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牛贯杰：“为有源头活水来”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的全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长期以来，培养坚定可靠的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得出的宝贵经验。1937年9月，我党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强调了干部培养的重要意义：“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 陕北公学在办学两年期间，培养革命干部近万名，大多学生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随着革命形势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培养更多的干部，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和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华北联大设有社会科学、法政、教育、文艺和外国语五个学院，培养近万名毕业生。1948年，中共中央将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华北大学设四个部：政治训练速成班、教育学院、文艺学院和研究部。1949年底，华北大学退出历史舞台，共培养16928名毕业生。此外，解放前夕，我党在华北、华东、西南、中南、华南、东北等各大行政区先后成立革命大学。1949年2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创立，校址位于北京西郊的西苑。8月5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高度肯定了这种快速、高效培养大量干部学员的办学思路，认为其“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要求将办学经验“传播和仿效”。中国人民大学的建校基础，正源于上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几所学校。
第二，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政权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新政权面临从战争到建设的战略转型，需要大批专业干部和专门化人才。
为解决亟需的人才问题，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型大学，为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邀请苏联派来的费辛科和菲立波夫共同筹办。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筹委会拟定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计划，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最初的创办计划主要有三项内容：一、中国人民大学“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附设一部政治训练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学一部分机构，照过去一样继续招收学生进行四个月的政治教育”。二、中国人民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任命中国人作校长，聘苏联同志为顾问。苏联顾问及教授的薪资，照苏联专家一样办理”。三、拟定明年二月开学。最初的计划规划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基础、组织结构和开学日期。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政务院《决定》开宗明义指出创办人民大学的历史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新国家的伟大建设工作已经开端。”在此背景下，“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不难看出，应运而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是时代的产物，创办目的在于培养国家建设极缺的专业人才。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业已证明，高等专业人才的匮乏始终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和短板。即使在教育界所称的民国高等教育发展“黄金十年”（1927—1937年）中，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只有103所，在校学生不过24000余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的国公立大学仅有39所。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有117000多人，教师16000多人。这样的高校规模难以满足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需求。不过，各项事业的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优先培养专业干部成为首选。政务院《决定》强调，人民大学的培养目标在于“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
新设大学首先要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由于缺乏办学经验，“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成为当然的选择。同时，新设大学也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政务院《决定》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政务院《决定》还具体规划了人民大学的院系设置：分为本科和专修班。本科拟设八个系，分别为：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学制为二年至四年。专修班拟设九个系，分布为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合作社、工厂管理、统计、外交、教育、法律，学习期限六个月。人民大学的院系设置真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迫切需求的干部人才的专业方向。从本科和专修班的专业设置来看，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本科所设的八个系中有六个和经济相关。“这和恢复与发展祖国经济，促成经济建设的高潮正相适应”。
第三，中国人民大学的全新性在于打破了数千年来统治阶级对教育权的垄断，突破了社会阶层和职业构成的藩篱，使广大贫苦下层群众能够走入最高学府接受教育，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具体体现。人民大学的学生包括青年知识分子、普通工农适龄青年以及一些革命干部，这些学生“经过学校学习又经过种种锻炼之后，就逐渐地培养成为健全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需要的干部”。
一、建校过程的决策
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关怀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特别是刘少奇同志，“从组织筹备委员会到拟定具体计划，他都参与并主持工作”。为了创办新型大学，1949年10月，党中央成立了以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为首的九人筹备委员会。12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文教事业由中宣部转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文教机关管理，因此人民大学的建校工作由11月初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领导”。
12月17日，陆定一在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上报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方针和计划，强调“有效地利用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来培养我国的建设人才”，提出“将聘请苏联教授数十名担任教学”的建校思路。12月19日，教育部出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的决定》。教育部《决定》明确了人民大学本科和专修班的不同培养目标：本科“较长期培养各种建设干部”，专修班则“在短时期内培养当前迫切需要的各种建设干部”。《决定》规范了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强调了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本科开设专业课、俄文课、体育课、以及“按各系性质分别设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及政治经济学等课”。专修班的课程主要为专门业务知识，政治课按需要而定。教育部对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视，适应了当时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人民大学开课初期，发生数起国民党特务混入学校阴谋破坏的案件。《决定》还细化了“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规定教材主要采用苏联各大学及各专科学校的最新课本；学校设研究部，各系设教学研究组，“经常调查研究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收集有关材料以充实教材”；同时“各有关部门派人参加指导工作”，在校学生“应有足够的实习时间”。《决定》确定了人民大学的招生规模和招生办法。本科第一期招收1400人，专修班第一期招收3000人（含夜校1000人），分批在1950年内招收满额。招生办法是保送与自主招生相结合，一是“由政府各有关部门及各地区按条件保送”；二是“由学校规定其他办法招收”。“无论保送与招收，均须经考试合格方得入学”。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指明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在当前高等教育建设事业中的定位。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指出，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1950年上半年的重大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的重大举措，要求全国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地同心合力地”共同建设。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定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它的办学方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因此，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目标在于为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干部和业务人才，新中国初期的这一教育探索既要服从当前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原有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由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为全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筹建中的中国人民大学“将是新中国的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
二、党委和政府协力完成的首批招生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在即，招生是最紧迫的工作。1949年底，筹委会派出招生组，分赴华北区的北京、天津和太原，华东区的上海、南京和济南，华中南区的武汉，西北区的西安，东北区的沈阳、哈尔滨等地招生。如果没有中央部委和地方党委的支持协助，1950年上半年的首批招生任务无法实现。
1950年1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七部委发文，包括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和交通部，落实了人民大学招收“国家建设骨干”的职工招生配额。具体情况见下表。
“国家建设骨干”的职工招生规模为763人。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和东北两地生源占总数的58%，西北区仅占6%。从部门生源看，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占总招生人数的50%，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三个部相加还不及位居第二的燃料工业部的招生人数，呈现显著的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为轻的生源分布趋势。
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修改并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招生的通知》。《通知》强调，“人民大学的创办，是一件大事”，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一要“保证该校本科此次招生的完满成功”；二要保证保送生源满足《通知》中的四项条件，三是“在所收学生中须保证党团员占多数，一般学生应保证确无政治问题”。党的组织系统领导并完成了人民大学第一批的地方招生工作，《通知》中明确批示：招生工作由“各中央局分局令各级党委保证实现”。
《通知》同时指出，“短期专修班因人员不够，只能在本年内逐渐设立，于设立时再行招生”，因此招生工作主要指的是本科招生。此前教育部《决定》已制定1400名的本科招生计划，此次中央《通知》则细化了地方招生的条件和名额。地方推荐的本科生分为四种。一是参加军队或地方工作八年以上，具有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的干部，年龄在35岁以下者。二是参加革命斗争三年以上，具有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年龄在32岁以下者。干部生源来自军队和地方。三是具有相当于初中程度文化水平，有三年以上工龄，“暂无家室之累”，思想进步、可以改造的产业工人，年龄在17岁到32岁者。四是具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水平、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年龄在27岁以下者。符合条件者男女兼收，均须身体健康。入校后，学生一律按供给制待遇，毕业后须听候政府分配工作。
由表2可见，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本科招生计划中，地方招生名额为882名。其中，华北区招生人数最多，占总数的37%，在西北区招生名额最少，只占8.7%，华东、东北和华中南则相差不大。从院系招生规模看，显然外交系最小。从各地不同系的名额占比看，华北区占比最多的是贸易系和财政信用系，华东区和东北区占比最多的是工厂管理系，华中南区占比最少的是外交系，西北区占比最多的则是合作社系，达到惊人的46%。
表1和表2所示两批本科招生的名额达到1645人，超过预期的1400人。借助党的组织系统和中央部委的有力推动，人民大学首批本科招生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地方招生工作由各地方党委和大行政区负责推荐和选送干部，参加考试。学校派往各地的招生组则负责考试事宜。最终，人民大学的首批本科生共计1565人。其中，各部门干部占51.1%，产业工人占8.7%，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占40.2%。第一批学生有两个特点：一是经过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筛选，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觉悟较高，对文化学习充满渴望；二是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同学知识水平较低。
所有学生入学后不得中途退学。在校期间按供给制待遇；毕业后听候政府分配工作，不得转业。否则须赔偿国家损失。
三、全新的高校组织机构
1950年3月10日，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的任命。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领导班子确立的同时，学校的组织机构亦在苏联专家费辛科、菲立波夫的帮助之下建立。
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为校长，下设校长办公室，办公室设有文书科和人事处。校行政会议由校长主持，每周组织一次，参加人员包括校长、副校长、各部部长、图书馆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以及专修科主任等。校行政会议的职责包括学校机构变动、学工人员的设置和调动、制定审核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学校委员会亦由校长主持领导，参加人员除行政会议参加者外，包括各部副部长、图书馆副主任、各教研室正副主任、各系主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专修科副主任、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至少每月召开一次。校委会职责包括审查招生数目及学员升级留级事宜、审查各系的教学工作计划和教学方法、审查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和研究生的研究计划、审查各系及教研室工作报告、审查实习计划和总结等。
学校的行政部门包括教务部、研究部、行政事务部和图书馆四部分。教务部负责全校教学工作和体育娱乐活动，并负责校刊。教务部部长由第一副校长兼任，副部长设二人，下设办公室、教育科、校刊编辑室、军事体育室、文工团等。当时的教学计划多由苏联专家制定，他们“先写出讲义，译成中文，然后在教学研究室内帮助我国教员详细研究，再由我国教员到课堂给学生上课”。值得一提的是校刊工作。校刊的中心任务是报道教学情况，改进教学方法，指导教学工作。校刊充分发扬“大家动手，全校办报”的方针，非常重视学生的稿源和来信，成为沟通学生和校方以及师生之间的桥梁。保存完整的《人民大学周报》，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教材教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特色在于“教学与实际联系”，在工作中特别强调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每门功课都有课堂实习和生产实习”，“每门功课都按非常严密的计划执行并实行专人负责制”。1950年8月，吴玉章校长正式开学前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强调，“自觉地遵守学习计划和学习制度应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生活的特点”。高度的计划性和严密的组织性是人民大学与旧式大学的根本区别。
人民大学参考苏联的大学经验，专设研究部，以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研究部部长由第二副校长兼任，副部长二人，下设办公室（附印刷股）、编译室、资料室和出版处（附设印刷厂）。研究部负责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组织领导编译必要的教材与参考资料，负责出版业务。设立编译室是“为了接受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克服目前学生不能直接听讲的困难”，调聘俄文翻译若干人，充当苏联任课教授的口译和教材、参考资料的笔译。出版处负责印刷课本、重要参考书籍和资料，下设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1950年第一批招收研究生335人，其中校外派来的研究生96人，已于9月1日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研究部的设立表明，人民大学自建校伊始就是一所科研型大学。1950年8月底，学校进行较大规模的科研工作，提出39个科学报告专题，由各教研室分别研究，写成论文，于10月18日至20日举行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共做了31个报告。出席大会的共有860余人，其中首都各大学的教授有160余人。这次会议“绝大多数的报告是由参加教学和科研究工作不久的年青的教员与研究生准备和报告的”，“引起了首都科学界和中央各部及其他中央机关的注意”。研究题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经济建设、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法律和外交等专题研究。后来提交的学术论文有高尔尼洛夫的《斯大林论中国》、包包夫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财政、货币、流通、信用以及对外贸易各方面的成就》、契维克娃的《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等。研究部组织的全校科研活动，有力激发了教师的科研热情，重视科学研究亦成为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
行政事务部负责全校的行政事务工作，设有部长一人，副部长二人。行政事务部下设会计科、供给科、校产管理科、卫生科、生产科、保育院和总务科。其中，生产科负责学校制粉厂、被服厂和农场的生产工作。
图书馆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秘书一人。下设选购组、编目组、出纳组、阅览组、资料组以及各分馆。为使图书馆工作与教学研究工作密切结合，专门成立协商性质的图书馆委员会。
教学研究室（简称教研室）是学校的基本教学和研究组织，负责一门或数门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教研室工作的质量直接决定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最后决定着学生培养质量。教研室的设立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之举，也是办校第一年的主抓工作。“教研室组织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优越性就在于它是具有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高度的思想性与创造性的集体。”教研室的教学工作由教务部长负责，研究工作由研究部长负责。教研室设主任、副主任、教授、教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招收研究生若干人。根据课程需要，首批成立六个教研室，包括：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国革命理论教研室、俄文教研室、财政经济教研室、教育教研室以及法律外交教研室。1950年8月，教研室增加到36个。
教学单位包括本科八个系、专修科九个系、文化补习班和俄文专修班。文化补习班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学员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使其能够顺利学习本科各种课程。文化补习班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行政教育干事若干人。每班规模40人左右，设级任（班主任）一人，以国文或数学教员充任。教员以专任为原则。学习期限分为一年和两年两种：实际文化程度相当于高小毕业者，学习一年；实际文化程度低于高小毕业者，学习二年。俄文专修班的目标使培养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具有初步独立从事翻译工作的能力。
此外，为了提高全校党与非党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学校成立了正规的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
如上所述，人民大学的组织机构反映出如下特点：一是教学部和研究部在管理上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但对教师而言既要重视教学，又投身于科学研究，教学与科研工作密切结合，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二是充分借鉴苏联先进的办学经验，先后聘用50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设有编译室负责课堂口译和教材及参考资料的笔译，同时专门成立俄文专修班，培养俄语人才；三是注重教学与实际相联系，人民大学与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从招生到教学，再到毕业分配都建立密切的联系，中央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指定专人提供实际的工作情况和调研资料，很多部委领导都来校作过专题报告。
四、不拘一格的学生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状况和课程建设，最集中地体现了新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的全新性。正如陆定一在1950年回顾和展望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中所总结的那样，新中国政权除了军事上肃清残敌以外，两项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就文化教育工作而言，主要目标在于：“第一是使文化教育事业从过去少数人的手里，转移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第二是使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效地为恢复与发展国家生产建设而服务。”因此，文教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于“发展工农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个工作的意义，“不仅使为了要解决今天工人与农民对文化上的要求，并且要为将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必要的准备。”经过新型正规大学的培养，“由工人农民出身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能与“其他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共同成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骨干”。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新中国新型大学的初步探索，“其中要吸收由工农出身的学生，这个大学的课程与学制都完全是新型的，根据于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经济建设上的需要而制定。”中国人民大学也为新中国其他新型大学的建设提供了范例。3月31日，东北人民政府将东北行政学院改名为东北人民大学，“按照中国人民大学之方针办理，着重于工农干部之培养”；“除现有各系逐渐增设工厂管理、财政、银行、会计、合作等系，其学制课程教材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定”。
1950年3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开课。此时距校长的正式任命仅仅三天，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人民大学开学的急迫与渴望。当时到校的本科生1650余人，包括干部700余人，工人170余人，以及原在华北大学及政法大学的学生700余人。尽管苏联教师还未全部到校，造成部分课程延误和培养方案的调整，但学生已经开始上课。
我们通过对人民大学第一批本科生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人民大学的招生状况与培养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第一批学生以培养专业干部为目标，并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体情况见下表。
如上表所示，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是学生的主要构成，分别占全部生源的51.1%和40.2%。干部学生是经过地方省、市政府的介绍推荐，经由考试录取。其中主要是工作三年至八年的干部，共428名，工作八年以上者297名，工作三年以下者只有74名，主要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学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军队干部，也有党务和政府工作人员，还有从事经济、文教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工人占学生总数的8.7%，大多数是工龄在三年以上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只有3人。从华北大学等高校转来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有630人。
人民大学的本科学生情况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新型大学的第一个特点。大学在无产阶级的教育原则指导下，“向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开门”，成为真正意义上人民的大学。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源自苏联，主要内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工农干部虽然文化水平参差不一，但都具备革命经历和生产工作经验，通过长期系统的理论和业务学习，成长为国家建设的可用干部。苏联专家阿尔辛捷也夫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曾就这一问题进行阐释：“高等教育的任务，首先就是培养专家，为国家建设准备干部；其次，要为高等教育本身来准备干部，就是培养师资；第三，准备科学研究人员，以便解决生产上的需要，并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具体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与专修科，他指出，“如果是培养行政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可以负责。而且，所谓行政工作人员，不是空空洞洞的一种人才，应该从各种专家里面提拔出来。因为他不是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所负的任务也不是抽象的。每一机关里的行政人员是由机关工作人员中培养出来，或是在这一机关的专家中提拔出来的。假定目前急迫需要的话，可以成立短期训练班来解央，不必在高等学校里设立一个系。”从实际效果而言，工厂管理系是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一个系，他们在1950年3月至7月的学习中，通过刻苦钻研，“不但克服了文化水平较低的困难，而且成为全校成绩最好的一系”。这是对“大学之门工农莫入”说法的有力辩驳，打破了旧式教育工农群众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藩篱。
贫苦农民出身的李凤莲从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她的经历在干部学生中颇有代表性。李凤莲是陕西靖边县人，13岁成为童养媳，15岁在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1937年，她成为中央印刷厂的一名装订工人。由于工作努力，她很快成为工人中的榜样，“别的工人每天最多折到两千多页，而她每天至少也要折到四千五百多页。”，“成为全厂最高的记录”。1940年，她调任印刷厂新成立的托儿所，成为一名保育员。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赞扬她是“劳动英雄，又是革命的贤妻良母”。1942年，她调任被服厂工作，后来“别的工人锁扣眼三十多套，而她每天最少锁到四十多套”，再次“成为全边区工厂的最高记录。”1943年秋，李凤莲被边区政府表彰为“女工劳动英雄”。1945年秋，李凤莲进入延安中学的地方干部培训班，经过一年学习，“已可写普通信件，阅读普通文件了。”1948年，李凤莲出任沈阳被服二厂的军代表，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在工作中她仍然坚持学习，“将一天的工作写成日记，不会写的字记下来，第二天问会写的同志。”她常说：“我没有念过书，如果再不积极学习，那就更没有资本了。”1950年9月，作为人民大学学生的李凤莲，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并与毛泽东主席留下珍贵的合影。
外交系学生李荣春是红军长征的小战士，后来成为全校学生会的主席，被选为出席世界学生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代表后他发表感想说：“我是一个几乎没有进过校门的‘穷孩子’，在旧社会里上不起学……刚刚创办起中国第一个人民的新型正规大学的时候，我又立刻得到了来这个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心里真是有着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慨。”他耽误两个月功课回国后，“不但努力赶上了掉下来的功课，而且考试成绩还是最好的一个”。
工厂管理系学生金秀玲是北京被服一厂的普通缝纫女工。她在当选世界学代会代表说道，“在当选的那天晚上，半夜没睡着觉，高兴得不知道心里想些什么才好，翻来覆去地在想：这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过去的‘臭工厂’‘棉花妞’今天也能上大学，当代表，并且还要出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谁给我的呢？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给我的，为此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工作，完满地实现国家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像李凤莲、李荣春、金秀玲这样的干部和普通工农群众，在新的建设年代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与专业知识。人民大学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如曾参加过长征、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英雄任先智，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人民解放军营长陈让山，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队员于保合，兵工厂工人革命母亲李才海，等等。这些文化基础薄弱的工农干部，之所以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缘于他们将学习看作是“人民祖国所要求完成的具体任务”，是“爱国主义实际行动”。很多同学将“学习就是战斗”、“战斗地学习”视为行动的口号。
五、别开生面的课程设置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学校制定了本科和专修科的课程内容。本科生第一学期课程分为政治课、公共课和专业课，前两者是全校共同课程，专业课则各系不尽相同。政治课有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史三门 ，约占总课时的34%。当时的政治课，由于教师资源不足，都以上大课的形式进行。公共课包括俄文和体育，俄文占总课时的45%，体育则与专业课课时相同。经济系、计划系、财政系、贸易系、合作社系的课程完全一致，专业课有高等数学基础和经济地理两门，各占总课时的7%。工厂管理系同上述各系相比，少一门高等数学基础，多两门课程，一是政治经济学，二是工厂管理。法律系和外交系的专业课是国家与法律基础。开课前夕，由于苏联教授并未全部到校，教学计划被临时调整。政治课和俄文课都被压缩，马列主义课程主要讲授三部分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和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
相比之下，专修科由于学习期限短，专业课的比例大幅提高。经济类专业的共同必修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经济政策及经验，此外，经济系的其他专业课程还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核算及监督原理、簿记原理、差额分析和统计学原理。财政信用借贷系的专业课包括货币及信用借贷、核算及监督、银行簿记原理、差额分析、借贷手续、贮蓄银行和银行纸币发行。贸易系专业课有：贸易计划、中国商业政策及经验、信用借贷贸易、商业簿记原理、差额分析、对外贸易专卖和关税税率。合作系的专业课包括：列宁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高等数学基础、计划原理、簿记原理和统计学原理。工厂管理系的专业课包括：中国工业政策及经验、企业管理基本原理、劳动力及生产计划原理、差额分析和生产计划。统计系专业课包括：数学、统计学基础和制图学。非经济类专修科的公共课程是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此外法律系的专业课包括：列宁论国家与革命、国家及法律基础、刑法原理、民法原理、商法原理、国际法原理、诉讼原理和解放区司法经验。外交系的课程有：中国外交史、国际法、国家法、外国文和领事业务。教育系教育组的专业课有：心理学、逻辑学、教授法、教育学和学校管理。教育系史地组的专业课有：教授法、教育学、历史和地理。不难看出，这些课程多数源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直接从当时的苏联大学课程借鉴而来，少部分课程是根据中国国情而设计。
教材方面，所有业务课教材均参考苏联高等学校的最新教材编定。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在结合到中国实际时，苏联教授都特别着重研究中国的各种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把这些内容都编进讲义里去”。教学工作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处处表现出计划性和组织性”，“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一系列教学环节。”教学的主要环节是讲授和实习。讲授由主讲教员担任，每次有写好的讲授提纲，并向学生提出实习要点。实习课程预先公布是习题，学生在自修时写好发言提纲。实习课由实习教员担任。每次讲课或实习之前，教研室都要分别举行准备会，讨论决定讲授提纲和实习题及答案，保证所教科目能彻底为学生所接受并正确地运用。中国人民大学通过这样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教学活动，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和效果。
1950年8月下旬，最早的一批专修科学员经过半年多的学习，顺利毕业。8月25日，专修科法律系的525名同学，在海运仓校区举行毕业典礼。吴玉章校长、成仿吾副校长、苏联专家安得里雅诺夫、菲立波夫、贝斯特洛娃教授以及相关的中国教师都参加了毕业典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司法部部长史良、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等亦亲临典礼。沈钧儒院长勉励毕业生：“我站在司法岗位上来欢迎你们和我们共同工作”。毕业生数日后分赴中南、华东、西北、西南、绥远等行政区司法部门的新工作岗位。
六、苏联的有效援助
“向苏联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建设的基本政策，其在人民大学的创办过程中亦得到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向苏联提出派遣对华派遣专家的要求。8月28日，苏联派菲立波夫和费先科前往北京。刘少奇向他们提出了组建人民大学的任务，告知其“该校将主要由苏联教授任教，教师的总数为300-400人，教学中应使用苏联教材，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应该利用苏联最为丰富的经验”。菲立波夫和费先科后来担任人民大学筹委会成员，协助制定人民大学的各系规划和教学计划。苏联教师在人民大学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俄语、法学、金融学和经济学教研室，并担任领导工作。除此之外，菲立波夫还在人民大学承担“为大学工作的各个问题提供咨询，这些问题涉及工会的组织、党的工作、青年工作”。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1949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人民大学和安排苏联专家的问题。会议决定人民大学聘请的苏联专家为50名。中央俄语翻译局局长张锡俦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解释道，本想邀请更多的苏联教授和讲师来人民大学，但两个问题造成了苏联专家规模的压缩。一是住处问题，“现在苏联专家都安排在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苏联专家差不多快把饭店住满了”。二是缺乏足够的高水平翻译，“如果说给苏联专家——工程师还可以配备同专业的掌握俄语差些的中国专家做翻译——一些技术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手势或通过图纸说清楚，那么给人文科学老师和语言老师配翻译，那就非有高水平的干部不可。”4月8日，苏联向中国政府致函：1950年可向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派遣42名教授和教师”。
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苏联教师没有及时到位，人民大学的开学日期被推迟。1950年，有37位苏联教师在人民大学任教，“是当时中国所有教育机构中人数最多的”。分布最多的是俄文系，有11人，均来自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其他教师则来自苏联高等教育部。其中，财政信用系6人，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讲授金融和货币流通，1名讲师讲授货币、信用和贷款，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讲授货币流通和银行贷款，1名教授讲授核算学理论。马列教师4人，包括教授2名，副教授1名，讲师1名，1951年增至6人。工厂管理系3人，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讲授工业企业的组织和计划，1名教授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学。合作系有1名副教授和1名讲师，讲授合作化商业组织、消费和生产合作社。贸易系2人，包括海关税和税收1名副教授，对外贸易垄断1名讲师。政治经济学教师2人，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1951年增至3人。国家法规和国家制度理论2人，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2人，包括1名教授和1名讲师。逻辑学1名副教授。总计教授10人，副教授16人，讲师11人。[ ]苏联专家并不担任系主任和系副主任的职务，通常担任教研室主任。他们首先给人民大学的教师上课，并指导教师从事科研工作。其次，他们是培养研究生的主要力量，“7年间苏联专家为人民大学2574名研究生讲过课，直到1956年以后，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才由该校教师直接承担”。第三，他们直接编写或指导编写的讲义和教材达101种，共计55.7亿字。第四，他们帮助人民大学建立了一套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并逐步推广到全国高校。
苏联专家在人民大学的工作，得到人大师生的高度认可，“这种兄弟般有爱的帮助，特别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每日都能感觉到。”苏联教师的工作精神得到充分的肯定。一是工作上的创造性。在契维克娃教授的领导下，俄文教研室创造了“教中国学生学俄文最有效的方法”。经过仅仅三个半月的学习，学生们已经学会1500个原形字，能够写简单的俄文自传，“在两次考试中平均百分之九十三得到了五分和四分的成绩”。二是高度的认真负责精神。正如同学所说：“你有一点点进步，都会得到教师的热情的鼓励。”三是热爱学生和热爱自己的事业。“她们热爱同学不仅表现在关心着同学的学习成绩，而且关怀到每个同学在政治上的开展，同学们的前进的勇气以及生活和健康。”
不可否认，苏联援助的确在人民大学创办和建校初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和研究生培养等方面。但另一方面，个别学者将人民大学定位为“苏式大学”（Soviet-style institution）的观点不免片面。如前所述，人民大学“继承了老解放区的教育传统，从建校一开始就提出并积极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外国先进经验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因此缺点和错误一经发现和指出，都逐步改正了。”
七、开学典礼
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各系正式开课。“各系由第一学期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教育计划”在暑假中全部制定，“苏联教授已全部到校”。本科学制除法律和外交为四年外，其余各系一律为三年。10月2日，专修科11个班正式开学。本期招生1200人，修业期限均为八个月。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学已步入正轨，筹办工作宣告结束。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在张自忠路3号的清陆军部旧址隆重举行。参加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张澜，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司徒美堂、彭泽民、章伯钧、徐特立、谢觉哉，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韦悫，各部、院、署首长，北京各大学校长，参加国庆典礼的少数民族代表等。中国人民大学的4000余名师生参加开学典礼，包括1000多名干部和教师，1600多名本科生和1200余名专修科学员。
开学典礼上，刘少奇和朱德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一致指出创立中国人民大学有两个重大意义：一、“这个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大事”；二、“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中国人民大学和过去的旧式大学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以工农服务为目的，因此，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应该为这一目的而服务，我们的大学应该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在旧大学的基础上来建立新型的大学——人民的大学”。刘少奇勉励学生“要团结在为人民服务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上，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违反人民利益，要大公无私，不要背叛人民，要为人民的利益去服务，要走向社会主义，要改造中国。”
刘少奇还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特色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民大学不办物理、化学、机械、电气等系，因为这些学科其他大学是可以办的”，“我们专门办别的大学现在还不能办的专业”，“这样的分工对国家是有利的”。
因此，人民大学的师生承担着国家和时代的重托，具有崇高的使命感：“不要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工作。这样，学校才会更快地办好。在这样的基础上，工作可以做好，学习可以学好，对国家来讲，可以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他不忘告诫广大师生，现在国家正从事经济建设，“三四年后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你们毕业了。当人民困难的时候，你们吃着人民的小米学习，如果毕业后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那就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很好地学习和工作。”
朱德同志除表示祝贺外，“特别强调了办专修科以应当前需要的重要性”。
吴玉章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简要报告了人民大学的建校经过，明确提出人民大学的培养目标：“我们要培养精通先进科学与拘束，为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列主义知识和毛泽东思想所武装，与各种具体业务相结合，并决心保卫人民民主主义祖国，忠诚于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将来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干部。”吴玉章校长提出的培养目标，很快在之后的两次爱国运动当中得到体现。一是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大学学生表现出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率先展开慰劳捐献运动。二是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运动，人民大学学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纷纷积极参军。他还介绍了学校担负的主要任务、已经进行的工作、教学工作的组织、科学研究工作以及提高教育干部工作。
开学典礼的举行，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党和中央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已开始走入正轨。
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1950年，教育部将全部概算的五分之一拨给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创办所积累的经验，“为新中国的人民高等教育事业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事实证明，人民大学“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办学思路产生了良好的效果。1951年教育部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民大学在教学制度、组织及教学方法上的办学经验。1951年上半年，《人民日报》、《人民教育》杂志开设专版，全方位详细介绍了人民大学的办学情况。
1950年，全国除台湾外，共有高等学校227所（各地的人民革命大学和军政大学不计在内），学生共约134000人。其中，公立学校138所，约占总数的61%，私立学校65所，约占总数的29%，教会学校24所，约占总数的10%。全国高等学校中，大学65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29%；专门学院92所，占总数的40%；专科学校70所，占总数的31%。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与成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解放区高等学校的正规化和新解放区高等学校的改造方面都起到了历史性的示范作用。
（作者牛贯杰，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原文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3月第42卷第3期。）
原文链接：[高等教育研究]牛贯杰：“为有源头活水来”——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创办与成立
（责任编辑：姜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