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宪：对素质教育、品味和修养的追求，是上海教育的特点
实施现代教育以来的150多年，上海一直走在全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不断创造着教育上的“第一”，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教育的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观念和思想的重新调整、建设和启蒙。而上海，每每在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能够提出反映大势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成为教育创新的策源地。
和全国其他省（市、区）相比，上海教育的基础文脉并非最为厚重。上海如何从一个不占优势的区域迅速崛起为教育强势发展的区域，并扮演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角色？《上海教育史》（四卷本）（以下简称《上海教育史》）试图从历史溯源，厘清上海教育发展的根叶枝脉。这是一部上海教育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共分四卷，首次向读者呈现一部相对完整的上海教育历史。
在新书出版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上海教育史》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听他讲述上海教育历史发展的古往今来，以及对于教育现状的建议和未来展望。
《上海教育史》（四卷本）总主编杜成宪
【对话】
澎湃新闻：
《上海教育史》首次呈现了相对完整的上海教育历史，当初是因为怎样的机缘决定编写这一部书？
杜成宪：
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市政府提出“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发展目标。大概2002年，当时担任上海市教委主任的张伟江教授曾告诉我，希望编撰一部完整的上海教育史，他认为应该有一部和上海这个城市相配的教育史，应该知道上海教育的由来。他还希望建一个上海教育博物馆，为上海教育留下历史足迹。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育史教研室接受了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教育史志办公室的委托，开始了“上海教育史”项目的研究和编撰工作。
另一个契机是，大概199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级重点课题是“地方教育史研究”，发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来各撰写一部自己地区的教育历史著作。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教育史”这个项目立项了。
正式的编纂工作大约在2003年开始，全书各卷大概从2008年起陆续交稿，出版社就进入了编辑程序。由于是将上海教育历史写到开始撰写的年份，很多事情还在继续，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考虑，出版社投入强有力的编辑力量处理书稿，经过多次修改打磨，很多地方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最终书今年才出版。
《上海教育史》（四卷本）
澎湃新闻：
在这部书中，有哪些值得一提的亮点？如何通过这部书呈现上海教育历史发展的全貌？
杜成宪：
第一点，写出了一部从古代到世纪之交比较完整的上海教育史。
目前我们也做了初步统计，包括台港澳在内，已有地方教育史著作出版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区26个，其中将近20个是单卷本，少数是两卷，个别是三卷，也有三个省（市）写成四卷，分别是山东、上海和重庆。不同的情况是山东教育史古代部分占了两卷，山东教育史古代部分编写起来有优势，孔孟之乡嘛！
我们这套是“厚今”的，不是我们有意薄古厚今，而是和上海这个城市教育发展实际情况有关系。上海城市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就是近代以来发展得非常出色。所以我们还是尊重了历史事实。
第二点，我们尝试写出上海教育发展的特点、上海教育的角色和精神特质。
上海教育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是晚的，但是后来崛起得非常迅速，而且成就非常高。这和全国其他所有区域的教育史研究成果都不一样。这点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地方。既然上海教育是这样的特点，我们就觉得应该把特点写透。我们用四句话概括上海教育历史的特点，上海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是教育思想的策源地，是教育探索的园地，是教育交流的窗口。最后，精神特色。上海教育的精神特色是善于学习、兼容并包、务实有效、求新求变。这是我们认为我们作出的微薄贡献。
澎湃新闻：
在撰写不同的分卷中，遇到哪些难点？哪一部分带来的挑战是最大的？
杜成宪：
在撰写过程中，各卷有各卷的难处，最大的改动主要集中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一是对于“文革”的立场和评价比较难把握，因此经过反复打磨。二是对于人物的撰写，许多为上海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育家还在世，史书编写有一个“活人不入志”的原则，是否要把他们加入我们的书中，大家也反复争论过，有很多顾虑。
在古代卷中，面临的问题是相关资料很少，搜集素材的过程很艰难，和山东、重庆等地相比，上海在古代教育史上先天处于劣势。因此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难处，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改进。
澎湃新闻：
从历史的角度，你觉得对上海的教育发展产生关键性影响的有哪些因素？上海教育是如何成为中国教育领头羊的？
杜成宪：
这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示范效应。
上海文化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人们常以“海派文化”名之，海派文化的核心在于包容和多元，称上海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并不为过。同时，海派文化的特质尤其在于它的边缘性。意味着它远离核心文化区，也意味着它处在不同文化的接壤、交汇、融合之地，甚至意味着它的区域文化归属的不明确，这也造成上海的文化精神较少框框、较为务实、较为灵活、自行其是等特点。当上海开埠，西方殖民势力东来而在上海形成英、美、法租界，西方文化也渐次侵润进上海地区，将西方近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带来上海。类似的区域文化特质表现在教育上，促使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领跑者。
其次，是即时效应。
上海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学习表现得十分敏感、迅速，追求时尚成为上海城市的风气，也逐渐养成上海人喜好追逐新鲜事物的习惯，并从关注日常生活发展到关注文化教育。西方国家出现的教育，时隔未几，就会出现在上海，几乎可称同步。
第三，是间离效应。
作为历史地形成的五方杂处之地，上海的城市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形成较为疏离的空间，即不同籍贯、区域、文化、民族的个体和人群可以在此共处，自行其是而能相安无事。这种因间离而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成为新教育思想和教育新事物得以产生和生存的理想土壤。
第四，是辐射效应。
上海作为商业城市，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又四散开去；尤其是开埠后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上海城市的流动性与旧时不可同日而语。城市流动性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信息量的急剧增加，这使上海事实上成为一个信息“高地”。近代以来，有关教育的新信息不断地从海外汇聚于上海，又向上海周边地区乃至距离更远的内地发散出去，使得上海成为信息的聚合地，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
另外，上海对待文化和教育没有很功利的态度。
上海人对于教育向来是“以无用为有用”的态度，在今天，这样的态度似乎有些丢失了。对素质教育、品味和修养的追求，是上海教育的特点，上海向来反对填鸭式的训练，反对纯粹以学习成绩评价一个学生的高低。同时，上海教育的务实之处在于能够密切联系社会的发展，用教育反映社会的需求，对公众意识非常重视。这对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素养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澎湃新闻：
如何看待上海职业教育在历史上的发展？上海是否在此方面具有优势？未来如何发挥这样的优势？
杜成宪：
上海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策源地，当年在上海率先创办的一些职业教育机构，在历史上发挥了培养工商业人才的重要作用，百年后的今天仍旧保持着青春。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行职业教育，标志着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端，也是职业教育思潮的第一次高潮。之后陆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形成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职业学校，如逸夫职校、华山职校、振华职校等。
上海目前的职业教育优势体现在：服务上海建设“五个中心”的目标，实现职业教育的定位转变和专业转型。回应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进行专业调整，撤停传统专业，开设和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国际金融、大数据、学前教育、医疗护理、现代制造等专业；建立人才培养立交桥，如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高本贯通，形成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一体化培养体系；积极在培养目标、专业建设、课程教材内容等方面，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而在一些强势专业和学校，形成中国标准输出国外，如建筑业职业教育。改变了职业教育的内涵。
未来上海要继续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还是要继承从黄炎培起，在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积极回应上海城市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进展、新挑战。
澎湃新闻：
在完成这部书的编纂后，您对上海教育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杜成宪：
首先，上海还是要保持原有的优良传统，继续在素质教育上发力，不能走到一味追求成绩，忽视素养的功利道路上去。另外，我们是在为一个未知的社会培养人，在未来社会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值得好好考虑，希望能通过合理安排课程和培养内容，让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第三，上海应该继续将目光投向世界，观察世界教育还有哪些新趋势。通过打开世界之窗，吸取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坚定走开放的道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提升上海教育的整体水平。
澎湃新闻：
未来是否有后续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能否向我们透露其中的部分内容？
杜成宪：
这部书写到2002年，但在近20年来，上海教育的可圈可点之处其实不少，例如新课程改革、高考改革等。这些年来，上海的高等教育也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实力强劲的普通本科，这都是未来值得书写的。
还有一些，是我们现在关注和重视不够的，例如上海的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等，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上海人的务实，使得职业教育在上海具有优良的传统，这样的传统，现在好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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