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 ｜上外人的聯合國往事

时间：2023-02-03

　　編者按：5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以實際行動踐行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成為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設者、全球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者和公共産品的積極提供者。事實上，不少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師生都曾有聯合國工作經曆。近日，兩位上外人--前聯合國駐日内瓦辦事處會議管理部口譯負責人李正仁和曾在聯合國紐約總部擔任筆譯員的夏平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采訪，講述了他們在聯合國的那些往事。●●●●●

　　在“第一排”看國際風雲變幻

　　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恢複了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尤其是1973年中文從聯合國的官方語言提升為大會和安理會的工作語言以來，中文翻譯人才的緊缺一下凸顯出來。因此，合作開辦聯合國譯員班，就成為這一青黃不接時期中國政府和聯合國的共識。

　　“當時，聯合國提議參照在莫斯科開設培訓班的模式，在國内培養可用之才。”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曾在聯合國紐約總部任譯員的夏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

　　1978年10月，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劉柯前往紐約，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一起與聯合國人事司、翻譯司談判，并達成協議。12月，《聯合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訓練中文筆譯和口譯的方案》在聯合國行政和預算問題咨詢委員會獲得通過。根據這個方案，聯合國将提供價值75000美元的電教設備，并為每名學員提供6000美元費用，學員人數每期不超過25人。

　　1979年3月底，國務院下達了關于譯員班招生的紅頭文件。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開。

　　“在報紙上看到聯合國譯訓班招生信息時，我已經好多年沒參加過考試了，一開始隻是抱着去試試看的想法，想看看自己筆譯、口譯水平還行不行，沒想到真的成功通過考試，并最終能去聯合國工作。”夏平回憶道。

　　1966年，夏平從複旦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在外輪公司工作了13年，主要負責與外輪工作人員溝通，“這個工作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和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口音的人打交道，口語練習的機會就較多”。

　　536人參加了那年4月29日舉行的預試，227人通過，進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廣州舉行的初試。據夏平介紹，初試淘汰了很多人，隻剩下43人前往北京參與複試。

　　複試即聯合國譯訓班的入學考試。考官共14人，聯合國方面的7人包括聯合國人事司司長韋伯、翻譯司司長塞斯派克、翻譯司中文處處長湯興伯、會議服務司口譯處中文組組長範家桢，中方的7人則來自外交部和北外。考題由聯合國官員帶來，考生按順序單獨面試。

　　最終錄取正式學員25名，口譯10人，筆譯15人。夏平告訴記者，他們中有大學教師，也有剛畢業的學生，年齡跨度很大，“我當時35歲了，但我們這一屆年紀最大的是39歲，而最小的則是現在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劉結一，當時才22歲。而後來擔任我國駐美大使的崔天凱也是這一屆的學員”。

　　1981年8月，夏平和十幾位同學一起被派往聯合國紐約總部擔任筆譯員。在紐約，他們兩人一間辦公室，常年有大量文件需要翻譯，尤其在每年9月至12月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任務就更加繁重。

　　“會議期間，文件必須很快翻譯好，甚至有的需要當天完成。但平時工作強度還好，平均每天翻譯3-4頁左右，一般是先把近期的翻譯好，再處理以往的。”夏平表示，雖說日常工作鮮有波折，但當時的一個工作小插曲讓他仍記憶猶新。

　　有次，格林納達（Grenada）突發事件。半夜，夏平的一位口譯同事被從熱被窩裡召回辦公室，要求将急件迅速翻譯成中文發給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還處于半夢半醒狀态的口譯員差點以為是有關手榴彈（grenade）的内容，“過了好一會兒才真正進入狀況，原來是格林納達的人寫了信向聯合國告美國的狀”。

　　在與聯合國的三年合同到期後，夏平回到了中國，之後從事着翻譯、教師的工作。在1999年至2006年間，他還擔任過日内瓦、曼谷等地聯合國機構的約聘審校人，有時也會到當地出差幾個月。

　　至于閑暇時間的生活，與在聯合國工作時相差無幾，夏平喜歡關起門來看書，學習各方面的專業用語和專業知識。在他看來，這也是作為翻譯人員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

　　如今，夏平過上了退休生活。回想起聯合國的工作經曆，他形容，就像是坐在戲院的第一排，親眼看着國際風雲變幻，開拓了自身的眼界。而看到中國逐漸強大的國力和日漸提升的國際地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聯合國任職，夏平感到十分欣慰。

　　中文記錄得到重視

　　1982年，第三期招生，聯合國譯訓班學制改為兩年，此後一直沒有變化。

　　李正仁是第四期譯訓班的學員。“在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前，國民黨當局的聯合國代表發言一般都用英文，中文同聲傳譯形同虛設，聯合國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譯成中文。中文的記錄極不受重視。”李正仁告訴《新民周刊》記者，當時，聯合國六種正式語文（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中文）中，隻有中文沒有“逐字記錄”這一職位，“因此，我們那一屆除了口筆譯外，也增加了逐字記錄的培訓”。

　　據了解，逐字記錄是聯合國機構記憶的一部分。逐字記錄以六種正式語文同時印發，其作用是記錄“誰在會上發言”“具體說了什麼”和“作出哪些決定”，也是經過編輯的會議記錄。每種語言版本都包含用該語言所作的發言和用其他語言作出的發言的譯文。

　　李正仁清楚地記得，1984年7月2日剛畢業，他就和其他7個同學辦了手續前往紐約，“因為9月16日聯大就要開始了，中文的逐字記錄科也就在這時正式運作了起來”。

　　“逐字記錄員不多，有權獲得正式逐字記錄的聯合國機構，僅限于大會一般性辯論、安全理事會等小部分機構。我們當時就8個人每人10分鐘輪流記錄，如果輪到你的時候，發言人語速很快，那可能需要翻譯的内容就多一些。”李正仁介紹道，中文逐字記錄員的工作是以書面形式把會議期間所有發言快速譯成中文，作出永久的曆史記錄。而逐字記錄員在過去必須本人前去所有會議的現場，但現在已能夠通過電子傳輸的會議數字錄音開展工作，“早先安理會開會時，馬蹄形的桌子中間那張長方形的桌子，坐着的就是我們逐字記錄員。無論會議幾點結束，逐字記錄的工作都要求在第二天上午10點前完成。因此，我們的工作強度還是挺大的，加班也是經常有的”。

　　李正仁告訴記者，當時在聯合國工作，身份為“國際公務員”，發放聯合國工作人員護照，但同時他們也是國家派出的涉外人員，必須遵守《外交人員守則》。譯訓班譯員們大部分被定為P2職級，即專業類工作人員，每月薪資大約3000美元起。但工資需國家統一管理，每人每月再根據外交級别領取幾十美元的工資，其他的費用，如住房、餐飲等均由國家承擔。當時的蘇聯、越南等也是這種做法。

　　而在紐約的中國工作人員都住在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内，每人一個帶獨立衛生間的單間，管理還算輕松，晚間也可出門。雖然上下班單程需要40多分鐘，但李正仁和絕大多數同事還是選擇走路上班，“紐約的生活成本還是挺高的”。一般，早餐、晚餐通常在領事館吃，午餐和中外同事一起在聯合國大樓的餐廳用餐，可向代表團聯工組報銷。有時晚上工作得晚，需在外用餐，也可以報銷。

　　1989年聯合國譯員訓練部成立十周年時，聯合國副秘書長維茲納來到訓練部講話。他說，中文翻譯處在會議記錄的翻譯上已經“迎頭趕上”。以往會議記錄的中文本常常遲發，現在已能和聯合國其他五種正式語文文本同時分發。他說，優秀幹練的譯員幫助說中文的代表同其他會員國交流意見，協助聯合國秘書處了解中國代表團提供的資料，确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發揮着核心作用。

　　後來，由于聯合國中文翻譯職位空缺逐年減少，而譯訓班畢業生越來越多。因此，1993年起，聯合國不再提供資助。從1979年到1994年，譯訓班共開辦13期，培養了200多名人才。

　　從口譯員到管理層

　　1987年，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有了一個口譯員的職位空缺。“當時，代表團征求了我的意見，因為我學過口譯，也有聯合國頒發的口譯文憑，所以很願意去試一試。”李正仁坦言，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譯訓班的學員簽訂的都是五年的合同，“想法也很簡單，已經在紐約總部待了兩年半了，後面兩年半能去歐洲工作也不錯”。

　　機緣巧合下，李正仁最後來到了聯合國日内瓦辦事處（UNOG）擔任口譯員。在李正仁看來，比起筆譯和逐字記錄，口譯員的工作嚴謹方面要求更高，尤其是中譯外，“因為說出去的話就好比潑出去的水，沒有改口的機會。如果把代表的意思翻錯了，甚至可能出大問題”。

　　事實上，大多數會議有會前和會期文件可供口譯準備，但有時開會時卻是全新内容。尤其在涉及人權、裁軍等問題的答辯時，各國代表常常即興發言，不時“吵架”，言辭激烈。口譯員不僅無法提前準備，且不能有任何錯漏，還要能譯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達。

　　“所以，盡管每周有三個半天的休息時間，我們也要不斷補充各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詞彙。”李正仁記得，有次他的一個同事開會差點遲到，匆匆忙忙進了“翻譯箱”。正好是中方代表發言，會議讨論的是“橡膠”問題，但他卻聽成了“香蕉”，“當聽到‘banana’的時候，全場哄笑。幸好不是太大的問題，他也及時改口，但他後來就被我們笑稱為‘banana boy’”。

　　由于合同年限的關系，此前中國人很難在聯合國做到高級别的職員。“P級職員裡，最高級别是P5，需要有大約10年的工作經驗。”李正仁告訴記者，一直到1991年左右，我國正式停止了隻能通過推薦去聯合國的規定，個人也可以和聯合國續簽合同或者終身合同。

　　就這樣，李正仁一步步做到了資深口譯員、中文口譯負責人，級别也升到了P5。當時任UNOG會議管理部口譯負責人任期滿了後，李正仁有資格，也有信心競聘這一管理職位，“當時，萬國宮裡隸屬聯合國本部的隻有8個D1（Director，聯合國高級管理人員），要求有多年豐富的工作經驗，年齡一般在50歲以上”。

　　初試的書面答辯順利通過，李正仁最後的競争對手隻剩下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這個職位之前從沒有中國人擔任過，但我覺得自己的勝算還是很大的”。

　　2007年11月23日，李正仁50歲生日當天。在家休息的他接到了UNOG總幹事的緊急召見。到了辦公室，總幹事卻隻有閑聊。“我心裡還不懂為啥要召見。”但沒過一會兒，李正仁便收到了最棒的生日禮物。“突然，秘書走了進來，把一個文件夾呈給總幹事。總幹事當場簽字，祝賀我擔任口譯負責人。”

　　2008年1月1日起，李正仁正式上崗。但新官上任，他的一個秘書仗着自己資曆老，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很多原本要經過他審批的工作，這位秘書都自作主張決定了。這件事被李正仁知道後，立刻明确了工作流程和管理規章，從源頭遏制了這一作風。此後，工作也逐步步入正軌。

　　多年來，李正仁每年要負責協調組織聯合國六種語文的一百多名全職口譯員和數百名兼職口譯員；全年為日内瓦辦事處負責的七千多場會議安排口譯服務，負責過日内瓦以外的重大國際會議的實際口譯工作，如：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大會、氣候變化大會、荒漠化大會、裁軍大會等。聯合國人權機制下每年有近百次國别訪問，翻譯也是李正仁負責安排。

　　2017年11月，李正仁從聯合國退休。深知口譯的重要性，多年來他在培養口譯專業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與貢獻。李正仁于2003年與UNOG口譯負責人一道啟動了聯合國高校合作項目，該項目4年後升級為聯合國外展項目，與全球23所培訓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的院校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今後，尤其在多邊外交方面，中國要走向國際舞台的中央，口譯的作用非常關鍵，因為我們的聲音和我們的方案都是通過口譯傳出去的。如果翻得不好，那會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利益。”李正仁表示。

　　（記者應琛實習生張懿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