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佳绩，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开拓之功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国家安全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有发挥出质变的功效。相比之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中国也实现了从文盲半文盲大国向教育大国的历史性跨越。需要指出的是，民国与新中国分别处于高等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脉相承而非相互对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佳绩，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开拓之功。因此，当后人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阔步前行之时，不仅应当对先贤的曲折探索报以“了解之同情”，更应当对他们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人才产出

　　(一)失业现象严重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原本属于稀缺资源的大学毕业生却大量沦为失业人群，从而产生了人才缺乏和大学毕业生过剩的悖论。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就认为:“大学毕业生如此之多，至于没有出路，论到真真做起事来，处处感觉到专门人材的缺乏，因此有很多人主张少办几个大学。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过剩，虽然是社会事业的不发达，需用大学毕业生的机会太少，但专门人材的缺乏，便不能不说是大学教育的失败。”为了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官方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930年，教育部针对“国内外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生，亦多陷于失业状态中，而酿成种种堕落、卑污现象，且亦埋没国家人才”的现状，拟定了救济方法8条，包括组织各学科荣誉学会、给予优秀学生奖学金、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试用岗位等。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1933年和1934年两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失业毕业生人数高达9622人。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各大学毕业生愤而组成“职业运动大同盟”，向政府请愿。失业学生在宣言中痛陈，“三十年来，政府及社会人士，但知广设学校，造就人才，而如何安插统计，则无人过问，甚有以教育为营业，视学生为商品，滥加制造，不计销路，以致人浮于事，学失所用，用非所学，槁项黄馘，老死窗牖者，不可胜数。……‘大学毕业即失业’，在今日实为至惨痛之口语，极普遍之情形。”面对舆论压力，官方不得不再度提出解决方案，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学术工作咨询处，作为人才调剂机构。

　　

　　然而，这一机构的业务范围仅仅限于登记、调查和介绍等方面，无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成立两年来，虽有2025名大学毕业生前来登记，但只有195人获得了工作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大学生的不满情绪再一次爆发。1936年，北平大学生又成立了“服务运动大同盟”，作为两年前请愿运动的延续，他们明确表示:“我们要求解决的，不是口头允诺的咨询处和介绍所的成立，而是分发任用，给予工作，要求毕业文凭兑现。”鉴于严重的失业危机，教育部决定在南京创办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招收最近三年的大学毕业生1000名进行短期训练，实习考验合格后按照成绩分配工作。结果，报名者高达4000人，超出原定名额的三倍，其中还包括留学生200余人。

　　

　　综合地看，民国时期出现的大学生失业现象，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脱节，无法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其二，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能力和就业意向无法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其三，人才选拔和任用机制不健全，难以为年轻学子开辟广阔的就业渠道。正如历史学家郑鹤声所言，“数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破产，失业问题，形成最严重之社会问题。身受高等教育之大学毕业生，自亦不能例外，所谓‘大学毕业即失业’一语，已成为极普遍之口号，考其原因，除社会经济破产，教育本身不良外，则政治机关之未臻完善，人才登庸之未循正轨，要亦使大学毕业生无出路，而使职业问题日趋严重化。”

　　

　　(二)应用人才匮乏

　　民国时期，就在大学毕业生为失业问题叫苦不迭的同时，社会上又为应用人才的严重匮乏而焦虑不安，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高校招生存在专业结构失衡问题。在很多年份，文科生占比都超过70%，其中又以文、法两科为主。上述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极为不利，国联教育考察团就指出:“若自然科学与工科萎缩过度，法科，文科，政治科学发达过度，则不论由学生个人或国家全体之观点而论，皆为极不幸之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矫正文法教之畸形发展，注重造就多数之实科人才”，官方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政策调整:其一，增设实科学校及院系。主要包括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牙医专科学校等国立院校，勷勤工学院、四川农学院等省立院电影蜜蜂校，以及一些私立实科院校。同时，安徽大学、东北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增设了实科院系。其二，限制文法科院校及招生规模。这种做法使文理科之间的招生差距逐渐缩小，1935年度，实科新生的人数首次超过文科，占比51．2%。其三，增加实科留学生比重。自1933年度起，实科留学生的比重连续三年维持在50%左右。如果仅就公费生而言，实科留学生占比更高，1933年度为87%，此后两年也都在七成以上。但是，理工科招生规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培养质量也能得到同步提升。民国时期大学经费普遍不足，以至于硬件设施都难以齐备，加之优秀师资短缺，导致办学水平不尽人意，这些问题对于理科生的影响尤其严重。根据当时的报道，著名国立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生在飞机工厂居然做不好镀炼工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张纯明就指出:“所怕的不是文法学生太多，而是文法科粗造滥制。……我们的问题是不患多而患不精。不精，不但文法科是问题，就是‘实科’也何尝不是问题呢?”上述观点并非杞人忧天，在1933年度和1934年度将近1万人的失业大学生中，就包括工、农、医、理各科学生2000余人。

　　由上可见，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为社会培养出足质足量的应用人才。今人耳熟能详的“民国大师”，大多来自于人文学科。他们出生于耕读或官宦之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无论是从生活年代还是求学经历来看，他们的学术成就似乎更应归功于传统教育。至于少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获得成功的学者，如钱学森(物理学)、李政道(物理学)、杨振宁(物理学)、侯德榜(化学)、陈省身(数学)、茅以升(土木工程学)、童第周(生物学)、竺可桢(气象学)、梁思成(建筑学)、张培刚(经济学)和费孝通(社会学)等，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国内教育，但学术生涯却始于留学西方以后，重要的学术成就也大多是在国外取得的。退一步而言，即使有少数人成功也不意味着整体进步，并不能扭转民国时期应用人才匮乏的局面。

　　

　　二、余论

　　民国时期属于近代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阶段，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不仅诞生了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等享誉中外的高等学府，也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精英学人，这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但是，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各项现代化事业的开展极为艰难。在政局动荡和经济凋敝的大环境下，高等教育不可能一枝独秀。从整体上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成就并不应该被过分拔高:对于国家而言，受制于有限的普及程度和低下的培养质量，没有为工业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充足的优质人才;对于个人而言，受制于昂贵的收费标准和极高的文盲比例，也未能向广大底层青年提供“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少数精英之所以能够成为本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不仅仅在于他们本身优秀，更是由于上述学科在中国刚刚起步。因此，他们的盛名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他们的学术贡献固然值得称道，但也只是寒冬之际的一抹春色，并不能代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在艰难的环境中曲折前行，其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和为国育才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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