人世界中，很难独立于成人，自主地形成一个拥有自己的故事、规则、仪式和规范的共同体。
随着儿童相关科学研宄的深入，人们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认知有了极大的丰富。学龄前阶段儿童成长的环境和生活经验，被视为影响儿童早期发育以及未来成长的重要因素。传统社会中，父母不会理会所谓专家建议和科学指导，不在意自己的养育方式是否会对子女产生决定性影响。
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家庭和儿童观念的变迀，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儿童不再是劳动资源，父母尤其是母亲和孩子退守封闭的家庭。原子化的核心家庭失去了传承式的经验指导，势必要高度依赖专家知识和辅助机构。在国家和学校机构的推动下，早期的儿童科学研宄知识遗产成为金科玉律，科学育儿成为主流趋势，边缘化了其他方式。
育儿手册、科普读物、公众号文章、电视栏目中的专家，为父母提供着各式各派的科学育儿知识和理念。互联网媒体的迅速发展也有助于他们方便地获取养育知识与经验，让他们可以依照“说明书”指导自己对子女的照料和教育。
他们在养育过程中密切关注观察子女的成长发育，敏感捕捉孩子的“兴趣点”、“天赋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训练。例如在子女语言能力萌芽期间，采用玩具、绘本、识字动画片的形式，在亲子互动过程中达成能力锻炼的目的；建立“宝妈群”交流孩子成长和教育需要注意的事项，沟通养育经验建议。
育儿的科学性也体现在他们对子女游戏活动的安排上。科学研研究的结论大多将游戏活动与儿童的发展和学习联系起来，具有功能性和功利性，体现在社交、情感、身体、想象力、创造力、情绪、压力适应和认知技能的获得。
父母对子女的玩乐活动有了更多的控制和安排。Ｓ市丰富的科教教育性公共空间，以及机构组织的各类亲子导向主题活动，为父母的亲子活动安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现代都市中针对儿童的盈利性娱乐空间、有组织的正式活动也为父母提供了可以发泄孩子精力的去处。
在有限休闲时间内，家长的活动安排具有教育、成长导向，以娱乐玩耍为名，施以教育学习目的。注重兼顾娱乐性和教育性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他们对儿童游戏活动的认知理念：对儿童来说，学习和能力的发展是比随意单纯的玩耍更重要和更有益处的。儿童们的玩耍被家长们精心设计，受到了严密的监视、教育目的性较强等特点。
照顾和教育儿童是一项极其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尤其是安排孩子的游戏活动，承担陪伴孩子玩耍的玩伴角色。现代主流父职母职规范要求父母尤其是母亲，要全身心地投入和子女的关系中，满足孩子玩耍需求。
这对在职场中奔波劳累筋疲力尽的家长而言，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回到家庭中他们往往有“逃跑”的念头，“天使和恶魔的结合体”正体现了独生子女们面对心智未成熟、精力旺盛儿童的疲意和无奈。
基于此，疲惫的父母开始依赖资本市场中各类早教机构的帮助。他们会选择依据子女不同年龄阶段发展需要，将游戏任务或者说教育任务外包给市场，购买或长期或一次性的娱乐项目或教育服务，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例如家长会基于孩子身体发育需求选择运动体能类培训，希望通过音乐舞蹈、书法才艺等技能的开发陶冶情操，英语培训等智育开发课程成为必选。这些被规划和安排的游乐活动是成人“间接控制的教育实践”，几乎填满了儿童学龄前和课外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也可以看到，围绕着儿童成长发展的方方面面，资本市场基于逐利目的展开了无限度的开发。在教育市场化商业化高度发达的Ｓ市，商业教育机构会向父母提供面向各个年龄段儿童的培训项目，从认知能力培养到艺术特长培训再到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包罗万象。
教育资本化与受教育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共谋，在两者共同催化下，儿童照料不再只是基本的饮食起居，而需要更有质量的服务，早教逐渐融入到中产家庭的儿童照顾之中。中产父母会早早深谋远虑地规划，何时做怎样的教育投资以帮助孩子成长。
独生子女们在愈演愈烈的教育竞争洪流中成为父母，中产阶层“密集型育儿”等规范方式，形塑着他们对子女游戏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安排。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个体成长经历在养育实践中留下的印记，“指使”着他们进行文化反叛：比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更希望孩子有一个快乐安稳的人生而非脱颖而出。
独生子女作为独立的社会行动者，展现出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反叛”：他们试图逃脱所谓科学育儿知识对育儿实践的种种指导和规划。认识到父母以及家庭教育在子女成长发展中的有限性，父母不可能为子女规避所有风险。
拒绝以“儿童需要”为幌子达成自己的教育目的，让子女探求自己的真实需要；勘破优质丰富的玩具背后裹挟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陷阱。这也为中产父母和家庭摆脱愈演愈烈的竞争焦虑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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