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个诺贝尔奖！日本20年前口出狂言如今正震惊世界：这些教育启示值得借鉴
日本人为何能频频获得诺贝尔奖？除了科学家善于自我反省和勤奋工作之外，日本的科研环境、评价机制以及经费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没。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有着相对美好的童年，喜欢亲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欢阅读、善于阅读，而且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角色。
2021年10月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日裔美籍美国科学家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德国科学家克劳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和意大利科学家乔治·帕里西（Giorgio Parisi ）荣膺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们为我们理解复杂物理系统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日经中文网报道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现年90岁、已加入美国国籍的真锅淑郎在1960年代首次明确证明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对气候的影响。使国际社会的目光转向全球变暖，促成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成立。
至此，包括加入美国国籍的人士在内，荣获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增至28人，其中有12人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能频频获得诺贝尔奖呢？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此前，在诺奖的百年历史中，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还只有9位得主。
如果把眼光放到20年前来看，日本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方面的收获更加惊人。在2001年“诺贝尔奖计划”提出之前，在过往百年诺贝尔奖颁奖历史中，日本只诞生了6位自然科学类奖项获得者，而在这一计划提出之后，迄今为止的20年内，日本已经有20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全部是自然科学类奖项。
如今距离50年计划实施周期仅过去20年，日本却已经诞生20位诺贝尔奖得主，既定目标已经实现了三分之二，获得诺奖势头之猛，着实令世界感到震惊。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已经成为诺贝尔奖颁奖史上唯一一个可以与欧美国家相抗衡的亚洲国家。
而在20年前日本提出“诺奖计划”时，不仅国际上认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就连日本国内也讥讽说“不能像量产丰田汽车一样量产诺贝尔奖”。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更是直言日本“没有头脑”，“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纯属“狂妄之言”。
日本在过往20年诞生20位诺贝尔奖得主，一定程度上确实实现了“量产”诺贝尔奖，得益于日本科研人员层次的厚重，加之持续获奖带来的良好口碑，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维持诺贝尔奖“量产国”的地位可能性极高。
20年来，日本虽然与产生了五六十人的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已经超过此前100年曾有多人获奖的英国法国德国，获奖人数排名全球第2位。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方面统计的诺贝尔获奖者虽然包括加入美国国籍的真锅淑郎，以及此前的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在内，但他们都是在日本出生并且在日本本土接受教育。以刚刚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真锅淑郎为例，他是于1958年在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应美国国家气象局（现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邀请赴美。
日本人自2000以来诞生超过20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在二战结束前出生的超过2/3；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超过9成；在日本国内读完大学本科或专科的达到100%；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里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超过8成。这些数字比较好地揭示了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一些群体特征。
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曾对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考察后指出：
1.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后的教育改革有关；
2.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
3.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
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有着相对美好的童年，喜欢亲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欢阅读、善于阅读，而且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角色。
日本人屡屡获得诺奖的背后，我们总结了日本教育和科研的以下四大教育和科研创新模式，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三次教育改革
为科学研究创新奠定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在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重视，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科学研究等领域都可以感受到科学技术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日本政府察觉到这种变化对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于是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经验以提升自身科技水平。而科技发展的发展本质上是教育水平的升级，如何改善教育体系，合理运用教育手段，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日本寻求发展的重要难题。在此背景下，日本迎来了第三次教育改革。
第三次教育改革始于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大臣提出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对策》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今后学校教育的总任务，即担负培养“人格形成”的使命。
为实现这一目标，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是提倡构建终身化的教育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了应对各种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对于自己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于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人们不再满足于有限的学校教育，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实现个人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需要。
二是注重个性化学习。以往，日本教育制度的特点是相对统一、讲究效率、提倡均等、培养标准化的人才。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为日本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面对时代的发展，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在第三次教育改革中要求，要重视个性化发展、强调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为培养高素质、个性化、创新型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三是强调教育的国际化。随着各国间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培养能服务于日本社会发展的国际化人才，是日本政府强调要加强日本的国际化教育的核心目标。教育的国际化使得日本学生在深刻领会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接触了外国多样的文化，在不同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各种新思维、新模式也应运而生，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是重视教育信息化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规定，在高中阶段开设信息技术相关课程。同时，日本政府还在第三次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了要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支撑教育的发展，这些做法都为日本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从2001年向前倒推十年正是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初见成果的时候，可以说，日本的教育改革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起到重要作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了国民科技素养和能力，让国家的教育水平有了整体提升。
日本基础教育育人模式：
科普启蒙、阅读、独立精神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教育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日本科研之所以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同，仅靠政府科研拨款与高等教育本身是难以完成的，更多是依靠社会基础教育的培养，日本人从小对于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基础教育中打下的坚实基础，让国家在科技学术道路上有动力越走越远。主要有几个方面值得借鉴学习：
1．接触大自然萌生好奇心是科研的“原点”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201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说。
从小，大隅良典非常喜欢自然，采集昆虫是一大爱好，他还是小学科学教材的编撰者。在他看来，让小孩子们爱上自然、爱上科学，对世界抱有宝贵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点。
“（小时候）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夏天喜欢在小河里捞鱼、捕萤火虫、采集昆虫，手持网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杨梅、野草莓，能够感受自然的四季变迁。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应该说，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对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来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
从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告诉记者，虽然日本属于岛国，地理条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一种亲近感、自豪感，对各种自然现象也比较敏感，这不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小说。日本的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让儿童亲近自然，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当地的自然特色。
日本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构建教育场景。纪录片《他乡的童年》里面介绍了日本东京的一个幼儿园——藤幼儿园。这个学校被设计成双层椭圆结构，下层是教室，上层屋顶是一个环形游乐场，孩子可以大屋顶上尽情奔跑，像不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
设计之初，现场有三棵大树，若保留大树就增加了建筑设计的难度。学校最终决定保留，“如果把树砍掉，小朋友就没有东西转圈玩。我们将大树作为建筑的一部分进行设计，让大树从建筑中穿出。”
一棵树从地下贯穿教室，一直长到屋顶外面
为了鼓励孩子攀爬和探索自然的本能，树的周围拉上了网。也就是这么个简单的网，让孩子们乐趣无穷，他们非常喜欢往这个网里钻......
有时候，一棵树的网可以兜住40个小孩
我们常常说“起跑线”。可是，真正的“起跑线”并非年幼就开始的知识灌输，也非整日刷题获取好成绩、考取好学校，而是帮助孩子培养出学习的热情、兴趣与能力。
正如挪威艺术哲学家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所说：“儿童需要时间，生命需要时间，而学习需要的是成熟。大自然本身给我们启示是：在露天和阳光照射下慢慢成熟的西红柿，比在温室里成长的西红柿味道要好得多。对于西红柿来说，等待是值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如此。”
2.阅读引领人生成长方向
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学生》一书中坦陈，上小学时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书——爱因斯坦著的《物理学是怎样产生的》，使他对物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最终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在《直言教育》中写道：“在我的整个初中、高中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他于我可以称为心灵之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从小就有抄书的习惯，他在书中坦陈：“为了读书写下很多笔记，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
从几位获奖者的言谈和著述中，明显可以感觉到阅读对于他们成长的重要意义，其中几位更是因为阅读而坚定了人生方向。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读书活动，2001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这部法律要求国家、地方、学校、家庭和企业携起手来，为儿童读书创造条件，并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儿童读书日”，此后又两次制定具体的计划对该法加以落实。日本之所以对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甚为急切，一方面因为目前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对纸媒体的阅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阅读纸媒体确实可以作为课堂教育之外的有益补充，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养分。现在日本各地都大力开展儿童读书活动，每年都要对推动儿童读书有贡献的单位进行表彰。另外，日本有很多报社、研究所和社会调查机构坚持长期对儿童读书状况进行调查，比如《每日新闻》社自1954年开始就每年进行一次学校读书调查，向社会公布结果，引起全社会对读书的重视。
3.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
如果说阅读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学，就是父亲的影响。12岁时，父亲带他参加了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展示会，新发布的一种从水、空气和煤中提炼的黄色尼龙丝让他觉得“化学实在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
福井谦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在书中写道：“至于学习，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与中国一样，日本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从小灌输不依靠父母的理念。
4.大量教育实验，促进教育与现实的联系
日本教育与一些东方国家的教育一样，有灌输式、重应试等弊病。不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受到新教育运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民间也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中村修二，2014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并被瑞典皇家学院喻为“21世纪的爱迪生”。
他出身渔民家庭，在上学期间并不出色，只考上了日本三流的不知名大学。但他却获得了诺贝尔奖，怎么做到的呢？秘诀只有一个，坚持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他动手能力非常强，几乎每天都要将学到的知识，放到实践中去检验。
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实验，中村修二终于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束人造蓝光，发明了被认为“不可能有”的蓝色发光二极管，一举成为“蓝光之父”。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只要求孩子卷面上的高分是远远不够的，孩子的动手能力、协作能力、科学思维能力正在变得无比重要。
战后日本也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经验。例如，日本的幼儿园、小学并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特别强调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基础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学有应试的倾向，曾一度比较严重，但高中却实行学分制，学生有比较大的选课自由。
日本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很多学校动员近乎全校的教师都参加到课外俱乐部活动指导之的中，甚至有些学生活动（如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
科学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觉，而培养这种感性和直觉的最佳时期正是玩得满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政府和社会对
教育和科学的崇尚与尊重
1.教师入职门槛高，教育资质良好，教学自由空间较大
日本有着世界领先的教师群体，对教师选择和培训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教师的入职门槛很高，教师考试由当地政府把关，内容很难，并且每三年都会做一次教师业务考核。其次，日本采取的是教师雇佣机制。日本的教师并不是受雇于学校，而是当地政府。教师工作地点每三年发生一次变动，直到后期逐渐稳定下来，这种做法是保证将最优质的教师分配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最珍贵的资源倾向最需要帮助的学生。最后，教师对如何增强学生表现拥有很大自主权。日本教师十分关注“教学法”，重视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即教给学生如何思考而非灌输知识，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此外，日本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空间较大。日本理论界倾向于强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较大。
2. 尊重教育、尊重科学：日元钞票上就差印“好好学习”四个字了
钱币，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世界上各个国家通用的钞票上，大都印有人物头像，且几乎都是政治家唱独台戏。比如，美元上是开国之父华盛顿、富兰克林，英镑上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大元帅威灵顿，人民币从1块到100块上都是毛爷爷，卢比上是甘地、越南盾上是胡志明、泰铢上是泰国国王……
反观日本。目前，市面上流行的2004版日元，没有一个政治家。那么日元上都印了哪些人？答案是，思想家、科学家、作家、教育家……在日本，他们地位崇高，远超一般的政治人物。
比如下面这张1万日元，印的人物肖像是福泽谕吉，他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日本人认为他是日本强大的最重要的人物，所以，放在了最大的钱币1万日元大钞上。
5000日元上印着樋口一叶。她是日本优秀女作家，只活了24岁，却为日本人留下了多部文学经典，如《大年夜》《浊流》《青梅竹马》等。她是日本钞票史上的第一位出现在正面的女性肖像人物。
1000日元上印着野口英世。他是日本细菌学家、生物学家，被誉为“日本的国宝”。他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因传染上病毒而去世。在他的墓碑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在1993年版上，5千日元印的是新渡户稻造，他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东京女子大学的创立者。
下面这张1993年版的1千日元上，印的是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文学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读过他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长篇小说《我是猫》。鲁迅曾评价他：“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总体而言，这些都是日本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有的引入外来文化，为日本注入新鲜血液，如福泽谕吉，有的不仅热心传播外来文化，还进一步把日本的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日本，如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
在日本人的心中，这些人和政治家一样，都对日本进步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是日本强大的功臣。
日本人还有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将这件事做到极致。跟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不同，中国人崇尚的是善变的“互联网思维”。总是希望走捷径、抄近道，而不屑于“扎硬寨、打硬仗”。
良好科研机制、宽松科研环境
与巨大科研投入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结束前；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国立或公立大学读书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进入顶尖国立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1972年日本的GDP超越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他们在著名综合大学或企业研发部门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从而为新世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奠定了基础。所以，日本良好科研机制、宽松科研环境与巨大科研投入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重要因素。
1.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
搞科研只靠主观意愿不够，还得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都需要有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的支撑。所幸，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投身科研领域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结果，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超过了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两倍以上的目标。1960年日本的GDP只有16万亿日元，但到1970年时日本的GDP已猛增至72万亿日元。除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科学技术10年计划”，提出有必要按欧美国家的水准，尽快将研发经费投入总额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实际上，日本197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了1960年的6.48倍，其中投给大学的研发经费更是增长了7.1倍。2%的数值目标也于1970年宣告达成。
日本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在科研这件事上，尤其是像化学、生物、工程、医学这些侧重于应用的科学领域，若没有资金的扶持，很难做出关键性突破。
比如2015年的日本诺奖得主，物理学家梶田隆章在“中微子”领域做出的关键性成果，就离不开超级神冈探测器——探测器建于1991年，耗资约104亿日元（约6.3亿人民币）。业界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这台领先世界的仪器，梶田想要作出诺奖级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为科学家的个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成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在科研投入的比重上，日本比美国还要高。日本科研经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居发达国家首位。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曾向媒体介绍，日本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上呈不断攀升之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年度投入总额由4.7万亿日元进一步增长至14.7万亿日元。而且，这20年里，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由2.1%进一步攀升至2.9%，甩开德国0.5个百分点，高出美国近0.3个百分点。
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变化趋势图
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变化趋势图
2.科研至上，基础研究在大学科研中“最受青睐”
1992年、2007年的卡耐基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更重视后者。在国立综合大学，这种“科研至上”的风气可谓更浓。这样一来，在日本，客观上能够搞科研，主观上也很想搞科研的大学教师比比皆是。虽然这种重视知识生产胜过知识传播，甚至知识应用的办学模式曾引起日本民众的不安，但它在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确实存在诸多优势。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大学读书时的导师，无论是年长者，还是中生代，大都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说是拼命三郎，而且对解决科技问题与发表期刊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这种精神气质当然会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弟子。他们的弟子在其耳提面命下，对日本走科技立国的道路、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行列的必要性也有着与今日青年学子完全不同的理解，并且都甘愿为增强日本的科技实力而不懈努力。
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又继汤川秀树之后再度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这些成功使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导师们迅速恢复了自信，同时也极大地提振了他们的弟子的科技自信心。这些青年学子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勇于攻坚克难，就有可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贡献。因此，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简单地模仿西方学者，而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如果他们当时为了多发论文，只肯做跟踪研究，不愿挑战世界科技难题，很难想象他们之后能取得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原创性科技成果。
3.科研环境独立自由不受干扰是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环境的保障，日本科学家始终如一的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们能在很多领域迅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研究人员自由独立研究也是研究领域不断出成果的关键。
日本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制，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就很快拨下来，保障其数年的研究。
换句话说，独立自由和不受干扰是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这是日本频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
日本科学家的职业威望高、工资待遇丰厚也为他们全心致力于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经济收入方面，日本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约合90万元人民币），大大超过了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4.全面改良科学技术创新 “土壤”，似比定向培养科学技术创新“苗子”成效更大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不少人在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之前表现并不突出。例如，下村脩在长崎医科大学附属药学专科部毕业后，只在名古屋大学进修过两年，他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发现绿色荧光蛋白的；田中耕一在东北大学读书时留过级，获奖时既无研究生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又无 SCI 期刊论文和高级职称；中村修二从名不经传的德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长期在一家只有几百人的“乡镇企业”——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蓝色发光二极管；和中村修二同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野浩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时只是名古屋大学赤崎勇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小柴昌俊早期学习成绩很差，过了创造力高峰期之后科研才渐入佳境。这意味着无论日本政府如何遴选拔尖人才进行重点扶持，都很难相中这些在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之前条件一般且表现平平的科研人员。因此，依靠现有的科技权威遴选能够逸出常轨、取得重大突破的未来科技之星存在很大的视野盲区。
事实上，日本政府上个世纪从未实施过拔尖人才科研资助计划。因为日本的大学实行高度自治，文部省和科技厅的官员权力受到严重制约，很难直接干预大学的运行与治理；而且这些官员远离基层，对科研工作的性质和科技人才的特点的理解有限，要他们牵头遴选具有获诺贝尔奖潜质的拔尖人才，并为之承担决策后果难度非常大。因此，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日本政府对科学文化的培育和科研环境的改良，而不是对科学技术创新“苗子”的选育。
无论如何，日本能够将当初放出的“狂言”变成“科技立国”的现实，以上四大科研和教育模式创新，都非常值得尊重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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