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填报城市选择多重要？决定你财富上限，你应该去哪些城市
热门行业在一二线城市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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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学生或家长问：城市 专业 学校那最重要 我认为先选择城市，能去大城市就去大城市，大城市能开阔你的眼界也能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收入。
人类的财富创造从来都和城市紧密相连
在大多数风云人物的财富创造史里，城市都是决定成长的核心因素。1798年,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只身来到伦敦。作为大英帝国的资金心脏，伦敦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充分利用金融杠杆的机会。他们大量发债、贷款给英国政府，借力英国崛起，完成巨额财富的积累。大约200年后，在扎克伯格(Zuckerberg)尝试为当今拥有21亿全球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脸书融资的时候，波士顿的风险投资人拒绝了他。无奈之下，2004年，他从波士顿搬到了硅谷。活跃于硅谷的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给了他第一笔启动资金，他也从背靠硅谷的斯坦福大学里招募到能实现自己宏伟愿景的大批技术人才。“如果我待在波士顿，脸书不一定会如此成功”，这是扎克伯格内心的唏嘘。
对于马云来说，杭州也不是偶然的“落脚城市”。21世纪初的长三角是轻工业民营小企业的天下，这些小企业遍布长三角的每个镇甚至每个村庄。这些企业天然有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完成高效交易匹配的诉求。当信息时代来临的时候，阿里巴巴的电商业务迅速在这里集结商户。没有长三角这样的地域特征，也不会有阿里巴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样的企业愿景。更重要的是，杭州极其开放的金融体系为阿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04年，阿里电商业务已快速膨胀至每日8000笔；一年后，业务增长至每日几万笔。“堆积如山”的转账指令由杭州工商银行的300名员工一一处理。在一个无法通过信用卡实现担保交易的环境里，支付宝与杭州工商银行曾经有过很长一段并肩作战打通支付系统的日子。阿里巨大的成功有很多解释，但杭州、长三角的地域要素，却常常被人忽视。试想一下，如果阿里出生在贵州或者西宁，是否还会是今天的阿里?
不同的城市带来不同的财富创造力
从1978年到2022年，应该是近千年来中国普通家庭财富增长最快的几十年。这几十年的“中国奇迹”本质上是普通百姓财富增长的奇迹。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同样的人在不同城市获得的财富创造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1992年，北京工薪阶层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的年净收入是7668元，同年广西南宁市一个双职工家庭的全年可支配收人是6318元，二者相差甚微。20多年后的2019年，同样的双职工三口之家，在北京的年净收入约为203970元，而在南宁的则为105828元。相同的起点，仅仅因为城市不同，20多年后的财富创造能力就相差了几乎1倍。这还仅仅是流动性的收人，要是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差异，相差得就更多了。假设三口之家拥有
90平方米的房产，按照2019年10月北京和南宁房产的均价计算——6.42万元/平方米和1.25万元/平方米，房产价值分别是578万元、113万元，差了4倍多。而这都还是有形的财富。北京这个城市带来的无形资产，比如各种博物馆、画展，众多对外交流的机会，以及优秀人才汇聚的环境，根本没有办法被计算进去。而这些无形资产会塑造我们的财富观，未来会决定我们下一代的财富创造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人或者家庭的财富路径，大多是我们所在城市的注脚。我们需要面对这个时代关于财富和城市的一个事实：城市决定着你财富的上限，也决定着你财富的下限
很多人纠结职业的选择，困惑资产的选择，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对城市的选择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财富。在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埃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Esteban Rossi-Hansberg)等人总结道:
“一个人所站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收入以及福祉。”'
位置决定收入
17世纪以前，人类活在与饥饿的抗争中。土地是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几乎所有人都被拴在土地上。“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不到300年时间里，世界人口数量翻了7番，全球GDP增长了168倍。和经济爆炸式增长同时进行的，就是持续的大规模的城市化：1700年，仅仅有2%的英国人居住在城市里。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城市里出现了规模化的机器厂房，人们开始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去寻求更高的收人。300多年后的2018年，83%的英国人居住在城市，每一个人的人均产值是300年前的25倍。
和西方数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同，中国数亿人人村到城的迁徙时间，被压缩为短短的几十年。这个选择带来的财富效应，是中国百姓脱离贫困最大的杠杆。
2019年，35岁的李华。来自河南驻马店确山县留庄镇毛绳村，她一家已经在广州、东莞、北京辗转迁徙了20年。她和她家庭的轨迹，就是城市选择财富效应的一个缩影。李华生于1984年，和村里大部分“80后”一样，她没有挨过饿，但关于贫穷的记忆还是深深刻在骨子里。只有逢年过节来客人，她才能吃上大米饭，还会和姐弟们为了多争一口饭大打出手。在她记事的年代，她知道有个叫“城镇户口”的东西，将她和“城市”隔绝在两个不相通的世界。她听父亲说，父亲年轻时去省城走访亲戚，都得先去公社开个证明，上报自己去哪里干什么。
李华不知道的是，她记忆中的贫穷其实和这个“户口”密切相连。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的限制。人们被禁锢在村庄小镇，无法进入城市，生产要素无法流动到效率更高的地方，经济增长自然会因此停滞，人们的收入也无法提高。改革开放则是一个城乡分割逐渐减弱、人口流动性逐渐加大的过程。据研究测算，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当时的人口流动程度计算，人均产出也比人口完全自由流动时损失30%。
河南是人口大省，人均土地很少。李华婆家一共7口人，连
田带旱地一共6亩( 0.4公顷)。在收成最好的年份，一亩(约0. 067公顷)地可以种一季花生(收成2000元)、一季小麦(收成1500元)，一年能收入3500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机器租用等成本，一年一亩地的净收人是2500元，6亩地的净收入就是15000元。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李华全家都留在农村种地，7口人的平均月收入就是179元。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一家人仅能吃饱饭，留不下一点零用钱，而且这还是收成最好的年份。如果碰到旱灾，不要说利润，连种子和化肥、农药的钱都挣不回来。
1999年，李华初中毕业就去了广州制衣厂打工，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她还记得第一个月收到800元工钱时的感受：那是她人生第一次攥着这么多现金，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城市”和“乡村”之间那条巨大的鸿沟。一个15岁女生两个半月的收人和作为家里壮劳动力的父兄一年的收入相差无几。
1999年，确山县农村居民可支配的年收入是1744元，广州城镇居民可支配的年收人是21577元，后者是前者的12倍多。李华的“第一桶金”，就是城市选择的结果。当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像海绵一样吸引着像李华一样的农民工。2000年年初，仅广东一省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就吸纳了近100万人就业，2008年更是达到了111万人的顶峰。当然，“李华们”的选择也造就了 “中国奇迹”——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盈余增长了10倍。
在美国，城市人口比重从1800年的6%上涨到1950年的60%多，用了15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8倍。在我们国家，从村镇走向城市的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到1996年的30%,再到现在的60%,仅用了近7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均收入增长了20倍。'
北京大学的徐远教授在他的《人·地·城》一书中写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是更多的人离开土地，汇成城市。”这句话更深层次的表达是，人们对城市的选择，就是对财富和增长的选择。
2020年，万元美金社会与城市再选择
2019年10月15日清晨，夏宇早早地打开了电脑，不断刷新着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网站的页面，翻看论坛和微博上的最新消息。这是夏宇在百度(北京)工作的第8年，他终于获得了申报落户的资格。夏宇，32岁，国内顶尖“985高校”的硕士毕业生，又有百度这种“高科技企业”加持，条件很好。但是他仍然非常忐忑，因为2019年百度大搜索部门海纳了400余名应届毕业生，其中有大批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的本硕博学生，他们当中通过校招途径拿到北京户口的比例不足1%。一晃神，北京市新一轮的积分落户人员名单总算出炉了。6007人人围，通过率不到5%。夏宇扫了一眼自己的分数，离落户线93.58分还有些距离，但还算是意料之中。
说起来，夏宇并不是一个没有选择的男生。作为具备高学历的理工男，他有上百个城市可以选择。2019年，为了引进更多人才，各城市的“抢人大战”不断上演。天津、武汉、郑州、南京、合肥、长沙、海口……150多个城市相继发布了人才落户优惠政策：送房、送购房租房补贴、送创业补助金，金额从千元到千万元不等。西部重镇西安的抢人策略更激进，即使不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只要是“教育部学信网在册人员”就可以落户。要是被认定为A类人才，更是可以直接获得100万元的购房补贴。参考西安市中心1.5万/平方米的房价，这相当于送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小套间。
我们通过测算发现，2019年的中国城市呈现出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的画面。纵横交错的中国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络，零星分布的少数城市，是中国热得发烫的“火焰之城”(网络人口比常住人口多)——除了我们熟悉的北上广深、成都、杭州外，东南沿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详见本章附表lA)也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口流入。
西南一隅的成都是北上广深以外的一颗龙珠。成都的网络人口为2684万，比1605万的常住人口数高出1000多万。从流向分析来看，流入成都的外地人中，来自四川省内其他地区的人口占比为43.2%，来自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陕西等周边省份的人口占比为9.3%，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其他“火焰之城” ：其中，来自一线城市的人口占比为1.4%；来自二线热点城市的人口占比为4.2%，这其中有七成是来自重庆的。换句话说，成都是四川省当仁不让的人口磁铁，加上省内城市及四川省周边，最少有1000万人在用脚步选择走向这座城市。
而火焰的反面，就是那些冰冷的海水——人们选择离开的城市。根据测算的数据，我们定义的“人口流出城市” (网络人口比常住人口少)大量分布在中部、苏北、鲁南以及西部地区。
在人口流出的城市中，作为传统直辖市的天津是个令人惊奇的存在：户籍人口1050万，常住人口1557万，而这座城市的活跃网络人口只有1402万。也就是说，人们的脚步在选择离开天津，去往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及天津周边的廊坊、唐山。究其原因，是因为天津的第二产业占比高达43%，其经济体内部没能演化出很好的支柱 型服务业，所以人们的脚步会转向服务业更发达、生产效率更高的其他“火焰之城”。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群体流动中，人们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通过分析数据我们发现，2019年中国人的城市选择主要基于“就近”和“经济”两个原则——人们就近聚集，选择离家最近的经济发达的城市。比如，辽宁省各地级市居民迁徙的第一选择就是省会沈阳，而那些决定离开辽宁的人，第一选择则是北京。再比如，江苏人流向省外的第一选择是上海，选择去上海的人是选择去北京的5倍多。
基于网络人口的趋势分析与微观层面的个体选择遥相呼应。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有53%的美团骑手选择在家乡所在的省内工作；选择在北京工作的骑手们，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和山西。
2019年的网络人口分布情况告诉我们：
城市选择中的马太效应正在不断增加，从小城汇聚到大城的城市选择拐点正在到来。
2006年以来的13年中，“大城市”的人口吸附能力已经在不断巩固。根据我们的测算：这13年间，“巨型城市”以及“超大型城市”的人口累计平均增速约为30%，广州、深圳的人口累计增速更是超过50%。这些城市人口剧增，是以不断地吸纳周边地域中小型城市的人口作为代价的。在我们的测算中，几乎所有的小型城市，网络人口数量均低于常住人口数量。这些地方的人口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大量流出。再以四川省为例：过去10多年间，成都市常住人口增加了34%，净增加411万人；与此同时，全省其他地区的常住人口减少了282万人。
向大城市靠近，这是2019年中国人城市再 选择的真实写照。这个选择的背后，是清晰可见的经济规律：大城市的“规模杠杆”。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程序员的学历溢价越高。在北京，本科学历程序员的月平均工资为1.8万元，而中专学历程序员的月平均工资为0.8万元，差了1万元。而在潍坊、济宁这些城市，本科与中专学历程序员的月平均工资的差异仅为1000元。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程序员的工作经验溢价越高。在北京和杭州，有5~7年工作经验的程序员与有1年工作经验的程序员的月平均工资差异将近1万元，而在绵阳、哈尔滨、海口这些城市，不同工作经验的程序员的工资差异约为1000元。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程序员年均工资增速越快。同样的程序员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工作与在500万人口的城市工作，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年平均工资增速差异达到7%。
这些数据意味着，一个本科毕业的普通程序员，和在小城市工作相比，在大城市工作不仅起薪高6000元，而且每过一年，工资涨幅也会多2000元。10年之后，在大城市工作的程序员能拿到40万元的年薪，而在小城市工作的程序员将拿着13万元的年薪。并且，这种差距的扩大不会停止。
夏宇公司所在的后厂村不到2平方公里，耸立的办公楼和攒动的人头却支撑起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小米、腾讯、百度、联想、新浪、网易等科技巨头盘踞在此，互联网从业人数逾30万。在行业巨头的加持下，北京的一个互联网开发工程师的平均月薪是1.7万元，高于杭州、上海的1.5万元，几乎是中国互联网开发工程师月薪排在第20位的佛山的两倍。
除此之外，夏宇还在西二旗获得了最快速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比自己更资深的技术人员可以虚心请教，从办公桌到星巴克，再到沙县小吃，都是交流学习的地方。在西二旗这块土地上，夏宇的新想法永远不会被认为“太不现实”。过去的几年，夏宇每1.5年升一级，越来越丰富的技术与经验和每次升级给他带来了20%的薪酬涨幅。
人口规模撬动的知识外溢效应还体现在“创新”上。文明创造和城市密不可分。当人们因为知识、贸易而集聚在一起的时候，新的智慧就产生了。每一个古代的枢纽城市，比如雅典，罗马，米兰都是如此。
的公司占了32.3%，上海的公司占了19.1%，两个城市的获投初创企业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全中国一半的体量。
北上广深加上有！766万人口的杭州，孕育了计算机硬件行业84.2%的获投企业份额，通信行业81.2%的获投企业份额。
在高端工业制造和电子制造行业，80%以上的获投的初创公司，都位于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大城市。
当前中国的创新版图，其实和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科技长廊非常类似，它们都指向一个逻辑：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中心大城市，是最好、最强的知识聚集地，自带很强的向心力。很多需要知识外溢效应的行业，比如互联网、金融、软件等，根本离不开大城市的怀抱。
城市规模的专业化溢价
人口规模还拥有一种魔力——巨大的市场容纳度可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专业化溢价”。
2019年，在6000多平方公里的上海市，密布着3.2万家餐饮门店，数量和密度都是全国之最。北上广深四城市的餐饮门店总量更是达到了11.2万家。这四个城市的餐饮业承载了700万人的就业，占了全国餐饮业就业人口的23%。'也就是说，北上广深四城，以全国1/14的人口，吸纳了全国餐饮业将近1/4的就业。
每当华灯初上，在陆家嘴工作的徐大中要么习惯性地点开外卖软件，要么匆匆到公司楼下选家餐厅吃饭。对大城市里的徐大中来说，像爸妈那样买米买菜自己做饭的日子，极其遥远而昂贵。他算过一笔账：平均每天工作13个小时的自己月薪4万元，这意味着工作日的时薪是154元。作为一个成都男人，自己的胃仍然热爱毛血旺，但如果亲自做，从买菜、配菜、备料、煮高汤到烧成成品，花费的材料成本加上耗费2小时的时间成本，一顿毛血旺的成本价是500元——全上海最好的餐厅的毛血旺也卖不到这个价格。
所以在当今的大城市，“徐大中们”去餐厅和点外卖，其实比自己买菜做饭的经济和时间成本都要低。这就促进了大城市餐饮和外卖行业专业化的发展。在21世纪的大城市，伴随着现代人的收入不断提高，其他类似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细致，新的工种和职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比如说在英国伦敦，有种特殊职业叫“首席购物推荐师” ，专门向那些工作强度高、购物时间不富余的人群推荐性价比高、品味好的东西。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城市规模的专业化溢价。在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城市里，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自己完成很多工作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大城市对专业化从业人员的数量需求越来越大，愿意支付的溢价也越来越高。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7—2017年，在有2000万人口的纽约州，专业育儿嫂人数从2.1万上涨到了4万，而人口为1000万的密歇根州的专业育儿嫂人数仅从1.2万上涨到1.5万。
2019年，在有3000万人口的北京，月嫂的月均工资为12107元，深圳为9753元。这一工资水平是1000万量级城市的2倍左右,500万量级小城市的3.1倍。
为什么“夏宇们”不离开大城市?这是理性的决策——城市人口规模撬动的杠杆，带来的是更多的知识外溢收益，更高的专业化溢价。它们是人类的路标，指引着大城市的胜利。
2023年，人们在渴望更高的GDP增速、更强的财富创造能力的同时，脚步也更靠近大城市，让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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