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何曾断地脉”

　　黄州时期，苏轼在给武昌太守朱寿昌的书简中曾写道：“此中殊少士族。”

　　随着谪居地越来越偏远，与苏轼往还的士人群体规模也越来越小。在儋州，他在给周文之的书简中写道：“海州穷独，见人即喜，况君佳士乎?”此简收入了《晚香堂苏帖》（图9），为文集中书简片段。

　　

　　图9

　　尽管苏轼的确有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宽广胸怀，觉得“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但在文化上，士人之间的身份认同终究是不可或缺的—对诗文、书法而言尤其如此。自古以来，它们就是士人群体的专属艺术。在谪居地，作为中原士人领袖的苏轼甫一入境，即会与地方官一起，成为当地士人交游圈的核心，也就势在必然。

　　对苏轼来说，能在“穷独”之地见到读书人，属“稀阔之遇”—对于海南当地士子而言，当然更是如此了。

　　在当时的海南，已经有了学堂，苏轼与“诸生”过从甚密，其中包括老符秀才（符林）以及黎人子弟，他与诸生宴饮诗体现了自古以来儒家文明开化的宗旨：“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至于书法，则是与诗文密不可分的教化内容：“和诗仍醉墨，戏海乱群鸿。”在儋州，苏轼除与进士何旻、秀才郑清叟等人有交往，苏轼与琼州人姜唐佐的关系最为密切。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姜唐佐从苏轼学，到第二年三月才离开。在赠与姜唐佐的书作题跋中，苏轼写道：

　　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遗，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

　　柳宗元《饮酒》《读书》二诗，是苏轼特意选择的内容，意在记录此段师生之谊。相从半年中，二人惟有饮酒与读书—而且饮酒还是首事。《苏轼文集》中有六通致姜唐佐书简，其中有三简提到饮茶（其中包括昂贵的建茶），另有一简则提到“早来市中无肉，当共啖菜饭”。按文意，在儋州，姜唐佐当是借住在苏轼的桄榔庵附近（姜与当地巡检相熟），二人的尺牍往来是一种士大夫式的书仪—尚有仆役徒步传递书简。

　　姜唐佐或许还曾往广州入府学，“知非久适五羊，益广学问以卒远业”。苏轼曾在姜唐佐的课册上题辞并赠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从此破天荒。”这两句诗在当时岭北士大夫中广为流传，《邵氏闻见后录》称：

　　东坡尝作二句赠姜唐佐，“沧海”云云，用此事也。题其后云：待子及第，当续后句。唐佐自广州随解过许昌，见颖滨时，东坡已下世，颖滨为足成其诗。

　　苏轼留下断章，欲待姜唐佐及第后续句，但不久后即去世，这一约定最终由苏辙来完成。惠洪《石门文字禅》有诗颂此佳话，颂诗题为“补东坡遗真姜唐佐秀才饮书其扇”。按此，苏轼还曾留真像与姜唐佐，且为其书扇。惠洪还提到，苏轼曾在姜唐佐家的几上题诗—这是书法史上的书圣故事：“羲之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晋书·王羲之传》）惠洪曾亲谒姜唐佐家寻访苏轼遗踪：

　　（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其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凳，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哉？’言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予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惠洪被两度流放海南，这些故事有很高的可信度。按惠洪所记，苏轼曾以自书诗与当地黎人“折菜钱”，又在姜唐佐的家用包灯心纸上属对留赠。按《琼台府志》，崇宁二年，姜唐佐考中了进士，成为了海南科举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所谓“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从此破天荒”，其中有苏轼的直接贡献。苏轼曾为姜唐佐批点课册，教其作诗文—灯芯纸上所书“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就文体而言是属对，而属对正是科举诗赋科目的训练内容。

　　苏轼有着天赋的旷达之性，就像中年时在黄州常与民家往来一样，他与海南黎人也相处融洽。其诗中所叙“遍至诸黎之舍”，“负大瓢行歌田间，与老妪共语”之类，均可见其当地人眼中“苏内翰”的和善形象。而他与黎人黎子云、黎子威兄弟的书画交往则是同样具有传奇性的风教故事。在当时，黎子云当属儋州的殷实之家，家中藏有数册柳宗元的诗文集，苏轼每每光顾：

　　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云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尔，犬所吠耳，笑所怪也。

　　这则故事在苏轼身后出现了再现性图像，那就是《苏学士东坡像》，南宋周紫芝曾有诗：“凭谁唤取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太仓稊米集》）

　　除了与黎子云论农事，苏轼与其的书法交往也颇多。黎子云曾向苏轼求“墨戏”，但苏轼在书简中说，“墨戏”须醉后才能作，但他已经戒酒，只能从手头上的数百幅中选出一两张件得意之作，并许诺另向他人转求相赠。黎子云曾获赠苏轼所书《千字文》并附有题跋：“苦雾收残文豹别，怒涛惊其老龙蟠”。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轼，黎子云兄弟后来成了儋州地志中重要人物。南宋时期的另一位著名谪官李光（1078—1159，曾官至参知政事）也曾在海南像惠洪一样搜寻苏轼遗迹，他造访了黎子云家由苏轼命名的“载酒堂”并赋诗：“先生已去五十年，遗墨残篇尚多有。”诗中自注：“东坡真迹多为有力者取去，所存但摹本尔。”（《庄简集》卷二）在苏轼身后，苏轼诗文墨迹已是真正的金玉之价—杨万里《诚斋集》称：“率黄金斤易坡文十”，黎子云其后人无法抵挡觊觎其手中藏品的“有力者”。

　　苏轼与姜唐佐、黎子云等人交往只是苏轼在海南文化活动的一个侧面。在文化空气稀薄的海南，一位巨匠的到来，是文化上的重大事件。苏轼晚年曾说：“夫学，王者之事也”（《南安军学记》），抱着“他年谁作舆地志”的自我期许，凭借处处留题的书写形式，他完成了文化远征，得以从儋州生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苏轼返回中原，行至大庾岭以北的南安军时，当地士人请他为当地军学作记，竟出现了“赢粮而从轼北行三百余里”的盛况。两个月后，苏轼来到虔州，在留驻的半个月中，他每每在市肆、寺中漫游，施药于人，且为人作字。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了这一行迹：

　　（东坡）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发药，并疏方……每至寺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探公行游之所，多设佳纸，于纸尾书记名氏，堆积案简，拱立以候。公即见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至日暮笔卷或纸尚多，即笑语曰：日暮矣，小书不能竟纸，或欲斋名及佛偈者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忻悦而散。

　　这种向苏轼求书的情景在很多年前就屡屡出现，在徐州黄楼的燕集中，在开封的翰林院中都曾有过，但没有何薳所描绘的那种感染力。在离虔州不远的新淦，苏轼途经时刚刚建成一座新桥，在当地士绅的带领下，竟有出现了“父老童子二三千人，聚立舟侧，请名其桥”的盛况。当然，这只不过是一次类似于书写德政碑式的题榜，苏轼名其桥为“德政桥”。

　　在写给临江军知军王承议的信中，苏轼曾赞其“岂独怜衰朽而借余光，盖将敦风义而励流俗”，事实上，“敦风义而励流俗”也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价值。这年六月间，苏轼安坐船中，前往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常州时，运河两岸有千万人在大暑中夹岸观其风采，他对座中人说：“莫看杀轼否？”

　　万里北归，苏轼在同时代士人中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片缣寸楮皆为人所珍。所谓“身行万里半天下”，从西蜀到苏杭，从定州到儋州，苏轼的宦游呈现为庞大的地理结构。众多的题刻，作为他游踪所及的见证，在后世成为了各个地方人文建构的重要资源。书法自古而然的笔墨形式与书写内容互为媒介、不可分割的文化结构，在苏轼的书写活动中得到了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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