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争：素质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教育规则将如何改写？
导读
精英教育与素质教育各有各的“痛点”。事实上，无论是精英教育的痼疾还是素质教育的走形，归根结底都是教育的“常青藤共识”惹的祸。
教育不断变化。
今年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2022年前全面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与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命题要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高校人才选拔要求为依据，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省份不再制定考试大纲。”
不仅高中阶段的考试大纲取消，近日，教育部印发重磅文件，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
这再次引发争论。没有了考纲考试是否更难了？素质教育之下，寒门出贵子是否更不容易？
教育焦虑最终成为全民焦虑。
教育模式并非一成不变
教育之争实质上是人才培养模式之争，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更容易通向成功？
事实上，成功的教育模式因人而异，更因时代发展的阶段而异。
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非常态的发展环境下，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等多方红利的叠加，时代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成功机遇。
此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囿于保守的书斋生活中，情商、胆识、灵敏的市场嗅觉等素质成为决定成功的关键。
这个时期，中国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而且影响力巨大的商业巨贾、经济奇才、企业领袖。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极具冒险精神，敢打敢拼，百折不挠。
典型如鲁冠球，初中毕业，铁匠学徒出身，后来创办宁为公社农机厂，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万向集团；又如宗庆后，初中毕业，从茶场、农场开始做起，1989年成立娃哈哈食品厂，后逐步搭建起娃哈哈商业帝国。
而放眼国外，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辍学创业者的成功也恰逢美国互联网的崛起阶段，为了赶上信息时代的潮流，他们毅然决然地退学、创业，可以说，时代机遇与个人素质成为他们成功的底色。显然，这样的成功可以复制，但不能粘贴。
如今，当各项红利消散，技术突破进入微创新、小创新阶段，合规已成为“新常态”，种种迹象都使得过去的成功模式已难以延续，草根逆袭已成奢望，此时，似乎精英教育才与成功呈正相关。
在今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中，共有21位40岁以下的青年富人，学霸人设成为创富“标配”。
其中，海外知名院校6人，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也各自贡献了多位年轻富人上榜。
如旷视科技CEO印奇出身于每一个清华理工科生向往的清华“姚班”；
柔宇科技的刘自鸿17岁获江西省抚州理科高考状元，21岁获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学士，23岁获硕士学位，26岁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拼多多创始人黄铮1998年被保送至浙江大学王牌学院竺可桢学院，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
趣头条创始人谭思亮本科在清华大学自动化工程系学习，硕士攻读中国科学院的人工智能工程；
美团王兴的“小伙伴”穆荣均，与王兴同是清华学霸……
在常态社会下，精英教育或许仍然是普通人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获得财富增值的一大筹码。
精英教育与素质教育孰高孰低？
由此来看，成功的教育模式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那么未来，精英教育与素质教育究竟孰高孰低？
就精英教育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等同于应试教育，可追溯至科举制度，这种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寒门子弟的福音，由此也诞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改变命运”等说法。
发展至今，在升学的“指挥棒”下，精英形成了一整套价值观、精密严格的教学模式，既有冗长的考试链，分布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线上，其时间跨度长达25年以上，纠缠着人生三分之一的岁月；
在考试链周围还环绕着外语考级、计算机考级，以及各种成人的职业考试、职称考试和行业证书考试等，由此形成了庞大的考试网络。
在“以分数论英雄”的升学枷锁之下，学校俨然成为“魔鬼式训练基地”。
正如一位中学校长的开学致辞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卸其QQ，封其微博，删其微信，去其贴吧，收其电脑，夺其手机，摔其iPad，断其Wi-Fi，剪其网线，使其百无聊赖。然后静坐、喝茶、思过、锻炼、读书、练字、明智、开悟、精进，然后必成大器也。”
家长也越来越向“狼爸虎妈”靠拢。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种种高压手段来要求孩子努力学习的家长不在少数。这场不断升级加码的“军备竞赛”早已透支学生心理底线。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对北大新生的普查显示，超过30%的学生厌学，超过40%的学生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甚至生无可恋。填鸭式教育对创新力的扼杀更是饱受诟病。
铺天盖地的作业，耗尽了学生的所有时间和精力；一天天枯燥乏味的教学磨灭了学生对自然世界的探索热情……
也正因如此，有学者将此种教育模式称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
素质教育只是“看上去很美”
与精英教育不同，素质教育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综合素质发展，似乎更符合美国大法官沃伦所阐述的教育理念：“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更成功地找到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
在我国，素质教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便被奉为“教育圣经”，然而发展至今，素质教育也只是“看上去很美”。
一来，素质教育不断呈现出应试化趋势。
琴棋书画、多才多艺是全面发展培养孩子的有效途径，也是对文化教育的有益补充，符合素质教育宗旨。
然而，且不说，在包罗万象的培训班中，无资质、不负责的“草台班子”比比皆是，再加上，制造家长焦虑、违背孩子意愿、带来攀比歪风等问题层出不穷，素质教育俨然沦为变相的应试教育。
二来，烧钱式的素质教育下，寒门只能是牺牲品。
从钢琴、书法、绘画、舞蹈，到各种夏令营、游学课程，这些日益丰富的素质教育体系让烧钱向着无底洞越行越远，无怪乎诸多父母感叹“养的不是孩子，是台碎钞机”、“月薪3万，还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
在美国，有助于被名校录取的素质早已不是常见的平民化项目，而是马术、帆船、击剑等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
显然，高大上的素质教育，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说仍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哈佛大学曾对2021届的半数以上的新生做过一项背景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0%的新生都来源于富裕家庭（家庭收入超50万美元）。
在这种变味的素质教育体系下，反而更容易滋生寻租空间。哈佛、耶鲁这类顶级名校并没有明确的分数线，而是以极富“弹性”的标准来录取学生。
然而，一旦需要“综合考虑”、“酌情录取”必然意味着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熟悉游戏规则的家长和学生便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今年美国招生舞弊案即为明证，如乔治城大学的一名网球教练收受贿赂270万美元，在2012年到2018年间陆续为校队招来了12名“假特长生”。如此来看，跑偏了的素质教育，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教育“乌托邦”。
教育的游戏规则将全面改写
显然，精英教育与素质教育各有各的“痛点”。
事实上，无论是精英教育的痼疾还是素质教育的走形，归根结底都是教育的“常青藤共识”惹的祸。
正如金融界皆以“华尔街共识”为圭臬，教育界也一向唯“常青藤”等名校马首是瞻，学生怀揣名校崇拜，学校也纷纷模仿“常青藤”的素质教育理念。
然而，在中国，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竞争的日益激烈注定了精英教育、应试教育必然存在，而工业经济行至尾声，新经济全面爆发又意味着素质教育所培养的创新性人才更符合时代需求。
于是，成绩与素质似乎成了“鱼与熊掌”，整个社会也陷入一种两难：
专家一边将大学“臭骂”得酣畅淋漓，一边研究“应试技巧”；
学校一边高举“素质教育”的口号，一边为了升学率大搞“军备竞赛”；
家长一边不遗余力地攻击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应试工厂，一边为了学区房上演现实版“孟母三迁”；
学生一边痛恨考试，一边拼命刷题，只为“考一所好大学，拼一个好未来”。
而事实上，未来，信息文明的全面登台让以学校为中心的垄断式教育不复存在，教育的游戏规则将全面改写：
一、从小教育到大学习。
小教育是学校的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师的教育。大学习是全民的学习、终身的学习、全社会的学习。当学习不再止步于学校，对成功的判定也不再是片面的精英或素质。
二、从同质化到个性化。
对每个人不同的的天赋、潜能和个性、兴趣来设计个性化的课程，学生可以自己设定学习目标、学习计划，设计测评的方式，并在学习过程中在外界的支持协助下进行自我管理。
此时，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在自由教育中，学生是一个有无限发展潜能的个体。”
三、从封闭到开放。
当科技革命浪潮推倒高校的“围墙”，不但全世界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全球顶尖大学课程的学习、测评，学位认证也将转向对课程的认证，应试教育的前提不复存在。
届时，当“素质”高低与“应试”与否不再相关，教育模式之争也就随风而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