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观察员对话香港学者：为香港教材“排排毒”
观察
过去十几年间，香港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包括2012年反国教事件和疫情前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参与者中，大多数是年轻人，甚至包括中小学生。这不禁让人发问，香港年轻人究竟在想什么？香港教育是否需要审视？
今天《近观中国》特约英籍观察员Scott高睿，到香港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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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通识科”
从2009年起，通识教育科与中文、英文、数学并列香港高中四大必修必考科目。通识课纲涉及“今日香港” 、“现代中国”、“公共卫生”等六大主题，下设议题内容极为广泛，鼓励学生辩证思考，“全面看问题”。
过往通识科果真达到如此目的了吗？高睿找到香港历史和教育学者何汉权校长了解情况。
国史教育中心（香港） 何汉权校长：当时通识教育设立的起点和构思是，学生应该培养他的批判能力。但是可想而知，当你对事实的掌握很不全面的话，让一个高中学生达到课程目标希望获得的批判能力，这是危险的。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它就集中批判，改革开放怎样造成污染，导致劳工的辛苦等等，用放大镜不断放大它，影响香港的学生乃至老师。相反来说，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乃至我们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么伟大的成就，当时的通识教育科是绝少提及的，出题目的人也极少去出这样的题目。这十年的试题库中，有三分之二的题目都是批判完之后再批判，然后下一步还是批判。
从2012年反国教事件到2014年非法“占中”，从2016年旺角暴动到2019年反修例风波，香港社会经历了一波波政治动荡。参与者中，做出极端行为的，大多是年轻人。
有一种声音认为，通识教育是使香港年轻人国民身份认同感淡薄、行为激进的祸首。在过往香港出版的通识试卷和教材中，美化“占中”，仇视香港警察，正义化“嘘国歌”，“驱赶内地游客”等行为的内容，屡见不鲜。
高睿：改革之前，通识科的内容框架由谁设定？如何设定呢？
何汉权校长：2009年上马通识教育科，都不准有教科书。后来好一些，大概五六年后，准许使用教科书，但是没有规定你用什么教科书。他们当时觉得大众媒体有大把教材，但1997年之后有一些媒体，它本身的立场就是“反中反共”的。使用这些媒体代替教科书，你可以想象它的危险程度。通识科无边无际，我有一句话，当时教通识科的老师都很惨的，叫做“天天新款、日日折旧”，老师哪有时间去消化这么多呢？批判中国的观点他拿到了，批判西方的观点他没有拿到或者拿不到，再加上他个人的立场、个人的意识形态，就会对学生造成误导。
2020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根据通识教育科课程宗旨和目标，精简课程内容，巩固知识基础，优化教材和考试安排，并冠以新的科目名称。
2021年4月，教育局公布高中4个核心科目的优化内容，其中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公民科课程由“‘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和“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三个主题组成，让学生通过学习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的议题，建立坚实和广阔的知识基础，培养慎思明辨、理性分析和解难的能力，并认同国民身份和发展国际视野。
高睿来到香港孔圣堂中学实地探访，问问香港的学生们对于公民科的真实感受。
高睿：通识课和现在这个公民课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香港学生：之前上通识科的时候，我学的时候是不断地抄东西，就是不断抄抄抄，说的也是香港社会的资料，但是公民科就会有趣一点，你会多了很多课外活动，更多的是你通过亲身体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
香港学生：通识科之前，着重于香港的时事方面， CSD公民与社会科就是着重于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我记得内地有一家酒店是无人酒店，让我最震撼的就是在订房、入住和离店都是由机器人完成，让我觉得感觉好惊奇。
莫玉玲是教授公民与发展科的老师，所教的是香港孔圣堂中学中四（高一）的学生，对于学生们的变化，莫老师最有感触。
高睿：你认为学生们对中国内地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
莫玉玲老师：我的学生对于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最有兴趣，在我教学的资料里有一项是中国近年着力栽培270个年轻的科学家。我的学生也会问，这270个航天或者科学家，他有没有考虑到香港，也会容许我们香港的学者成为这个航天科技的人才？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和内地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了，同学们更加着眼于究竟目前国家发展的重点会是在哪里，这个就是我看到新课程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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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弹不得”的国民教育
高睿：国民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是香港社会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何汉权校长：英国人殖民香港是15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他管制的道理就是为商业利益，它是不会思考怎样培养身份认同的教育。正如钱穆先生所说，“香港它只有市民教育，就没有国民教育，更加不想你有什么身份认同。”“国民教育”这个关键词什么时候开始呢？确实是1997年之后提出国民教育，但是当时落实不了，特别是英殖遗留下来的官员都无心落实，他们的心根本不向着法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钻“一国两制”的空子，他不管你“一国”。像升国旗这么有象征意义的教学行为，都是《国安法》之后才终于规定的。因为政府不会推，民间就有样学样，所以令到国民教育“动弹不得”。
中国历史科通常被认为是国民教育的重地。然而在九十年代初的教育改革中，中史科在香港中学阶段失去了必修课的地位，直到2017年才宣布在初中阶段恢复。目前高中阶段仍是选修科目。
高睿：近年来，香港中学所用的中国历史科教材也时常被指歪曲事实，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何汉权校长：出现“鸦片战争是英国人想帮中国人戒掉鸦片，所以发动鸦片战争”这个说法，其实是这个老师有问题，不是课程有问题，中国历史的课程问题在哪里，在于出卷。比如有一年出的考卷，出卷人居然说“1900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是‘利大于弊’”，然后叫学生评。怎么可能是“利大于弊”呢？这个出卷就是课程发展署把关（的问题），他坏，出卷人也坏，坏上加坏。然后经过媒体报道，就会有一个放大的效应，让国内认为，是历史科本身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那如今的中国历史科是如何上课的？香港学生们对于中国历史科究竟兴趣如何？屡屡引发争议的香港教科书又是怎么编写出来的？请收看7月9日晚22:00播出的《近观中国——探访香港教材“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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