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德国公使是怎么在北京被杀的？此事对晚清历史产生了多大影响
原标题：德国公使是怎么在北京被杀的？此事对晚清历史产生了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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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19日下午5点左右，大清总理衙门向各国驻华使馆发出照会：“现据直隶总督奏报，称本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内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
“闻之殊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拨队伍沿途保护并知照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
该照会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递交给东交民巷的十一国公使馆。另一份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因为义和团拆毁了电线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电报通讯早在6月10日就已中断，各国公使对联军海军要求清廷交出大沽炮台一事全然不知。
大沽之战
见照会称中国不能再保护使馆，使馆人员须在二十四点钟内离开北京，知道联军的要求肯定遭到了拒绝，天津租界多半已经遭难。
清政府的照会被各国公使理解成了“宣战书或最后通牒”，各国公使面面相觑，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
半夜，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等待各国军队前来护送，提出到总理衙门来面谈，要求在次日上午9点前给予答复。
总理衙门官员
庆亲王奕劻回复说稍缓日期，可以通融。现在满大街都是拳匪，劝各国公使不要来总理衙门，以免在路上遇到危险。
奕劻
那时已是深夜，他的回复没有来得及送给各国公使，打算第二天上午再送过去。
各国公使胆战心惊地等了一夜，在次日（6月20日）早晨8点再次召开会议。到9点半仍没有收到总理衙门的回复。
德国公使克林德要求大家集体前往总理衙门问个所以然，但没有人愿意冒险，绝大多数公使都认为应该继续呆在使馆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贸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召见有损他们的尊严。
性情暴躁的克林德见无法说服大家，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说：“我去总理衙门坐等，即使坐上一天，也要把他们等来。”
克林德
俄国公使格尔思建议还是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装护卫。
克林德满不在意地说：“没有什么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翻译出去过，他一点儿也没有受到骚扰。”
格尔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派翻译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
克林德说：“好主意，就派他去。”
会议结束后，众人回各自使馆等待消息。
但克林德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吩咐下人准备两顶轿子，他坐一顶，翻译柯达士坐一顶，一同前往总理衙门，德国使馆卫队队长建议派兵护送，被他拒绝了，只由两名身穿制服的侍从骑马开道。
克林德害怕途中遭遇不测，还是带了把手枪在身上自卫。
不料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比利时使馆时，误将枪上的机括触动，发出忽訇之声。
使馆中的卫兵听见枪响，以为是清兵来攻，立即蜂拥而出，开门放枪。
此时恰好有清军官兵在那儿巡逻，听见枪声也怀疑对方在攻击自己，随即开枪还击。
枪弹横飞之际，轿中的克林德已中了一枪，不幸当场毙命。
克林德被杀
翻译柯达士见了，吓得要命，急忙舍轿而逃，躲进了附近的一座教堂。
两个侍从见清军和旁观者愈聚愈多，也不敢再前进，忙退回使馆，将此事告诉了众人。
各国公使闻讯大惊，怀疑是清廷有意派兵戕害，决计预备守御，不愿出京，以免重蹈克林德的覆辙。
听说德国公使被杀了，徐桐、崇绮大喜，以手加额道：“夷酋诛，中国强矣！”随即合保董福祥攻打东交民巷使馆。
关于克林德之死，说法各异。柯达士的说法是：这像是一场设计好的谋杀。另一种说法是：克林德是被误杀了。
为什么克林德的死讯会提前6天就公之于世呢？如果是报社摆乌龙，为什么正好是克林德，而不是其他公使？这其中究竟是偶然还是阴谋？此事件成为庚子年间众多极为蹊跷的历史谜团之一。
身临其境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事后分析，这种提前数天就已弄得满世界都知道的死讯实在是罕见怪事，“考虑到电报线路早在克林德被杀之前就被切断了，由此带来的通信滞后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北京之外，任何人要想证实这次谋杀，恐怕非得花上整整12天不可。而这一次你却能提前一周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这一精准无比的死亡预告，证明了克林德死于中国人有计划有预谋的暗杀。
明恩溥相信，克林德对义和团的残酷镇压导致他成为中国人刺杀的目标。相当多的学者赞同德国使馆卫队的滥杀行动令克林德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
当时在海关税务司工作的汉学家、美国人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认为，克林德在公使会议上公开提议瓜分中国、甚至囚禁慈禧太后才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
华俄道胜银行的总裁波克提洛夫在使馆解围后写给财政大臣维特的信中揣测道：“克林德提议瓜分中国的事被在使馆卧底的中国仆役侦知报告了清政府，清廷随即制定了刺杀计划。”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写道：“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
克林德与清军发生冲突，被当场击毙，柯达士惊慌逃脱。开枪的清军士兵是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有关冲突的细节主要来自柯达士的回忆，而柯达士既是审判恩海的主审官，又是主要证人，其证词的真实性相当可疑。多种说法无法相互印证、甚至相互矛盾：有说是恩海受命刺杀，因此一枪毙命；有说是克林德率先寻衅，并试图拔枪，但被恩海快了一步；也有说是克林德率先开枪，清军还击。
当时在北京的记者莫里森对翻译柯达士进行过采访，柯达士在采访中说：“谁射杀了公使，他的同伴是些什么人，这都是没有疑问的。他们不是义和团，而是清兵，都穿着军服。他们无疑是事先在捕房附近埋伏好的。唯有九门提督崇礼方能下此命令……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可以佐证公使是被政府军谋杀的：没有人向轿夫和马夫开枪。假如是义和团，他们一般都会以同样的仇恨袭击为洋人服务的中国人。”
在《泰晤士报》上莫里森这样报道：“太后和端郡王……筹划了一次集体屠杀，根据这一计划，所有外国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将大难临头。”
已经提前一周“被死亡”的克林德在这一天终于被击毙了，无论导致他死亡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结果是列强彻底关闭了和清政府继续沟通的大门，西总布胡同的枪声，宣告了一场灾难的降临。
6月20日，大沽炮台的最新情况仍不为北京所知。这天，清廷给裕禄发去一份新的上谕：“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将此由六百里加急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上谕发出后不一会儿，朝廷就收到了裕禄以“八百里加急”送来的“捷报”（《接仗获胜折》）：“奴才于本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将洋兵欲占大沽炮台，情形紧迫，请旨饬派董福祥统带所部，来津接应等因，驰奏在案。旋据罗荣光专差来津声称，二十夜戌刻，各国兵官向该提督索取炮台屯兵，该提督未允，恐启衅端等语。随又接据该提督函报，洋人因至丑刻未让炮台，竟先开炮攻取。
“该提督现在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天黑远望不直，未知沈否等语。奴才当查，洋人既在大沽开炮，兵端已开，津防万分吃重。即分饬驻扎天津之武卫军，并本处练军各营队，严加准备，以防不测。并因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力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
“当将该团头目传集，示以收抚之意。该头目等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正在筹办间，据各营报称，见有火车十余辆，装载洋兵，由陈家沟北上。该军当拆铁路拦截。彼即开炮攻打，致伤数兵；我军亦遂开炮回击。随有洋兵麇至，意欲包围营盘，我军相机抵御。战至夜分，始行收队。
“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复分路出战，我军随处堵截，各营炮台，开跑轰击；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始将洋兵击回，而紫竹林租界洋房已焚毁不少。二十三日卯刻，复出队击攻。洋人因巢穴难保，力战尤猛。我军会合团民与之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午后愈形穷蹙，纷纷窜匿。奴才与聂士成商酌，现事势已如此决裂，似难轻易挽回。
“拟即一鼓作气，使洋兵巢穴尽覆，以壮我军之威，而夺彼族之气。再议并力接济大沽。至大沽距津一百余里，电线不通，防守情形若何，尚未续得确信。惟传有药库被毁之信，危急可想而知。现已将军粮城一带铁路拆毁，并启陈家沟铁闸泄水，以杜洋人续行进兵之路。并探闻各国前次进京兵队千余人，因前后铁路尽毁，为拳民困于杨村一带，欲由水路窜回天津，亦经分队往御。此洋人开衅，连日力战获胜，并现筹防守之实在情形也”。
大沽炮台的争夺战已经过去三天了，但是裕禄依然以“电线不通”为由，不知或假装不知大沽炮台已经沦陷，他的报告给朝廷的印象是大沽炮台还在清军手里，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比如招抚义和拳，想方设法打击各国军队，甚至攻击租界，都是为了有需要时“接济大沽”。
不仅隐瞒真相，裕禄还建议朝廷扩大战争：“奴才伏查，此次中外开衅，实缘民教相仇，势不并立，情势所迫，遂致卒起兵端。自开仗以后，民心极固，军气甚扬。将领胡殿甲、何永盛及各营官弁，均能齐心努力，奋往无前。奴才惟有妥为联络，竭尽心力办理。但彼族经此大创，断不甘心，各国之兵，势必尚有大举。以一服八，军事万分棘手。以天津现有兵力，待八国麇至之师，其何能支？相应请旨，调拨大军，星速赴津援助，以维大局。”
这份“捷报”点燃了慈禧与洋人决战到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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