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人文学科还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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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这个暑假，又有一群年轻人即将步入大学校门，如何选择学习方向成了重要问题。人们一贯认为大学的专业将直接影响未来的职业，但大学真的只是为社会输送劳动者的场所吗？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在《想象共和国》中，阿扎尔·纳菲西讨论了美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塑造了人们“注重实际”的取向？创造经济价值真的比培养理性的公民更重要吗？当前的人文教育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分享的书摘来自《想象共和国》，它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当下教育界的时髦流行词有些让人不快。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更高等的思考技巧”。学生都是“全球经济下的工作者”，需要“为就业和升学做好准备”。在这个科技友好时代，我们被告知学生都必须接受“数据驱动教学”，并且都需要成为“以依据为基础的学习者”，熟悉“关键学术概念”。然而他们的确需要想清楚—— “以依据为基础的批判性思考”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更多的事情，一位大学教授极富表现力地形容道：他们需要老师去“搅和他们”。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应该让学生舒舒服服的，应该给他们思考和求知的渴望，要求他们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单单抓着一支笔在纸上照搬“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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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批评者认为的，我们不是在应对一场由政策制定者、亿万富翁和商会共同参与的阴谋，而是在处理某种更险恶、更让人难以招架的事：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模式的产物，是一种态度，而坦白来说，它绝对是想做好事，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跟教育领域水土不服，新标准看起来就像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先生和他那些讲求实际的好朋友思想的结合，这是巧合吗？尤其是共和党，表现得像非要阻止奥巴马政府为少数人和穷人的教育提供资金不可，同时还要求大幅削减教育经费和全国人文学科与艺术捐赠基金会的开销，可恶至极，都不值得一争。据《高等教育》报道，在保罗·莱恩最近为2015财政年度提的预算案中，他“建议大幅削减众多国内社会项目开销，包括削减‘佩尔助学金’、学生贷款和研究经费的预算等”。
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斐逊·博勒加德·塞申斯三世（Jefferson Beauregard Sessions III）给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的临时代理主席卡罗尔·沃森（Carol Watson）去了一封信，问她为何要将资金耗费在毫无价值的项目上，他列举的例证如下：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24 953美元）
“我们为何对过去感兴趣？”（24 803美元）
“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我如何过上这样的生活？”（25 000美元）
“坏人为什么坏？”（23 390美元）
“什么是信仰？”（24 562美元）
“什么是怪物？”（24 999美元）
“人类为何写作？”（24 774美元）
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的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不想将资金浪费在博雅教育上，“我要把钞票花在给人们提供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这些学科的学位上……这样，等他们出了学校，他们就能找到工作” 。这怎么也成了奥巴马政府念叨的东西？他们本来不就很少屈尊去提自己的博雅教育建设吗？这样一种功利主义态度怎么会取代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体现的创造性的美国实用主义？公立学校，尤其是贫困社区里的，已经面临重重压力，打算舍弃音乐、美术、文学和所有跟人文学科沾边儿的科目。但政府那尚且值得称赞的目标一直是提高这些学校的水平，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机会。要是这些科目根本就没有跟科学和数学一起教，这个目标怎么可能实现？我愤愤不平地注意到，总统在上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意把人文学科省掉了，而数学、科学和工程学至少还有幸被提及了。
约翰·杜威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此外还有比尔·盖茨，这位慈善家的钱一直是重塑教育体制的一大要素。盖茨在一次对全美州长协会的演讲中，着重强调了用基于数据的衡量指标提高教育水平和降低中小学生教育开支的重要性，他提醒人们：“奖学金的金额跟那些真正给国家创造就业、创造收益的领域并没有对接得很好……好，过去我们可以这么说，没问题，对于这一部分，我们总体上就是要大方些。”他说，但是现在，我们应该问一句：“帮助提高就业和推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是哪一些门类？”他对这一设问的回答也许不言而喻，但是，听到他说出这番丧失灵魂的评论我们真该觉得惊奇吗？盖茨曾发表观点：捐钱给博物馆建新的侧厅而不把钱花在预防诸如失明这样的疾病上，在道德层面上就相当于说“我们要把百分之一的这个博物馆的参观者变成盲人”。
当然了，并非所有科技型企业家的想法都跟比尔·盖茨一样。对我来说，深入了解围绕着《共同核心》的争议后，这算是一个聊可宽慰的方面：我发现有许多科技领域的人对这种观点并不苟同，而且他们认为，人文学科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职业生活都非常关键。“单有科技是不够的，这已经写在了苹果的DNA里，”史蒂夫·乔布斯说，“是技术加上博雅教育，加上人文学科，才结出了使我们心灵欢歌的果实，而后电脑时代的设备比所有事物都更真切地体现了这一点。” 2005年，乔布斯面对斯坦福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发表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著名演讲，他敦促学生们去追寻自己的热情所在。他讲述了自己因为父母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而从当时正在上的学校辍学的经历。从此，他便跟着“好奇和直觉”走，尽管他一贫如洗，只能在朋友房间里打地铺，每个星期日晚上步行七英里穿过整个镇子去“克利须那神庙吃一星期一次的大餐”。他做的所有事都不是有意去追求金钱或成功。他并没有在往“为升学就业做准备”这条路上走。辍学之后，他反而偷偷去蹭了一些他感兴趣但似乎毫无用处的课，比如艺术字体课。他觉得艺术字体非常迷人——“美丽、带有历史感，富有某种科学无法捕捉到的艺术灵动”。后来他设计Mac的时候，这个兴趣又变得重要起来——Mac是第一台拥有一系列优雅字体的电脑。他告诉斯坦福的学生们：“你们得找到自己钟爱的东西。”他引用了《全球概览》最后一期中的话来作为演讲结语：“保持饥渴，保持一无所知。”
比尔·盖茨冒险一搏，史蒂夫·乔布斯亦是。他们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世人于其中学到的经验应该不是简单的“辍学离校”或“多上几节电脑科学课”，而是富有创新精神，跟从自己的热情所在——如苹果所说的，“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这种精神恰是《共同核心》非常缺乏的。
史蒂夫·乔布斯演讲视频截图
“有人知道如今美国高中里最流行的两种写作形式是什么吗？”《共同核心》颁布后不久，有人在一个问答会上这样煞有介事地问一群教育者。“不是个人观点阐述就是个人事件记叙。唯一的问题就是——恕我说得这么直白——这两种写作形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有一天你在这世上长大成人了，你会意识到，所有人其实对你的所感所想都不屑一顾。他们关心的反倒是，你能不能基于依据提出一个观点？在你说的、想的或感受到的东西后面，有没有你能展示给我看的可证实的东西？”
这一说法我们是从《共同核心》的主要策划人大卫·科尔曼那里听到的。这种傲慢气焰部分是来自他的自视甚高的心态，科尔曼常炫耀自己的罗德奖学金，以及耶鲁、哈佛和剑桥的哲学与英语文学学历，这些科目的教学或许存在着一些缺陷，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对塑造将来的企业员工不够有用。这可能就是学生们如今不用读莎士比亚的一整部戏剧，而只限于读一两篇演讲的一个原因，他们真让泰德·巴比特嫉妒。
《共同核心》的荒谬之处在于（因为已远远不只是讽刺了），它的主要构筑者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教育者。2011年在学习协会介绍大卫·科尔曼的时候，劳伦·瑞斯尼克说：“好吧，我们今晚有幸听其发言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设定全国标准的每一步，但是他在这行连一张资格证都没有。他从未在小学任教过——我觉得。你懂的，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他也从未编过一本学术刊物，但是我相信他写过学术论文。”
当真？你一定是在逗我！但是接着，科尔曼登场时愉快地认可了他的说法，他说他和新一套全国学校指导方针的其他带头制定者——
都是没资格参与开发共同标准的人，我们唯一的资格就在于我们对这一领域背后之依据的关注和掌握。换言之，恰是我们坚持，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单单说你想要或觉得孩子应该了解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你得拿出依据来支持它，坦白说就是因为我们确信，唯一把橡皮带进标准拟写室的办法就是带着背后的依据。否则，拟写标准的方法就是你把所有的成年人都放到一个屋子里去商量孩子应该知道些什么，那么结束会议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包含进来。我们如今在使用的典型的州级标准就是这样制定出来的。
在他的演讲中，科尔曼先生大量使用了“依据”这个词，这让我想起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一所实验学校里的校长、杰出的葛雷梗使用“事实”这个词的方式。葛雷梗要他的孩子和学生们只学习事实——数学和自然科学。他的学校禁止“奇迹”和“幻想”。“现在，我要的是，事实，”他宣称，“只教这些男孩和女孩事实。生活中只需要事实。别的什么都不培养，别的通通都拔除。”
好，对于一些确凿的事实，或基于依据提论点——21世纪版的事实——我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要好好评价文学作品或其他所有事情，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也同意科尔曼博士说的一点，这一技巧在大多数美国大学生的论文上没有体现，这是有问题的。但是他非要表现出这样的不屑和贬低吗？一定要由他决定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学习隐喻，同义词的概念是不是“深奥难懂”？我们难道一定要和他一样，相信没有人应该在乎他人的所思所感吗？
“在职场里，我们很少会听到有人说，”他说出的这句话令人难忘，“ ‘约翰逊，我星期五要一份市场分析，但在这之前，给我一篇写你童年的记叙文，要读起来引人入胜的那种。’”
好吧，我们都知道，博雅教育包含的内容比讲述童年故事要多，而且我不认为这是科尔曼想象的约翰逊或他的老板所面对的问题。要是约翰逊选择了一份他钟爱的工作，一个吸引他的、让他热情满满的行业——这会比把全世界的钱都给他更能保证他对工作的投入——可能他们双方都会好过一些。然而，不管约翰逊多长于赚钱，只因为国家给了他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子，就让他时刻准备为国家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会满意吗？或者在内心深处，他会不会认为，生活的物质方面比起诸如意义和成就感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可能是次要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是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创始理事，该实验室是世界上能量输出第二高的粒子加速器的所在之处。当他来到国会，申请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拨款时，他们请他为自己的要求阐明理由，解释一下这对国防有什么贡献。“这跟保卫国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说，“但它能让国家值得被保卫。”倘若约翰逊什么时候想研究这个国家的建国者对教育有什么要说的，他可能会觉得这句回答恰好适用。
在乔治·华盛顿卸下第一任美国总统之任并向国人致道别词时，他告诉他们，国家在这样一个好时代建立，他们应该觉得感恩，在这样的时代，他们能尽得启蒙运动余珍。大多数人得以从此前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中受益的时代到来了。这特权包括了受教育的权利，他所指的教育既包括科学教育也包括博雅教育，华盛顿简要地解释道，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推广科学和文学更值得我们资助的了。知识是公共幸福的基础，这在每个国家都是最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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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国者多半都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于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的赞助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建议把学习这些“死语言”作为“法律、医学或神学”从业者的主要课程。我现在突然想到，约翰逊要是想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创立根基，可能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洛克和西塞罗，而不是“信息型文本”， 比如由环保局发布的“建议保温水平”，又如加州入侵性植物委员会编撰的“入侵性植物详细目录”。我这么说不是要轻视环境问题，它的确是众多当下问题里的重点问题，我是想指出，假如你想让自己的孩子关爱环境，你需要教育他们，需要教给他们知识，而不单单是信息。
《共同核心》宣称希望给青少年逐渐灌输一种“批判性思考方式”，但只靠教学生解读信息型文本是培养不出这样的思考方式的。尤其是今天，只要敲几下键盘，谷歌一下，所有人都能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事的相关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甄别这些信息的细微差别，而有耐心将信息置于相关背景，或对真相足够客观、足够负责、足够热忱，不在意发现的结果对他们的信仰或短期利益可能会有何种影响的人，则少之又少。假如我们的孩子们一直未能学会如何批判地思考，你不能怪学校给他们灌输了太多诗歌或历史。其实远不是如此。你可以怪我们的文化，是它使自由思想变得代价高昂又无关紧要。你可以怪那些负担过重又拿不到应得薪水的老师，可以怪投入教育的公共资金太少，学科太少，对学问和老师的敬重太少；你还可以怪我们的文化太注重金钱、成功、娱乐，太注重将生活过得更轻松而不是更有意义。
托马斯·杰斐逊在一封给孙儿弗朗西斯·威尔斯·埃普的信中，建议他同时以希腊语和拉丁语“定期学习历史和诗歌课程”。这并不意味着杰斐逊不关心科学或公共生活的物质方面。远非如此。事实上，在1807年一封给乔·巴罗的信中，他写道：“人们渐渐对运河和道路比对教育有了更多的热情。不过我希望我们能以同样快的步伐超越他们。”他知道，要是长期没有全面的教育，就可能不会再有创新和进步，也可能不会再有运河和道路了。
我不是建议大家都去读拉丁语和希腊语，或者大家都去恢复开国元勋们的教育课程，但是在精通塔西陀、维吉尔、贺拉斯和希罗多德与阅读“推荐绝缘等级说明”之间，确实存在很大一段距离。《共同核心》的问题是，它把所有文本都当成了简单的文本。从奥维德、《葛底斯堡演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到环保局报告，它都要求用同一种方法教，这种实践枯燥而站不住脚，完全不考虑——这连巴比特都知道——一丁点儿“想象” 和幻想。
《超脱》剧照
想象一下科尔曼先生口中的那位勤奋的约翰逊，他听人劝告，决定不再烦躁地待在历史课堂上读指定的《葛底斯堡演说》（我猜应该是历史课，因为目前历史是重要性低人一等的科目）。他可能曾有兴趣知道，林肯的语言——这语言现在读来仍跟彼时一样鼓舞人心、让人心碎——是由于阅读了弥尔顿、莎士比亚和《圣经》的缘故才如此富有文采。唉，但是，倘若老师们一丝不苟地跟着《共同核心》制定者的指导方针走，林肯的后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了。而假如约翰逊能把历史课一直学下去，他可能还会了解到，走向平等与正义的每一步，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到更晚近的同性恋权利运动，都是受这同一种精神的影响（或许“感染”这个词才更贴切）。话语、理念——它们的力量可以相当强大，至少也跟数学和科学一样强大。它们推动着人们去梦想，去做超乎寻常的事。
如果希望孩子们能学习，我们需要的就不只是严格的指导方针和“基于依据”的标准；他们需要好老师。如果想要好老师，我们就必须对他们报以尊重和感恩，在学校课程的规划和实施上给他们话语权。尽管我没有研究过教育学，但我教学生教了三十多年，我不禁以为，将艺术、音乐和虚构文学从课堂上剔除，并不是锻炼创造力、鼓励革新或者培养未来的投票公民的最佳方式。“教师是一种人类所知的最崇高的职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如是说，他当时说的一席话如今听来是如此天真。他将教师称作“永恒的职业”，声称“政治或宗教给予我们的使命，都不如这份最基础的延展与强大人类灵魂之力量的事业来得更高尚”。
本文作者 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对外政策研究院的对话研究项目负责人。曾在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自由伊斯兰大学以及阿拉美塔巴塔拜大学教授西方文学。1981年因拒戴头巾，被逐出德黑兰大学。1997年，从伊朗到美国。
纳菲西因《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她获得的奖项包括克里斯托弗?戈勃朗基金会国际思想与人文奖、伊丽莎白?安?斯通勇敢女性奖、美国移民法律基金会移民杰出成就奖、俄克拉荷马大学杰出校友奖等。蒙特霍里约克学院、斯腾山大学、戈切尔学院、巴德学院以及拿撒勒学院等多个高校均向她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纳菲西的文章广受欢迎，多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新共和》等著名媒体。著作另有：《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反地域：纳博科夫小说的批评性研究》《比比和绿色的声音》《想象共和国》等。
◎隐秘的阅读所带来的“微小开口”，通往的却是极大的自由
◎关于家族与国家、政治与文学、反抗与革命、谎言与爱
◎一部精彩的家族回忆录，更是伊朗社会转型时期的缩影
◎在想象共和国里，所有理所应当的东西都可能会被颠覆
编辑｜艾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