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余潇枫等：“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的“前景图”
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和合”是其正向价值取向的核心，共生、共建、共享是其基本特性。“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框架设计，描绘的正是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以保障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浙江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助理研究员王梦婷。 文章来源于《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
本文大约16000字，读完约40分钟。
内容提要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运用中国智慧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安全观是安全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性认知。“全球安全倡议”宣示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性与时代价值。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和合”是其正向价值取向的核心，共生、共建、共享是其基本特性。为此，“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是“和合共生”，实现路径是“和合共建”，价值目标是“和合共享”。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的共建策略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框架设计，描绘的正是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以保障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正 文
地球既是一颗遨游在星际间美丽无比的“蓝星”，又是一艘飘浮在太空中岌岌可危的“救生艇”。春去秋来，人类寄居于此，成长于此，托梦于此。世代繁衍生息使人类深知，安全与发展是关涉命运的永恒主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条件；全球安全格局保障人类发展格局，全球安全新状态决定人类发展新状态。当下世界局势混乱焦灼，俄乌冲突再度撕开了人类灾难之幕，种种“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与“前景性恐慌”（foreground panic）一次次敲响警世之钟。在此情形下，摆在人类面前的选择——“自救”还是“自毁”？如果说人类发展是人类活得“好与坏”的问题，那么全球安全便是人类能否“存与亡”的问题。在历史选择的艰难时刻，中国适时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奉献了顺应时代、凝聚共识的中国方案。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六个坚持”，和合为本、向善求治，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描绘了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本文在阐明“全球安全倡议”理论意蕴与时代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对全球安全的本体论诠释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方法论探究，阐述“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和实现路径，以期深入阐发“全球安全倡议”对人类安全与发展的里程碑式意义。
一 “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意蕴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也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重大理论创新。“全球安全倡议”通过对人类安全前景的勾画，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国际无政府逻辑，具有极其深邃的理论意蕴。
（一）对人类安全前景的勾画
“全球安全倡议”通过倡导“六个坚持”，给出了人类追求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总体方案与实施路径，勾画出了人类安全前景，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
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六个坚持”，以“类意识”自觉与“类安全”站位，完好地界定与明确了全球安全所指涉的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体现出其重要的内在逻辑关联，建构起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的完整体系。
第一，“全球安全倡议”界定了全球安全的指涉对象，对全球安全治理目标作出了定位。安全指涉对象即“谁的安全”，这是任何安全构想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指涉对象，那么就将没有安全的威胁与安全的讨论”。联合国“人类安全”范畴的提出以及中国把“人民安全”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宗旨的地位，“谁的安全”问题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了以人民为中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这一目标定位，把安全指涉对象扩展到全世界人民，并且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申明了全球安全立场，这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前提。全球安全是共生、共建、共享的，还是互损、互害、互毁的，完全取决于“何种安全立场”的秉持。全球安全只有在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社会制度的立场基础上，才能开创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新安全格局。
第三，“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坚持全球安全原则，这是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重要指导。“何种安全原则”是“何种安全立场”的具体化，是安全立场基础上行为准则的确定。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安全得以实现的根本遵循。全球安全治理要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指导下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是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式的“伪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或“小圈子多边主义”。
第四，“全球安全倡议”确定了全球安全治理的主体，即“谁维护全球安全”。全球安全是超越“单元性”的安全，全球安全治理主体应具有多元性与平等性，尤其是作为“整体性”的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要建立健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靠的是体系性的安全架构而不是体系中的某个“霸权”或者“强权”。
第五，“全球安全倡议”开创了全球安全治理新方式，这是全球安全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如何维护安全”的治理方式折射出不同安全立场与原则的运用，直接反映着程序正义与过程合理性。“全球安全倡议”反对搞双重标准、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强调以对话协商解决纷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破解了“如何维护安全”的路径与方法难题，指明了维护全球安全的现实道路。
第六，“全球安全倡议”聚焦全球安全治理的重点内容，明确了全球安全治理的优先领域。当前全球安全形势的显著特征是安全从“传统”向“非传统”扩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重叠，不对称的“混合战争”成为人类冲突的新方式，地区争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可见，全球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多层次叠加、多领域交织，如何划定最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是全球安全治理议程确立的关键。
总之，“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六个坚持”以顶层设计的宏观视野，探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长久之道；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大国担当，支持建立公平与正义的安全架构；以解决问题的现实逻辑，坚持弘扬民主与自由的对话协商与全球共治，形成了系统特征明显、逻辑层层递进、路径方式明确的全球安全维护与塑造的崭新构想，为应对世界安全困境、消解全球性危机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
（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
“全球安全倡议”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核心理念在安全领域中的现实展开，蕴含着对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
“微型共同体”的生存方式是人类演化的源起。随着生存范围的不断扩展，人类社会形成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城邦小国、国家到超越国家的区域化组织，直至进入全球化时代而创造了相互紧密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方式。“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 “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历史上那种社会之间的隔离的状态。” 经济一体化、社会网络化、文明共享化、风险互构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方式表明：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共同家园，万物互联共生，安全不可分割。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人类自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方式的自觉认可与理性把握，是人类的“类意识”觉醒与提升的标志。
人类之所以有“类意识”，是因为人之为人具有其独有的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首先，人的类特性与物的类属性有着根本区别。物的类属性是固有的本然性，是一种限定性的概念，而人的类特性是一种超越性的概念，“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其次，人类的类特性与动物的种特性也有着根本区别，类特性正是基于对种特性的否定而生成的。种特性刻画的是动物的存在属性，即本质先定性、无个体性、与生命活动的直接同一性等。如蚂蚁会做各种类似人类的修路、制定交通规则、进行流水线工作等事情，“但蚂蚁之间的和平取决于其无与伦比的征战和屠杀本领，而单从数量上来说，蚂蚁因战争带来的伤亡超过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事件”。蚂蚁的“外交政策”可被概括为：永无休止的侵犯、武力夺取地盘以及尽其所能消灭邻近群体，如果蚂蚁掌握了核武器，它们很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毁灭世界。与种特性相反，类特性刻画的是人的存在属性，即本质的后天生成性、个体性、生命活动的自我否定性等。如人类事实上已经掌握了核武器，但并未立即用核武器去毁灭整个世界，而是尽可能用“核正义”的价值尺度约束自身。即使冷战时期美苏利用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来维持所谓的“冷和平”，但比起蚂蚁世界的“热战争”似乎要明智得多。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实现自身的最高追求，“类意识”自觉与“类安全”站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据所在。
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为了与西方普世价值作出根本区分，引领人类走上共建、共享、共赢的普遍安全之路。“普世”的说法源自“普世教会”，主要是基督教为了超越地域与民族传教而推行的超世俗理念。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人类发展的特定时期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本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却被西方大国“政治化”为“霸权政治”的工具，甚至成为恶意打压他国和维持霸权的“特别武器”。“全球安全倡议”所弘扬的全人类价值源自中国“和合”思想的历史性传承与文明成果的世界性转化。中华文明有着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传承，“保合太和、万国咸宁”是中国人的安全理想，“和而不同、和衷共济”是中国式的安全道路，“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是中国式的普世精神。中华文明也蕴含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宽广胸怀与包容精神，不断的“挑战—应战”与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久弥新的关键。相对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真正的普世性：“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只有全人类共同价值“才真正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才能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全球安全倡议”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有国际人士指出：“如果全球安全倡议在全球治理中不断得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不会因地缘政治目的而被操纵或工具化，全球安全倡议是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力武器。”
（三）对国际无政府逻辑的超越
“全球安全倡议”所内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是对国际无政府逻辑的超越。长期以来，国际无政府逻辑主导国际安全理论和全球安全治理实践。现实主义基于国际无政府逻辑宣称，国家只为权力而奋斗，认为国家的安全目标在于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权力就是目的，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要维持和平，首要也最为重要的是保持权力均衡。自由主义虽然指出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而持“世界结构支配国家行为”的观点，宣称国家只为利益而努力，但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仍然是国际无政府逻辑。当下全球安全困境不断加深，自由主义正通过“本国优先”“联盟次优先”甚至“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等策略以期摆脱困境。因而，“当代自由主义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实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翻版”。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有其“共同体意识”，也都践行过国家间的所谓“安全共同体”，但它们的安全共同体“专指以维护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核心的国家联合体，指的是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基础建立起来的‘行动集合体’或联盟性质的‘责任单位’”。新现实主义建构安全共同体的路径为：区域霸权/均势—联盟—大国协调—集体安全—安全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建构安全共同体的路径为：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化—经济合作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安全共同体。但是，基于国际无政府逻辑的安全共同体直接以国家的核心利益为指涉对象，缺乏对人类的整体性观照，难以实现可持续安全，甚至“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扩大往往导致安全威胁的普遍性扩大，其在解构传统安全困境的同时，恰恰又建构起了联盟之外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军备性’安全困境”。
面对国际无政府逻辑造成全球安全不可持续的困境，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身被国家建构，而“世界社会”“全球社会”“全球国际社会”恰恰是“有秩序”的。即“‘无政府逻辑’本身是不存在的……导致产生无政府体系结构和逻辑的是文化结构，不是无政府体系本身”。由此，建构主义用“区域一体化逻辑”取代国际无政府逻辑，提出了新的安全共同体建构路径：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多元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然而，建构主义在强调观念决定利益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物质力量发展与国家利益对观念形成的重要诉求。
“全球安全倡议”所内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直接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 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理论假设。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构建人类命运与共、安危紧连的安全共同体，不仅契合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安全的普遍愿望”。国际社会虽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持续出现了多元多层次的高水平合作形态。人类面对的是唇齿相依的共同命运，要求人们从“对抗型安全”（security against）转向“共生型安全”（security with），即转向遵循共同安全原则。为此，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在全球、地区、双边等层面，分别提出了多种类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方案。中国的实践走出了新的安全共同体建构之路：结伴不结盟—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 “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全球安全观的新宣示，提出的“六个坚持”是统筹全球安全与人类发展的重要指引，为创造不同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时代价值。
（一）全球安全观的新宣示
安全观是对安全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性认知，是安全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标志。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世界，首先需要有基于自觉的全球安全意识与基于共识的全球安全观。
鉴于人类发展具有成长性，全球安全观在人类成长过程中不断地拓展与完善：从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的“他人即是地狱”；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摩根索的“国家为权力而斗争”，新现实主义的“国家为安全而努力”，自由主义的“国家为利益而努力”。但以上关于安全观的表述都难以跳出“安全困境”的桎梏。冷战以降，一方面，霸权国家仍抱守旧的安全观，热衷军事干涉，牺牲他国安全，催化集团对抗，策动“代理人战争”，导致世界持续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趋小，“冷战思维”式微，全球化的进程要求各国进行密切的跨界交流合作，人类的安全观加速演化，新的安全观被不断提出、认可和完善。
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社会先后提出了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共同安全”是指通过一个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来保障各国的安全，倡导区域内国家间建立在公正和互惠基础上的安全制度。这是一种体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核心的欧洲的新国际安全观。在它的影响下，欧洲国家纷纷努力建立和夯实了欧洲安全合作会议（CSCE）、欧洲联盟（EU）等多边体制，以谋求实现共同安全。“综合安全”是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统称，指明安全内涵的拓展变化，说明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合作安全”是在亚洲超越冷战思维和走向合作中逐渐形成的安全理念，倡导“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 通过非军事武力的沟通、协商等方式求得国家间的合作共赢。这些安全观的提出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但它们或多或少地存有西方中心主义、地方本土主义等片面性与局限性。
同一时期，中国的安全观也在不断演化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府开始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相继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亚太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一脉相承，“全球安全倡议”是全球安全观的最新宣示，建构了国内、地区和全球层面三位一体式的新安全观体系。全球安全观不仅是安全思维与安全认知的理性升级，也是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顶层设计，更是构建新全球安全格局的基准坐标，即“人类安全的未来图景首先体现在以人类为本位的全球安全观之中”。
（二）以可持续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
“全球安全倡议”追求世界长久和平与普遍安全，追求“和合共享”的价值目标，强调的是全球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全球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更是人类代际繁衍与文明传承的前提条件。基于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逻辑，可持续安全越来越受到世人重视，并成为全球安全观倡导的重要范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针对世界的普遍不安全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可持续安全可概述为：目标是争取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特点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协调性；本质是和平与非暴力性；其实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与合作性；运作具有尊重各国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同时，可持续安全还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各国发展与安全的相对同步性以及有赖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其内容还包括地缘战略概念的创新性，如用“海陆和合论”取代传统只为霸权服务的“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和“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等。
可持续安全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对国际无政府逻辑的超越的基础上，“和合共享”是其内在的动力所在。在广义安全论视域中，可持续安全体现的是安全的“共享性”，确立的是与“危态对抗”相对的“优态共存”新范式。“危态对抗”强调你安全我不安全，你不安全我才安全，或者确保相互摧毁都不安全，其结果是冲突不断、战争不息、灾难不止。“优态共存”则强调你安全我才安全，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或者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确保相互安全并实现可持续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则是推进全球可持续安全的重要引领。全球安全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安全的外延不断拓展，传统安全开始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越来越多挑战人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危机超乎意料地接踵而来，甚至以军事武力为标志的传统战争也开始向“不对称战争”“超限战争”“金融战争”“网络战争”“混合战争”等“非传统战争”形式扩展。现实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相互替代的，能否统筹好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标志着全球安全治理能力的高低与可持续安全实现的程度。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亦是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常态情景下，安全与发展密不可分，二者的辩证关系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条件。在非常态情景下，安全与发展的价值排序会发生巨大改变。如果生存得到保障，发展环境没有灾祸，那么“发展优先”是必然的选择；反之，如果生存得不到保障，发展环境持续恶化，社会危机重重，那么“安全优先”“安全第一”是必须的选择。“发展优先”要建立在“安全第一”的基础上，没有全球安全就不可能有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倡议”洞察到了时代大势，回应了世界面临的紧迫安全诉求，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安全方略的引领。
三 “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
“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需要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维度阐明。在本体论维度要阐明的是，全球安全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基于安全本体是“关系性实在”的理论， 全球安全为何是一种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本体安全的“本体性”又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提供了何种逻辑依据？在认识论维度要阐明的是，全球安全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如何解读安全的本质是“共生关系”？全球安全的实践前提是“和合共生”，符合宇宙、地球生态、人类社会演化规律的“和合共生”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提供了何种认知基础与价值取向？
（一）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界定的全球安全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性范畴，具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元点的“本体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将建基于它，因而是一种呈现共生意义的本体安全。
本体是指行为体生存所需要的根本性依托，是行为体作出选择的终极价值所在。本体安全是指基于本体性要素构成的安全情景与安全态势，是行为体对生存方式作出终极价值选择的确定性认知。若要对全球安全进行全面的审视和预判，便要以“类安全”的视野，考察自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安全情景与态势中，考察人类作出终极价值选择时处在何种“存在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中。
“存在性焦虑”源自于对现实总体性风险与威胁的认知。在全球层面，人类面临的能导致本体不安全的不确定风险有三类：第一类是重复出现，凭借经验与能力可以事先判定的“可知”风险（known risk）；第二类是曾经出现过但凭借经验与能力仍无法判定下次是否或何时出现的“不可知”风险（unknown risk）；第三类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凭借经验和能力无法预知与判定，但其最坏境况又是可以想象的“未知的不可知”风险（unknown-unknown risk）。气候变暖、疫情蔓延、核战阴影等“危机常态化”的生活现实，使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某种“存在性焦虑”中挣扎。
“前景性恐慌”形成于本体不安全感即无急难状态的“最高急难”。虽然现实处境尚无直接的生命与财产威胁，但因“认同不可持续”造成的“认同性不安全”（identity insecurity）如方向性迷茫、意义感失落、价值观崩塌、身份性置换等，却会给人带来某种深层次的茫然与恐慌。比如引发“前景性恐慌”的核威胁一直是人类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武器的出现与核恐怖平衡可被视为推动世界大战转向局部战争和代理人战争的基本动因， 也可能是刺激战争升级进而毁灭人类的重要因素，对核武器的不同感知影响了对拥核国家的认同。正是这一“未知的不可知”风险，造成了某种本体安全危机。
本体不安全是一种“自我认同”难以稳定的结构性不安全，是面对生存境况的不可知性、不确定性、不可理解性、不被承认性、不可抵御性时所引发的自我失落感、渺小无助感、无可奈何感、不可预期感等“存在性焦虑”。本体安全的最大特征是其在安全结构网络中的共生性。对国际社会来说，国家也是有着强烈本体安全需求的行为体，本体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设定。
一方面，国际权力结构的改变会引发既有安全平衡态的波动与震荡，原有的霸权国家面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导致其面对崛起国时会产生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安全威胁尤其是深层次的异质性冲突也会带来难以消解的本体不安全感。如欧盟一直有较强的认同基础，但新的社会风险猛增且以“要素集合”的方式催生与强化了欧洲人的本体不安全感。这些要素主要有：移民难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经济安全威胁、能源危机加重等。在全球不确定性挑战与不可知风险增大的当下，安全威胁不仅是“共在同处”的，也是“共生互构”的，国内安全国际化与国际安全国内化已经成为全球安全的现实语境，没有一个国家能孑然孤身于世界之外。可见，本体不安全感既是“风险社会”的普遍特征，也是安全困境找不到确定性解时的深层焦虑与潜在恐慌。
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其“本体性”一方面体现于全球安全生态和结构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体现于国际行为体的自我认同与外部生态和结构的一致性。全球安全的本体性要素（类意识、类身份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是全球性问题共治的价值原点，全球安全作为本体安全呈现的“关系性实在”是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建构所内含的逻辑依据。在全球性问题的共治中，对于本体安全的追求是行为体的首要选择，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国家作为政治群体，本体安全是其基于身份稳定的安全，也是对其核心价值保护的安全。本体安全强调个体、社会、国家、国际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本体安全的寻求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所在，也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首要价值所在。
（二）全球安全的共生关系与“黄金法则”
1. 全球安全的共生关系
全球安全关涉全球范围内所有安全行为体的生存性前提，因而全球安全的关系本质是共生。共生关系具有多重形态，任何一个演化系统在根本上都是对立统一、共生交融的“和合体”，这符合宇宙、地球生态、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
第一，“和合共生”的本体论意义体现在宇宙演化的规律中。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约138亿年前宇宙从“原始奇点”诞生而向外全方位扩展，宇宙不是静态的而是演化的。演化的含义是指时空内一切形式运动或所有事件的总和，演化意味着任何要素与结构都寓于系统之中，因而系统是一个要素之“和”与结构之“合”的整体，是起于“一分为多”的“一”和趋于“多合为一”的“一”的“和合体”。系统不但整体不可分割，而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代物理学证明，量子是宇宙万象中的最小“构件”，却始终呈现着共生的“关系整体性”。尽管“和合共生”与“竞争共生”两种形式在万物演化中同时存在，但在根本上所有的物质与生命都是以量子的“求和”与“聚合”形成更为高级形态的“和合”状态，进而在混沌中造就无数种类的有序结构，“甚至在无生命物质中，新的、井然有序的结构也会从混沌中产生出来，并随着恒定的能量供应而得以维持”。由此，“竞争共生”只是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不具有本体论意义，宇宙演化作为一个整体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和合共生”的。
第二，“和合共生”的本体论意义体现在地球生态演化的规律中。地球生态是一个共生系统，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依存与制约”“循环与再生”“适应与补偿”的“和合共生”状态。生物学家在研究“共生交换”中发现，细胞间的吞噬不是“消化”对方，而只是在细胞内部建立一种稳定、融合的共生关系，并产生出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细胞。同样，动植物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共生关系，它们围绕生存而建立共生关系。生物的“和合共生”关系是各方既不为同一资源竞争，也都有互相弥补缺陷的倾向。事实上，人类的农业就是人类与经过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和合共生”关系的建立。人类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也表明人类意识到只有与生态环境“和合共生”，才能保住自己作为生态圈中的生存可能。无论是细胞的共生还是动植物的共生，抑或是人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共生，“和合”是生态系统整体所具有的本体性特征。地球生态系统中虽不乏“竞争共生”现象，但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来说，“和合共生”才是其演化的本质所在。
第三，人类安全的总体趋势也符合本体意义上的“和合共生”演化规律。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有各自特征，但把历史演进连贯起来，就会发现一条“类群—和合”规律：即以“战争—竞争—竞合—和合”为节点的阶段性标志构成了“安全抛物线”的上升趋势，国家间关系也不断从战争走向竞争，从竞争走向竞合，再从竞合走向和合。
人类社会的共生形态可分为“和合共生”“竞合共生”“竞争共生”以及体现霍布斯文化的“敌手共生”（adversary symbiosis）。“和合共生”在价值取向上较其他形式的共生更体现了文明演化的本质与人类发展的正向追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国际共生”学派强调，“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当今世界不仅国家间的关系是共生的，而且全球性的问题乃至威胁也是共生的。但是，“‘共生’是相对于‘共毁’而言的，‘共生’理念还只是人类的底线理念，仅仅是最基础的生存状态”。为此，国际共生学派认识到“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共生关系是一个‘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逻辑，并非真正的共生关系，新兴的共生关系则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也就是说，“和合”才是最优的共生关系。和合“最充分地体现了多样存在的兼容互惠合作，体现了合作的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的共在原则”。因此，在“共生”前加上前置词“和合”的“和合共生”，既内在于全球安全的本体性之中，也决定所有不同共生形态的最终归趋。若要实现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就必须遵循“和合共生”这一全球安全的实践前提。“和合”的逻辑原点是“相关各方具有共生性，而共生性首先的含义是相互性、包容性，否则就失去了相互依存的可能”。形成“和合共生”价值共识的最大效用是能帮助人们回到全球安全的本质，最大可能地消解存在所遭遇的种种不确定性，防止行为体间的相互认知误解与战略误判，进而最大可能地促成本体安全获得。由此，“和合共生”的本体论意义在于“使安全单元从互斥走向共生，安全关系从同质走向异质共生”。
2. 全球安全的“黄金法则”
全球安全的实践前提是“和合共生”，这就生成了国家间交往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黄金法则”。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的首要之举，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是国际法的基本法则与国际关系得以确立的基石。中国明确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被认为是国与国交往的‘黄金法则’”。历史上，凡是这一“黄金法则”得到遵守和落实的地区和国家，就能保持和平；反之，则危机不断甚至战火纷飞。所以，国家间交往的“黄金法则”也是全球安全的“黄金法则”。
这一“黄金法则”的运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道路有其历史的获得性与未来价值的取向性。地球生态的可持续性体现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持，全球社会的可持续性则体现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世界各国均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理念以及不同的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与未来取向，因而自主选择其发展道路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前提。二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有其自身的政治关联性与文化传承性，任何外来干预与他者范式移植都会水土不服。只有在保障其自主选择的权利基础上，通过共生关系延伸和文明互鉴加强，才能逐渐完好地实现现代性转型与世界性转化。
事实上，基于全球社会的“和合共生”前提，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制度的同时，人类文明与全球安全也吸纳着不同民族与国家对世界整体作出的贡献。世界秩序的建构尤为如此。希腊人的世界秩序观是西方秩序观的开端。希腊人相信万物生灭的背后有一个终极本体“一”，进而形成作为永恒法则的“逻各斯”（logos）即“宇宙秩序”（universe order）。近代以来的西方传承了希腊的“逻各斯”秩序观，先后产生了帝国体系主导下的“权力秩序观”、结盟体系维持下的“均势秩序观”、一超多强结构下的“霸权秩序观”等。印度有其“内省超脱”“善为贵”“非暴力”的价值传承，提出过“国家圈”体系的构想、“不结盟”政策等。伊斯兰世界基于《古兰经》教义与伊斯兰教的社会理想，提出世界秩序的价值目标是“和平与正义”等。中国有“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为贵”的文化传承，认为“天人合一”是世界秩序的永恒前提，形成了以“和合”为价值核心的“文化秩序观”。历史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当代推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新安全观，均是中国为地区安全与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一以贯之地坚持国家间交往的“黄金法则”，也为重构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四 “全球安全倡议”的实现路径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要素相互镶嵌、互构共建，全球安全是一个呈现国家行为体间镶嵌互构关系的网络。为能消解全球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全球共识，达成“安全互助”“安全互保”“安全共享”的“和合共建”策略，这是实现全球安全的最佳路径选择。
（一）全球安全的“镶嵌互构”特征
世间万物“同在共生”的演化，生成相互镶嵌基础上的“互构共建”法则。特别是随着全球越来越融合为一体，全球安全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保护深度镶嵌，安全领域更多地呈现出“一安俱安”“一危俱危”的境况。
全球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兼具镶嵌的结构性和互构的生产性两种特征。这说明深嵌全球化背景中的国家“不仅仅是一组功能的组合，亦不局限于具体的制度和组织；国家首先是一个场域”。全球性的互动与融合，赋予了国家行为体超越身份角色的关系型价值，即不以身份角色为单一判断标准，而是以全球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具体内容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关系。全球社会所形成的“安全效应”是总体的、不可分割的。因此，“镶嵌互构”特征不仅表明了全球社会的关系网络特质决定了国家间安全的镶嵌互构，也提供了全球可持续安全基于共建才有可能的有力佐证。
“全球学”“全球主义”研究深入探讨了全球安全的“镶嵌互构”。全球学在探究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的基础上，揭示出世界的整体性联系与本质，探寻了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的活动影响及其发展前景。全球主义揭示了“镶嵌互构”的共建性特征，强调了全球安全走向深度镶嵌的演变趋势，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秩序与国际安全演化。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全球现代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心化的全球主义”（centered globalism），包括开始时的“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和之后的“西方全球性国际社会”；第二个阶段是“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ered globalism），全球转型的格局不再只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支撑着全球现代性的权力模式变得更加均衡，也愈发具有融合性特征。如以和平发展为宗旨、奉行结伴而不结盟外交政策的中国，以及一批发展中国家纷纷通过和平合作与包容互助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去中心化”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有四层含义，一是去霸权中心化，二是去国家中心化，三是去军事武力中心化，四是去阵营对抗的“集团化”。
（二）全球安全的共建策略
人类面临极为难解的全球安全困境，基于“自者”与“他者”之间的异质性冲突频频发生，全球不断出现“威胁奇点”“安全黑洞”等极端问题。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再度回归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正走向分裂和对抗的危险边缘”。“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人类防止冲突战争迫切需要的及时回应，对各国团结合作追求的自觉顺应，对人民向往美好愿望的坚决响应。正是世界的巨大不稳定性与不确定风险，更加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的紧迫性以及以“和合共建”为路径、“和合共享”为目标的全球安全维护的重要性，更加彰显了“全球安全倡议”破解人类安全难题的可贵性与提出全球安全治理方案的创新性。共建策略的探究关键在于消解全球安全的现实困境。
1.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全球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对应着马克思阐述过的“真正的共同体”，这正是对人类早期“自然共同体”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幻共同体” 的超越。全球安全共建策略首先要凝聚的是全球共识，大国在其中起着关键的推进与引领作用。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当大国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冲突时，大国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无法兼顾共同利益。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核不扩散条约》，全球体系的制度核心明确地将特权赋予了当时几个富裕、强大的西方国家。而这一困境不仅是由“集体安全”的概念及历史、联合国安理会的结构和规则所决定的， 许多国家在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等各种安全治理协商中所持的态度也“固化”了这一困境。以安理会为例，虽然大多数联合国机构以“一国一票”为规则，但安全理事会赋予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五常）特殊的权利和责任。这就使得当大国利益与共同利益冲突时，共同利益或边缘群体利益往往会被牺牲。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全球共识，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再也不能等同于封闭与退避，而应该体现在允许每个国家有权平等地为全球化提供自己的贡献。这要求终止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干预”， 以消除把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强权行为”，共同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全球新秩序，并要求以大国为先行与引领，通过在全球、地区和国家间的不同层面构筑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平台（如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中美安全外交对话等），一步步推进全球安全的维护与塑造。
2. 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
“安全互助”是追求和平的历史必然，也是任何追求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共同的期盼。国际无政府逻辑强调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自保与自助，于是“军事—工业复合体”成为国家首选的安全战略，以军备竞赛为实质的安全困境成为国家间挥之不去的梦魇。因而，要实现“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就得超越单边主义立场，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在国家发展差异巨大、各自核心利益尚不一致、东西差异南北矛盾重重的现实世界中，实现“安全互助”要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依托联合国这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超大平台。联合国是人类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沉痛教训搭建起来的世界性舞台，是全球安全镶嵌网络的中枢，也是全球安全“和合共建”的主导者。这个为了和平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外交共同体，通过精密和复杂的网络将国家和非国家代表联系起来”， 倡导和维护集体安全，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管我们如何面对怎样的“非对称—不平等”国际关系，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已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 大国也不应例外，“虽然美国有时无视联合国，但是也试图通过寻求联合国批准其干涉行为来维护其霸权的合法性”。可见，“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只有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建立起非对抗式的国际新秩序，普遍性的“安全互助”才有最大可能的实现。
3. 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
“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是摆脱本体不安全的重要条件，也是破解军备竞赛困境的必由之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战略上实行“确保相互摧毁”，以维持“恐怖和平”，给人类和平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与阴影。“今天的安全正好是霍布斯著作中国家安全的反面：安全不能在竞争中谋求，而是在全球性中构建。每个人的安全依赖于其他所有人的安全：从城堡与壁垒的角度来考虑安全问题已经是一种妄想了。” 因此，摒弃冷战思维下的“战略威慑”“战略先发制人”“战略胁迫” 等，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及其与此相应的“安全互保”战略环境，这是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优先选择。
日趋恶化的俄乌冲突表明，全球可持续的安全构架尚未建立起来，国与国之间安全关系的处理仍然是无序的、零乱的，甚至是违反人道的。反观二战后的亚太地区总体上保持了长期和平。亚太地区一直是全球热点地区，但政治上的“以和为贵”，经济上的“互惠共赢”，文化上的“相互包容”，安全上的“防御为重”等，使得这一安全热点地区转化成为经济热点地区。中国对于亚太地区长期保持和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长期保持和平的“和合共建”经验十分值得总结。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复兴与包容性发展，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甚至在域外国家的频频干扰下，仍坚持“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成为这一地区长期和平的“定海神针”。近年来，亚太国家加强了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与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地区制度框架内接触，还加入了一些中国发起倡导的机制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同时向世界发出“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更是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到实践行动的跨越。
4. 构建“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
全球化在使国家能力全面提升的同时，也在国际上促成了跨国贸易、生产、金融体系与全球政治格局的形成。“它是以往人类本地化、分散化漫长存在方式的终结，是异地化、集成化存在方式的开启”，“是人类‘网球化’（物联网、数据网、生态网）时代的开端”， 不断凸显人类共生、共建、共享的命运，也不断强化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目前，这些十分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包括地区争端与冲突如国家间的领土争端、资源冲突、地缘政治紧张、长期战略对冲等，它们都是人类发展的主要障碍。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既破坏民族和睦、造成社会不安、引发政局动荡，又影响周边国家的安全，并持续地阻碍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尺度、多层次的，会引发自然与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或“非常态危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空间，网络安全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对各国产生影响的安全领域，网络不安全会直接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大面积的数据断供、间歇性的经济停摆、突发性的管理失控。生物安全事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肆虐凸显了生物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应对共同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安全共享”治理体系来凝聚力量，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安全更需要“安全共享”治理体系来确保合理。其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充分反映世界多样性且又有利于各国和睦相处与共同发展的、不强加于人而又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新秩序”。其总体策略是：实行体现“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真正多边主义，不仅着眼于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最大可能，而且拒斥霸权主义、垄断主义和干涉主义，倡导多边主义。构建“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需要探索一种全新的“多元多边主义”，即从全球整体出发的国家间平等互利的多边合作，不针对某一个或某些国家而是任何双边都适用的双边合作，以及辅之以体现广泛民主的“包容性外交”、强调求同存异的“结伴性外交”、预防隔阂冲突的“对接性外交”、促进互动互惠的“镶嵌性外交”、超越强制独享的“共享性外交”等的切实践行。“安全共享”治理体系的中国实践是倡导不同层次“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从而为构建全球、地区、双边的“安全共享”治理体系作出积极探索。
结 语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继“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之后为世界呈现的又一新倡议，全面而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完整立场，准确回应了人类社会应当实现何种安全的问题，全方位提出了以新全球安全格局保障新全球发展格局的原则与路径，以中国智慧的深刻与包容勾勒出了人类安全的“前景图”。国际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控性干扰和影响了全球发展与世界和平，并偏离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预期。与此相应，国际社会存在安全共识不足、安全观念冲突、安全战略竞争、安全利益对冲、安全体制滞后等的困境，为此“全球安全倡议”的全面推进成为当务之急。
对世界来说，“全球安全倡议”有利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进而推动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来说，“全球安全倡议”既是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等论调的最好批驳，也是对有顾虑国家担心与猜疑的坦诚释疑。很多外界友好人士很想知道，“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之后的意图。……中国要建构什么样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中国能够通过提供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理念而获得安全和权力？其他国家会接受其合法性吗？”等等问题。对此，“全球安全倡议”充分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性行动，不但不会推倒既有的国际体系，还将担当起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责任。如果说人类有一个从未破灭的“全球发展梦”的话，那么“全球安全梦”则是人类发展梦中的“第一景”。■
文章来源于《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