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迎来黄金期

　　改革开放40年来，遍布城乡的一线劳动者连同支撑其成长成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为中国跨越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0年间，职业教育从1980年代的百废待兴，到1990年代的热火朝天迅猛成长，再到新世纪的健全完善；从政府推动到市场驱动，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从“断头路”到“立交桥”，在不断的改革实践中，职业教育也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和提升，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发展环境氛围不断优化。职业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期，一个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成。

　　站在这一起点上，如何用好这支庞大的“职业教育大军”，培养大规模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制造强国建设，是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历史使命。展望未来，中国职业教育仍需攻坚克难，在持续深化改革中行稳致远。

　　职业教育40年，走到了哪儿

　　“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将超过1900万人，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这是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2017年1月联合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做出的最新预测，量化了技术技能人才的紧缺度。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曾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公开呼吁：“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急迫需求，要求我们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大规模的技术人才支撑。”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目前还是我国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有限。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支撑教育强国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已成为摆在职业教育面前的重大课题。

　　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职教体系

　　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清末，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业救国考虑，将西方工业化土壤里生长的现代职业教育引入国内。但由于国情迥异，政局动荡等影响，职业教育到中国后的发展艰难而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用了十余年构建起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相结合的中等职业教育制度，使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遍布城乡的程度。

　　“文革”期间，职业教育元气大伤,给国家建设、社会安定和青年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后，面对“普职”结构性矛盾，国家于1980年启动了以职业教育结构改革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改革，职业教育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大。1980～1998年，中职在校生数由239.74万人增加到1467.87万人，增幅为512%；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在校生规模之比，由18.9:81.1提高到60:40。职业教育重新崛起。

　　1999～2001年，受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职毕业生就业环境趋紧，高等教育扩招引发“普高热”等多重因素影响，中职教育遭遇短暂“滑坡”，但经多方努力逐渐回升趋稳。到2012年中职招生规模已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7.2%。教育部官网数据显示，2015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近165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1%。中职与普通高中的结构趋于合理。

　　高等职业教育也伴随改革开放起步并发展壮大。1980年以后，东南沿海及一些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为解决一线实用型人才紧缺问题，开始兴办地方性大学和职业大学，开启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

　　1999年的高校扩招,直接促成了高等职业学校的“迅猛”发展。短短十多年间，高职学校由几十所增至上千所，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日益立体和丰富。

　　教育部官网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达1341所，全日制在校生数1048.6万人，比上年增加42万人。

　　经过40年的努力，中职、高职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个“半壁江山”不仅有力地调整了我国教育结构，而且使一个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形式多样、灵活开放、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中职高职之外，职业培训也为我国培养了大量技能人才。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即“双证并重”）制度，大大促进了职业培训的快速发展。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16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23万所，年招生930.78万人，在校生2680.21万人；全国职业技术培训机构达到9.3万所，注册学生5325.6万人，每年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当年已毕（结）业的学生数达5656.9万人。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为我国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继平说，“新的阶段要加强巩固和提高，注重内涵建设。”

　　职业教育的突围与创新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职业教育又呈现出了哪些具体的变化？《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实地走访了一些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在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记者看到，无人机、新能源汽车、马术、冰雪等新技术或新兴体育运动，已作为相关专业出现在该校的招生计划中，一改人们对职校专业滞后于社会实践的认识。

　　该校校长段福生介绍说，他们正在对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以便进一步调整、优化、升级现有专业，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同频共振。

　　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新变化、新动向做出快速反应的不独此校。教育部官网公布的《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显示，高职院校开设的超过3.4万个专业点中，60.7%的专业点与当地支柱产业密切相关。同时，服务新兴产业、民生需求的物联网应用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康复护理、健康养老等专业点增长迅速。

　　“职业教育必须敏锐捕捉社会需求变化，保持专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高契合度。”段福生说，“仅着眼当下，培养的人才难免落后于社会的变化和需求。”

　　在北京市“丰台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其前身是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记者发现，学校在全市户籍学生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学生总量不降反增，教师授课量也出现同步增长。

　　该校校长赵爱芹告诉记者，他们在“终身教育”和“开放办学”理念下，对学校做了全面改革，全方位探索“职成一体”的终身教育新模式。一方面实施职业与成人教育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服务首都和丰台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向京津冀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和精准脱贫，还围绕“一带一路”开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使服务领域和对象更加丰富多元。

　　比如，除了优质化、品牌化的中职教育外，学校开设了面向中小学的职业体验课程、初中开放实践活动课程、综合实践课程，还直接对接行业需求，广泛开展职工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农村城镇化转移培训、对口帮扶培训等，实现了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教育、从少年到老年、从行业企业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的全覆盖，努力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

　　“职业教育是异彩纷呈的，呈现的样式也是多姿多彩的，服务的对象、形式、渠道也一定是多元的。”赵爱芹说，“社会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职业教育的身影，都有职业教育发挥作用。”

　　这点深得段福生认可。“办学功能的拓展，为学校办学开阔了思路、盘活了资源，能更快速地对国家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作出反应，并迅速与区域社会的发展融为一体。”段福生说。

　　北京市教委职教处处长王东江把这些变化视为职业教育在生源减少“逆境”中的突围与创新。

　　事实上，不独北京，全国的职业院校都在开放办学理念下开辟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广阔空间。教育部资料显示，近年来职业教育在服务中国制造2025、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使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不断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支撑力进一步提升。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体现职业教育特点和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正呈现出深度融合的新面貌。赵爱芹以该校“全聚德冠名班”为例介绍说，学校根据企业的用人需求实行“订单式”培养，双方共同制定招生计划、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标准、职业能力层级，共同研发人才培养的梯度进阶模式，共享各自的师资和项目资源，企业技师可在学校授课，学校教师可在企业实践，企业植入课程与技术，学校把优秀的人才定向输送至企业，双方实施“校企一体”紧密型合作。

　　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显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已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有六成以上开展了企业订单培养，四成毕业生能够直接进入合作企业就业。《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亦显示，高职院校和企业联合开展订单培养的近1000所，覆盖专业点近10000个，订单培养学生规模接近70万人。

　　校企合作还撬动了学校硬件设施的显著改善。教育部官网资料显示，2016年企业提供给中职院校的实践教学设备资产总值较2014年增长76.6%，提供给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设备总值达44亿元，超过“百万元”的院校456所、“千万元”及以上的院校123所。

　　职业教育在取得可喜发展的同时，建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立交桥”事关职业教育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探索中，一些地方通过增加高职对口招中职的数量和提高地方本科高职招生的比例，实现了更多职业院校学生的升学和深造。

　　段福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学校每个专业都有一个合作的高职院校，开展中高职衔接；同时还与北京城市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开展中、高职与本科教育贯通培养、联合培养，为人才的高端化发展创造条件。

　　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中职毕业生（不含技工学校）就职去向统计表明，有25.10%的学生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就读，比2015年增加5.08个百分点。

　　随着职校办学理念和办学形式的创新，职业教育与市场贴得更近，人才培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社会认可和接受程度大幅提高，这也使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发生改变。

　　“优质职业学校的重点专业每年招生都很好。”赵爱芹说，这其实是社会充分理解职业教育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本刊记者从教育部获悉，近年来我国面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施一系列人才培训、学校援建项目，反响良好，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模式和效果可谓“墙内墙外花皆香”。

　　职教仍需攻坚克难

　　尽管成绩可观，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人才供需“两张皮”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职业教育的贡献力、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

　　本刊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学生家长，不少人认为，考不上高中或者考不上大学本科的才会去读职业学校。在一些人眼里，职业教育甚至成了“差生”的代名词。

　　2017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呼吁要对职业教育“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重普教、轻职教”的尴尬现状。

　　实际上，职业教育并非历来就弱。“文革”前，八级技师的待遇相当于大学副教授的待遇。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发展最兴旺时，中职比高中还难考，中职毕业的职业能力与待遇水平在百姓心中有相当不错的认同度。

　　那么，为何今天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发生了反转式变化？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原司长杨金土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加快了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使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相应的经费投入仍显不足，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尤其在人才评价、教育评价、用人制度等社会环境条件中，尚存在不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习惯性流弊，以致影响职业教育质量和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提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所长孙诚也向记者分析说，教师队伍水平历来被视为关系教育质量的关键。职业院校教师有其职业特点，如果大多数也是毕业于普通院校，缺乏企业实践经验，也不太懂职业教育规律和职教学生成长规律，那将难以达到职业教育应有的水准。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但优质的培训内容仍匮乏，职业教育需要的“双师型”教师培养难度较大。

　　从制度衔接来看，职业教育体系“立交桥”的不完善，让职业教育某种程度上成了“断头教育”，阻碍了职业学校学生的上升通道和多元发展，成为很多学生宁愿选择多次复读、报考普通高中，也不愿读职业院校的原因。

　　王东江以北京为例说，随着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崛起，北京对高学历人群需求增长，但职校毕业的学生由于学历偏低而不具竞争优势，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随之降低。

　　“到2016年底，虽然北京50%的中职专业生可通过‘3+2’上高职，但很多地方的高职对口招中职的比例长期被严格限制在5%。而在学科型评价占主导的现实下，高职学生也很难进入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王东江说，“北京目前有15%的高职学生具备报考‘专升本’资格，但是录取率还不足8%。”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我国用人制度方面的“重学历，轻能力”和人才评价制度方面的“重知识、轻技能”，也是制约职业教育地位的主要因素。而提升职业教育水平，更是职教面临的现实挑战，亟待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各种藩篱，补齐自身短板，扭转职业教育的被动局面。

　　职教的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职业院校考察，并就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批示、指示，对加快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2014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国家还规定，从2015年起，将每年5月的第二周设为“职业教育活动周”，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已经在职教领域深耕20多年的段福生对此很是感慨：“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可谓下了‘血本’。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无论是经费投入、校企合作，还是专业建设，都达到了历年以来的一个高潮，呈现出‘硬件软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特点。”

　　教育部官网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达2950亿元，比2010年增加1490亿元，增长102.1%，年均增长15.1%。尤其是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打造了一批骨干学校、专业和师资，使职业学校的办学面貌为之一新。

　　与此同时，国家以职业教育法为引领，形成了涵盖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队伍、学生实习、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的一系列制度和标准，特别是生均拨款制度的建立，确保了职业院校的稳定经费投入。建立健全了职业教育督导制度、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年度质量报告制度，实施了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等专项措施，全面加强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

　　“职业教育已经告别‘参考普通教育做’的时代，走向‘依据专门制度和标准办’的新时期。”王继平说，如果把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视为职业教育的“恢复探索期”，那么后20年就是“健全完善期。

　　2017年12月国务院又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为职业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段福生认为，新形势下，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和要求已从“能上学”向“上好学”“多元发展”转变，从“能就业”向“就好业”“能高端就业”“能体面就业”转变。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在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为学生多元发展铺路搭桥，构建“就业有门、升学有路、创业有法、出国进修有机会”的多元成长之路。

　　赵爱芹认为，新时代的职业教育应是全方位、更优质的教育，也是全方位改革、突破和完善的教育，它不是一个终极目标，而是一个基础的出发点，需要不懈奋斗，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的需要。

　　这一切已在路上。（《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