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促进步,详解古代帝王的“经筵”,皇帝的成长有一半功劳归它
经筵就是给皇帝讲授经史的讲座,或者说是皇帝学习经史的课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经筵类似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读书班。
读书班的讲师是各路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而古代皇帝经筵的讲官则是博士、侍读、侍讲学士等。
汉武帝时,用丞相公孙弘之议,特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除面向皇帝、皇室及大臣子弟外,也向太学生授课。
《后汉书·张酺列传》中就记载有尚书博士张酺给皇帝经筵讲经事。
据《后汉书》本传及唐李贤等注,张酺的祖父张充可能就是尚书博士(因张酺从充受《尚书》),少时与刘秀曾同在京城长安学《尚书》。
刘秀当上皇帝后,欲“求问充”,惜“充已死”。
张酺给明帝、章帝、和帝三代的经筵长期当讲官,张酺的儿子张蕃亦侍讲于和帝,曾孙张济则侍讲于灵帝。
《后汉书》本传称“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
该本传关于他为汉明帝、章帝父子两代明确讲经的史实主要有两条:
永平九年(公元66年),显宗(明帝)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自酺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常言:“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东狩巡,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章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待,莫不沾洽。
从《后汉书·张酺列传》的这两条记载并及本传的其他文字,可以看出古代经筵及皇帝学习的一般情况,挑重点罗列如下:
1、古代皇帝大多重视学习,重视继续教育,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界。
2、古代经筵(皇帝的读书班)制度,应该自汉明帝始。经筵的地点不拘泥于京城皇宫,随皇帝巡行,也可移至地方。在地方开设的经筵,可以吸收当地经生与官吏旁听。
3、皇帝带头尊师重教,以此推动皇室子弟及臣子乃至百姓的读书热潮。
4、汉武帝之后的皇帝确实是以儒学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或核心统治思想。所谓“独尊儒术”,当不是虚言。
5、经筵讲官多有正气,往往借讲经之际古为今用或借题发挥,向皇帝谏失指弊,建言献策,而皇帝也欣然接受,未有抵触。这情形,有些类似于今天政府参事与政府首长的关系。
据《文献通考·职官考八》的记载,唐玄宗时专设集贤殿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入内侍读,待以师傅之礼”,入宋后延续此制。
宋仁宗时又设崇政殿说书,三者皆掌讲读史书,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
宋神宗初,《资治通鉴》编成,神宗此后常开经筵,令编者、翰林学士司马光讲读。
司马光在神宗为其序后写有一段话:“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
这说明神宗迫切希望尽快了解历史上兴亡衰替的历史经验,故令司马光充任讲官,及时讲读。
《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引叶梦得《石林燕语》介绍了宋代经筵讲读对讲官的礼遇: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日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时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这段记载表明,自宋仁宗乾兴(1022年)以来,经筵讲官除专职者外,还有他官兼者,故对讲官不再以师道论之。
但毕竟是为皇帝提供知识“考释义理”的顾问,仍待以较高礼遇,未有怠慢。
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改制后,更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而以侍从以上兼侍读、侍讲,至南宋则多以台谏官兼任,使经筵讲官纯以他官充任,不设专职。
元朝承宋制,亦开经筵,至元泰定帝(1323年-1328年在位)大盛,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皆令听讲。
至元末顺帝(1333年-1368年在位)时期却废除了经筵,入明后又以恢复。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诏定经筵为制度,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定期于京城文华殿专为皇帝讲经,朝中众大臣陪听。
讲读官先讲“四书”,后讲“五经”,或读史,这叫“日讲”,又称为“小经筵”。
杨慎(升庵)在嘉靖初曾任经筵讲官给皇帝授课。到了明中叶以后,经筵时断时续,逐渐式微。
入清后,朝廷重开经筵,设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讲官满汉各二人,由高级官员及翰林充任。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每年春、秋两季经筵之后,按日进经,春讲至夏至日止,秋讲至冬至日止。
顺治帝、康熙帝甚至还请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讲授西洋知识,特赐其“通玄教师”(后改称通微教师)称号。
到了乾隆以后,皇帝日惰,经筵也很少开了。
而乾隆以后,中国封建王朝便进入衰落期,其成因固然很多,但皇帝自身不注重学习,或许也算是一条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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