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初度尘未洗 策马扬鞭再奋蹄——记著名金融学家和金融教育家曾康霖教授的学术初心
著名金融学家和金融教育家曾康霖教授
他心系国运，肩负使命，在数十年如一日知行合一的学习、研究和执教生涯中，发表了诸多有影响力的著述，推动了中国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在学界、业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本文仅从以下五个方面展现这位大家的风采和学术初心。
从学党史看一位高校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崇敬
曾先生自1956年进入经济学的殿堂以来，始终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以此用于教学，指导研究。不久前，曾先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百年华诞上的讲话。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归根到底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这对我们来说是强烈地震撼！曾先生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在此，结合学习党史和总书记的讲话，以及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会，评介于后，以飨读者。
近年来包括在疫情期间，曾先生重新学习深化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包括金融）的重要原理和基本论断，得出如下体会。
曾康霖教授
为人类求解放，严谨治学、务实求真的精神矢志不渝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可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40年代、19世纪50年代、19世纪60年代。《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公开出版的，撰写时间是两年，即1863~1865年，但研究时间是40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阅读、利用的书籍、文献达1500多种，系统整理的读书笔记有23本、1472页。《资本论》的全名原来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说明这部巨著是在批判、继承、弘扬先哲们的基础上写成的。马恩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完成的。亚当·斯密提出了“劳动一般”的概念，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大卫·李嘉图把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所形成的生产费用，看作商品价值的基础，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在经济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相互竞争，这使得在商品生产中耗费掉的劳动量所构成的生产费用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劳动耗费所构成的生产费用，怎么能看作商品价值的基础呢？马克思当时认为：在现实当中，商品价格只能由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这种价格可称为“市场价格”， 但不是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当时由他看来，商品没有其“内在价值”。换句话说，在《巴黎笔记》中，批判李嘉图的“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生产费用” 时，马克思还没有建立起“劳动价值论” 的逻辑思维。
曾康霖教授（右）与黄达教授（左）交流
建立起“劳动价值论的思维逻辑” 是在马克思确立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理论以后。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提出“劳动一般”的概念是一大进步，但这样的抽象，不足以表明生产商品劳动的特征。生产商品劳动的特征首先在于交换，也就是说，成为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交换证明了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具体劳动能不能转化为抽象劳动，关键在于能不能被社会需要。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之所以是枢纽，就是必须明确：商品的价值是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商品的交换价格后，才确立的概念。进一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紧密结合着“价值的质—价值的量—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逻辑思维建立的。逻辑的起点是商品，然后沿着“商品——货币——资本” 的路线上升。马克思说，他著述的《资本论》固然把资本作为中心范畴，但绝不能把资本作为逻辑的起点。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这些范畴支撑，那它什么也不是。
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当时也没有建立起“剩余价值论”的逻辑思维，重要原因之一是马克思的逻辑思维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换句话说，他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和哲学的人道主义。所谓“直观的唯物主义”，简要地说就是只看见事物的现象，而没有见到事物的本质；所谓“哲学的人道主义”就是只把单个的个人看作唯一现实的社会的主体，而且把人看成私有制的附属物。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所形成的竞争，只是直观地去理解，对于利润和地租数量分配高低的认知完全归结为习惯和垄断。所以，只从现象和人道主义去看问题，就得不出科学的结论。还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和哲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后，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是：谴责私有制怎样奴役工人、使工人处于非人的贫困的境地，而没有指出工人的剩余价值如何被资本家剥削和占有。这样的思维只是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没有用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怎样用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认知资本主义社会，那是在《巴黎笔记》刊登四年后，即在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才确立起来的。在这本书中，他扬弃了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经济社会的思维，第一次把在私有制下工人遭到奴役、剥削的事实同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指出劳动与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本身的价值，即大于劳动力的价值。这样，确立了“剩余价值”这个范畴，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揭露出资本主义的剥削，还指出了工人创造的部分价值被私人资本家占有。这表明，必须用社会发展规律的思维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这样的研究，必须确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的科学范畴。应当指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基础，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矛盾产生和不可调和的根源。
曾康霖教授（右）在北京看望赵海宽教授（左）
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受益终身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三大组成部分，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威廉·配第、亚当· 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为代表，这表明《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是在学习、批判、借鉴他们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经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哲学的贫国》《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使我深深感到，马克思的著作博大精深， 既是政治经济学，又是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怎么发展的科学。特别使人震撼的是，马克思的著作处处充满着辩证的唯物主义。在讨论商品、货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这些问题时，马克思的思维逻辑，绝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对立与统一、抽象与具体、本质与形式、静态与动态、整体与局部、否定之否定、是与不是等。曾先生曾向弟子们说马克思的理论绝不是平铺直叙。要读懂马克思的理论， 必须下一翻功夫。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认知事物必须有批判性思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前人研究思维逻辑和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反杜林论》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最初的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鲜明地表明了其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批判的产物。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批判”一词，具有“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意思，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是合理的， 反思性的思维，既包含思维技能，也包含思维倾向。其最初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 公元前399年），而后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把它称做“反省性思维”。这种批判性思维或“反省性思维”，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可诠释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慎密、博大精深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1844年开始直到1883年逝世，历时近40年，其艰辛可想而知。《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不只是揭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细胞”，更重要的是揭示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商品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具有不可比较性；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具有可比较性。这种可比较性，通过交换直接表现出来，也就是通过交换价值的比例关系直接表现出来，从而产生了各种价值形式。经过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结晶。这一定义，是理论的抽象，其核心含义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肯定了这一点， 就为剩余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说它是基石，其含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而劳动力本身具有价值，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是“商品”。学术界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概括了一句名言“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 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作为货币的价值形式要能成为“资本”，必须以剩余价值为条件。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曾指出：“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 后者归根到底存在于货币之中。”这表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其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存在于货币之中。由此，我们也能说，剩余价值不能成为交换价值，货币也不能转化为资本。
货币转化为资本，商品必须进入流通过程，其使用价值必须进入消费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考察了资本流通过程或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学术界曾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构成《资本论》的基础，第三卷考察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及其分割， 第二卷研究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过程，构成《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的中介，由此可见《资本论》第二卷的地位和价值。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了使商品进入流通过程，其使用价值进入消费领域，就必须研究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生产、再生产过程其实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怎样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另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转化为货币形态后，又如何取得需要的商品，即实物补偿。对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提出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为了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寻求社会再生产的规律，马克思在研究中，精心设计量化对接。从理论上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社会生产、再生产中存在很多矛盾，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两极分化、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呈阶段性和周期性，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和变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思维逻辑。
从《读书笔记》看一位金融学家的睿智和用心
“ 思曰睿” （ 参见《尚书· 洪范》）。“至千里”；“成江海”（参见《荀子·劝学》）。曾康霖先生的学术成就来源于他热爱真知，敏于求索，责任学教，勤谨著述，执着学业，极富效率的不懈工作。
“经世济民，孜孜以求”；“开放包容，求是创新”。为了和读者朋友一起体味曾康霖先生的治学精神，领略其学术思想源流，感悟其作为一位金融学家的睿智和用心，启迪学术，助力人才培养，在西南财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学校相关部门、相关同事、同学、校友的积极参与下，我们历经两年多对曾先生大量读书笔记文稿进行整理编辑，《曾康霖读书笔记》一书在2021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曾先生从教60年来， 涵泳书海， 精读马恩经典著作，研读外国经济金融等名著，认真学习领会党和国家权威文件、专业文件，撰写了大量笔记。透过这些笔记，可以看到作为金融学家的曾先生是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并迸发出思想火花的。
《曾康霖读书笔记》共计五编、50余万字，即学习经典著作编、学习外国名著编、学习权威文件编、温故而知新见微而知著编以及信息知多少贵在敏与思编。
第一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曾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中的部分经典著作读书笔记。这些笔记是由曾先生的大量读书笔记手稿整理而成的，沉淀了他独立思考、深刻体会的思想精华。这里选取的笔记主要是读如下著作形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第一章、《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马克恩《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恩格斯《反杜林论》。
第二编从曾先生阅读大量外国名著写的读书笔记中，主要选取了如下专著的笔记：《旧制度与大革命》《21世纪资本论》《欧元思想之争》《美国货币史（1867-1960）》《金融创新》《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读者可以从这些读书笔记中体会到一位笔耕不辍、孜孜以求、执着追求、境界卓越的学者在其看似平常的阅读中是怎样去宏微兼具、举重若轻地把握历史、审视世界、立足国事和洞彻专业的。
第三编主要收集整理了曾先生学习权威文件时写下的若干笔记，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知》《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问题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论改革与经济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读者从这些笔记中，可以非常清晰深切地感受到一位学者心系民族命运、切实专业济世的理性、智慧和情怀。
第四编主要编入了曾先生在进入21 世纪以来关于金融理论与经济问题的读书思考。他对传统的经济金融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掘深拓宽思考，致力于“温故而知新，见微而知著”。其研究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经济发展的反思，对外依存度， 美国赤字；金融本质认知，金融制度变迁，德国全能银行，银行中介融资与市场融资；企业社会责任，国有化与私有化；货币政策的松与紧，宏观调控；国内学者关于经济与金融关系的论述；按科学发展观设计我国的金融制度。
第五编主要编入了曾先生在阅读即时通信工具文章的体会。随着即时通信工具的应用特别是微信的发展，大量文章通过微信传播，曾先生也时常浏览微信。他以学者的敏锐和智识，常常从海量的微信中发现、发掘有价值的信息并加以自己的思考，给予我们“信息知多少，贵在敏与思”的深刻启示。这里挑选了曾先生从浏览微信中提取的11点认知和思考，其中包括《乡村振兴报告的亮点》《刘易斯拐点中的拐点：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打工》《对企业家精神的认知》《国内专业人士对互联网的看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道，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有思想——知行合一的读书是人类智慧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激励人类智慧的重要途径。置身当今世界的中国大学，建设知行合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事业，我们迫切需要有思想——知行合一的读书。
《曾康霖读书笔记》出版后，曾先生特别嘱咐要赠书给相关高校图书馆及科研院所，希望以此为弘扬读书文化，传承读书思想，铸就读书自信，贡献读书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人才培养尽一份力。
从做学问的特点看一位学者的逻辑思维
曾先生做学问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六方面。
为学生着想撰写研究性著作
1977年恢复了高考招生和学位制度， 有条件的高校和研究部门，开始招收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但缺乏教材和专业性的参考读物。这时曾先生为适应培养人才的需要著述出版了两部著作，即《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和《金融理论问题探索》。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得到了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黄达教授在给博士生讲课时，提出要像曾康霖同志那样，“从学说的渊源考察学术系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把该书作为研究生的教材之一，在市场上缺书而不能买到的情况下，将该书油印发给学生。读过这本书的同学的体会是：这本书的优点就是“比较研究，层次分明，连贯叙述”，不像有的同类著作，只偏重于介绍。
《金融理论问题探索》这一著作有两个亮点：一是没有从“价值形态的发展来叙述货币的产生和职能”，而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阐述货币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明确中国的人民币不是黄金的符号，不能称作“一般等价物”，是信用货币，而且较充分地阐述了人民币作为信用货币的特点，特别是结合历史实际， 阐明了人民币怎样把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这是一个当时学术界难以从理论上说明的课题，因为在信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不在理论上确立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价格，就容易与“货币名目论”混淆。而在这一著作中明确指出，通过“商品历史上的比价关系”，将各种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这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又与“货币名目论”区别开来。对这种研究的思维逻辑，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密切结合了中国的历史实际，是值得倡导的。
引导学生扩大视野，跨学科研究问题
大家知道，曾先生提出经济（金融） 领域的研究要与法学、消费经济学和社会学联系起来。他的这一导向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受到启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布后，曾康霖教授都要认真思考，诺贝尔奖得主获奖的主题、获奖的历史社会背景、研究的过程以及得出的结论和学术界的评价。他把思考得到的启迪和收获都写成了读书笔记。如1990年的三位诺奖得主，把公司的筹集和投资与投资者的行为联系起来；1991年的诺奖得主，用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权利与义务的交换；1992年诺奖得主，把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婚姻、家庭、犯罪等问题。总之， 曾先生的研究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善于吸取名家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方式，不是闭门造车自我封闭。
曾康霖教授（右）在北京看望吴念鲁教授（左）
近年他特别关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方面的论述
他不仅梳理了习总书记讲话的时间、地点、内容，而且关注习总书记讲话的对象、核心和针对性。曾先生不仅将其讲话的内容分类归纳，而且比较不同场合中讲话的共同点、不同点和侧重点。他这种精神与其说是职业偏好，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近年，他根据习总书记讲话的精神连写六篇文章“为中国金融立论”。他为什么这样执着，锲而不舍？2018年10月27日教育部巡视组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考察，在听取了汇报后巡视组负责人说：“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社科基地，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应研究中国金融嘛！”曾先生没有亲自参加会议，但听了传达后，觉得既是批评、导向，又是激励、鞭策。于是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写了第一篇为中国金融立论的论文——《大国金融及其特色——为中国金融立论》，论文集中论述了“中国是大国金融，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中的金融”。实际上，讨论这一宏旨的论文在国内学术界并不多见。这篇论文被送给教育部巡视组，并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全文刊登。这篇论文无疑充分展现了一位退休老教师的意志和锐意向前的精神。
金融研究要“以民为本”
曾先生说，金融研究也要“以民为本”（参见《漫谈金融研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环境下， 金融研究的更多的是官场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政府和管理层服务，如研究的更多的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总量控制、金融监管等。这样的研究具有针对性、应时性，但这样的研究主要是为决策者服务，具有时间的局限性。“位子决定思维，角色产生观点”，这样的研究难免会使思想—理论的发展趋于单一化和有碍多元化。此外，这样的研究怎样推动学说的发展和创新，也需要思考。他指出，应当承认，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金融研究在不断前进。概括地说，从“官场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逐步进入“市场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再进入“社会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具体地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金融注重风险、利率、汇率的研究，注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研究。近年来，注重金融服务方面的研究，注重在扶助弱势群体、扶贫、维护投资者权益、救灾等方面的研究。官场金融研究主要是为政府，市场金融研究主要是为企业，社会金融研究主要是为公众。他的这种概括反映了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和金融研究的实际。曾先生说， 金融研究要适应形势的变化，但有一点必须确立，那就是金融展业要以民为本，金融研究也要以民为本。以民为本的含义在金融领域可体现为稳定币值，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能够合理安排和预期；建立、健全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促使人们诚信履行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建立有效机制，帮助群众避免、转移风险，保障财产免损和安全；满足金融服务需求，提高服务质量等。扶贫金融的理论和实践，是曾先生倡导金融研究“以民为本”的集中体现。
金融研究要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基
曾先生说，金融学科的建设要传承中华文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综合性的实体，它具有民族性、地区性和时代性特征。金融事业的发展，金融学科的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激励和制约。中华民族的文化灿烂多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按史学界的倾向性的观点，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做人要以德为中心，以诚信为本，要求人们“厚德载物”“格物致知”。人与人之间的金融关系以诚信为基础；厚德载物意味着人的担当，而要担当必须认知客观事物即“格物致知”。所以儒家文化中的诚信为本，“厚德载物”和“格物致知”都应当是金融事业发展和金融学科建设的根基。中国经济学人必须把握住这样的根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必须把这样的文化根基作为金融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推动中国金融学科建设。
把文化、宗教纳入金融事业发展的研究当中
曾先生把文化、宗教纳入金融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是国内学术界少有的，甚至是独创的。他提出，中国有“儒、释、道”三大宗教，交互融摄，构成汉隋、唐宋以来两千多年的文化、宗教总体。文化、宗教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经济、金融。在中国，应考察儒、释、道三大宗教对经济、金融建立和发展的影响。
从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看一位高校退休教师，仍然着力进行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着力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问题研究
2018年曾先生的《曾康霖文集：基础与前沿》出版，这是他2008年退休以后的又一贡献。他自己在《序言》中说：“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使然。曾先生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来源于知识的沉淀。沉淀来自传承、新知和互辅。知识分子可贵的地方就是先知先觉，能够容忍接受新生事物，不保守。他对诸如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这些信息科技的前沿都有兴趣去了解。即使不了解，也不急于否定。
在前沿问题的研究中，除了参与一些国际问题的讨论，如《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是难以成立的》《也论优化国家资本结构》等以外，主要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系统地写了不少关于“普惠金融”“网络金融”“扶贫金融”等方面的文章，供上层决策和推动实际工作参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他就“中国金融立论”连续撰写了七篇文章。正如前文所述，他在开篇之作中指出了中国金融是大国金融、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中的金融，并展开论述了大国金融的担当，社会主义金融的特点和发展中金融怎样向现代金融过渡。他把社会主义金融的重要特点概括为金融活动主要以政府信用支撑；商业银行高度集中；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和央行，资金运用主要是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金融风险绝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在其他“为中国金融立论”的文章中，曾先生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的真知灼见，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读。
从多方面关心弟子的成长
曾先生在西南财经大学建校95周年华诞纪念会上的发言中讲到：“有两句话人们比较熟悉，一是‘必有我师焉’，二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两句话人们熟悉，但不一定理解得深刻。”对此，他有自己深刻的理解。
他说，第一句话是孔子说的，后面还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别人的言行举止必是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短处，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如果有就改正”。这句话说得很辩证，要则其善者，发现不善者，有的要从之，有的要改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后面也还有一句“一日有所得，何止十年书”，这句话是告诉人们知识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告诉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要统一起来，学而不厌要持之以恒，终成成果。
曾先生援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批评的“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现象时说，这表明一些学者的浮躁，甚至缺少为人的道德。当老师的责任是什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师者应有自己的正确选择。
曾先生对老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通常说老师培养人才，其实人才不是老师培养的，而是家庭、社会培养的。老师只是起了一个引路人的作用，当然，也会是关键时刻的作用。人们常说，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产品是什么？是毕业生吗？是指路，是半成品，而不是成品。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同行者，永远都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进校时，老师要关爱学生；毕业后，老师也要关爱学生！
曾先生关爱学生的动人故事，我们可从《笃信致远：曾康霖》的传记中一位“陌生”学生的来信中读到。该信的第二段开头便说：“我不是您的弟子，也不是金融学院的学生，我曾一度担心我给您发信息时备注的姓名，您是否会感到陌生。我只是西南财经大学莘莘学子中最普通的一员，就这个资格，也是基于您对我的帮助，够我用一生的努力去珍惜，从未敢亵渎。十年里，您和西南财大与我的情缘像天赐的幸运深入我的血脉，改变了我的命运。曾先生，您尚记得否？”
作为从教60多年的老教师，曾先生对学生的成长因素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说：“作为一个老师，我深深感到，青少年的成长，要有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进一步说来要有政府导向、社会熏陶、学术培养、家庭关怀以及朋友谈心。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其中，政府导向集中体现在教育方针上，也就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社会熏陶是要有优质的环境抚育，人的成长必须有亲情、友情的示范效应；学术培养主要是夯实功底，扩充知识、技能，造就自力更生的能力，服务社会；家庭关怀主要是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撑，与学校配合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与才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朋友谈心是指老师也是学生的朋友，老师要做学生热心人、知心人和引路人，朋友谈心，要倾向于品德的形成、心灵的开拓，知识的扩展，以及为人处事的交流。
他对青年学生也有自己的要求，一是要树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二是要有耐心和吃苦的精神，人生的路要一步一步走，大事做，小事也要做，要吸取经验教训，人生价值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吃点苦，需要在客观的环境中磨炼。三是常怀感恩之心，要珍惜各个方面给自己的恩典和机遇。
曾康霖教授（右）与本文作者在香港大学调研
从怎样深入实际看一位学者的调查研究
在《曾康霖文集》第五集中，曾先生讲述了他怎样调查研究。为了接受新生事物，增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多年来，曾先生致力于调研活动。对于如何开展调研，他有不少心得：“调研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事先‘胸无成竹’，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这个地方去，接触实际，有什么问题就调研什么问题，这也许就是‘没有框框，遇新求解’。这样做，遇到的很多问题出乎我的意料，它的缺陷是单边接受，难以反思，有点茫然。另一种方式，是事先‘胸有成竹’，寻觅求解。我更多的是采取后一种方式。为此，我的做法是首先要设计好调研提纲。靠多年的经验，设计好的提纲要适时、适中、适应。所谓适时，就是现阶段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可能发生的相关问题；所谓适中，就是所设计的题目不能太抽象，也不要太具体，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所谓适应，就是所设计的题目，是调研对象一般都能介绍和回答的问题，也就是他比较熟悉、有所研究的问题。‘三适’设计，颇费思考，为了设计好，事先除了自己认真斟酌外，重要的是要收集、听取实际部门人士、相关老师、同行调研的学生们的意见。”
他感慨地说：“在调研中，最费心思的是到什么单位，去找什么人。去的单位和要找的人确定了后，要分解调研提纲，即将要调研的问题细化，更具有针对性，然后以适当的方式（书面或口头）告知要去的单位和要找的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落实，一定要尊重别人，态度要恳切，细节要商议。因为我们是去求教于别人，而不是别人应向我们禀报。要知道，实际工作中领导和专家们都是繁忙的，在别人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你去调研，弄不好别人就会婉拒。但是这些年来，基于自己和一些单位的交流和交情，一般说来，别人都还是热情欢迎的。当年郑先炳研究员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感动，他说：‘我很少给来行了解情况的人介绍情况，曾先生亲自带着弟子来行调研，我不能不亲自出面。这不是因为架子大，而是一上班后，要处理的问题多。过去在中南财大与曾先生是同行，还写文章与曾先生探讨问题，曾先生的学识和为人，使人钦佩。’这也许是我作为老师带弟子出来调研的优势。”
曾先生认为调研是一门大学问。他说，尽管调研前设计好了调研提纲，但要从别人的介绍、对话和座谈中实时收获有价值的信息，当老师的要抓住契机提示、点睛、归纳和启发。他回忆起在招行总行调研时马蔚华行长讲的一席话，印象很深。当时马行长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度下，想当官的企业家，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想当企业家的官，不是一个合格的官。”马蔚华行长以亲身体会告诉大家：“不懂得宏观，就搞不好微观；不了解别人，就不知道自己；不熟悉国外，也把握不住国内。”曾先生就以马蔚华行长的这些真知灼见，启迪弟子们思考其中的哲理，体会其中的真谛。在调研中，曾先生要弟子们除了比较系统地把握所叙述的内容外，还要注意从所介绍的只言片语中去发现、去领会、去品鉴其中的奥妙。
他强调说：“调查研究不能‘只调查，不研究’，而要研究就必须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每次听人介绍以后，我都要整理笔记，主要是弄清楚别人介绍的事实，理顺别人介绍的逻辑，在别人介绍的基础上去联想、去领情、去收获。在这本《曾康霖文集》中，搜集源自天南地北的调研与思考，也就是我整理的笔记记录的一部分。”
笔者学习了曾先生的《曾康霖文集》后深深感到调研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去实施，必须精心设计、认真施工、注重验收。只有这样，才有成效。这表明曾先生在调研上的确下了巨大功夫。正是如此，他得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观察：一是当代的三农正在起变化，“农民最显著的变化是公民意识的增强和市场经济意识的提高”“农业正朝着生产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农村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村与城市相互支持，相互交融，共存共荣”。“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农业怎样发展，农村怎样建设，土地怎么利用，农民怎样就业”。二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要吸取新疆德隆兴衰的教训”“作为民营经济的企业家，要懂得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要自我量力，要承认差别，不能盲目自大……要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自求定位，自谋发展，要从小做起”。三是要从城市信用社“一刀切”的退出中反思“这样做违背了法治原则，违背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违背了信用转化的原则，产生了溢出效应”。四是“金融业发展与市场化程度的相关度要高于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五是“研究区域金融的意义在于认识差别，承认差别，推动差别，缩小差别，关注地区差别就是要地区之间互进、互补、互动、互助”。六是“少数国有银行从县城中退出后，县城金融体系仍然靠政府信用支撑。在农村，金融机构之间要强化合作，弱化竞争”。七是“对农村农民金融需求的考察要区分地区、区分层次。农业生产资料商品化的程度与金融业密切相关，农民家庭资产的流动性与金融业密切相关，农村居民的信用度与金融业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三者的状况考察农村需求”。八是“银行在国内外进行兼并重组中呈现出四大趋势，值得重视的是银行业的兼并、重组给金融监管带来的影响”。九是“地方政府负债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要采取措施推动地方政府负债良性循环。”
通过调研得到的上述理性认识，需要同行认可和社会检验。社会检验离不开一定的时空界限，在21世纪初能有这样的理性认识，应当说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特别是关注的侧重点在基层（县城金融）、三农和民营经济。
曾康霖教授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多年来一直关注基层和农村的经济状况。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他经过深入调查，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以县级区城为基础，以广大农村为前沿阵地，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党的十九大以后，他组织西南财大的校友、弟子又深入实际调查如何进行乡村振兴。他在《论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在于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在于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的推进地在于建设小镇。这样的论述和主张，给人以启发，引人深思，考虑问题的深入，是很切合实际的，既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
曾康霖教授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但他仍然带领学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奔赴东西南北，求真知、听真话，关心国家大事，与农民、农业、农村的心贴在一起，真是难得！
（作者说明：本文主要根据作者对曾康霖教授的访谈记录和有关其事迹的各种文献整理而成，所引文献未能一一注明出处，特此说明并致谢。）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图书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