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虐待与忽视是如何间接地影响青少年抑郁的？
文|箫紫圜
编辑|阿巴阿巴
近年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十分迅速，这种剧烈的变化让许多人产生了心理社会适应问题。青少年开始有了独立意识，想要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
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意志力还未发展成熟。因此在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时，他们更容易产生各种内化和外化问题。
其中，抑郁是青少年最普遍的心理问题。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
为了切实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教育部发布了“双减”政策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国家卫健委近期也提出在学生健康检查时应当加入抑郁症的筛查，并且对抑郁程度较高的学生给予特别关照。
除了国家层面的指导和支持，学者们也从未停止对抑郁的研究和探索。为了寻求适宜的干预方案。
从生物学因素、早期经验、人际关系、情绪因素以及自我认知等角度对抑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分析。
青少年抑郁与他们的认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和父母的互动中习得的。
所以，可以推测青少年抑郁和父母不当的养育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心理虐待与忽视便是一种不当的养育方式，遭遇心理虐待和忽视的青少年常常受到其抚养人的责骂、干涉和忽视。
事实上，父母的心理虐待与忽视甚至能够预测其子女成年期的抑郁水平。那么，心理虐待与忽视是如何间接地影响青少年抑郁的？
抑郁和个体认知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许多学者探索了认知因素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反刍思维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抑郁之间的作用较少受到关注。反刍思维源于个体早期的不良经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
它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动机过程。当青少年遇到负性生活事件后，反刍思维便开始“运行”了。
它不断地提醒着青少年自己有多糟糕，不断地让他们咀嚼负性情绪，并且不断地阻碍着他们去直面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处境，从而使他们陷入抑郁情绪的困境。
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其抑郁，也能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地预测抑郁。
反刍思维能激活青少年的负面认知和负面情绪，导致他们产生负性注意偏向，即对环境中的消极信息更加敏感，从而加工更多消极刺激。
在反思自身缺点和错误时又总是关注到负面信息，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境况下青少年便很容易产生或加重抑郁情绪。
因此，为了能给青少年抑郁的干预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从青少年认知角度切入，探索认知因素如何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青少年抑郁之间发挥作用。
青少年抑郁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主要表现为缺乏活力、情绪低落、言语动作下降。个体在步入青少年时期后，他们会经历生理发育、认知、情感以及社会角色的深刻变化过程。
以往的生活经验已经难以帮助他们应对这种剧烈的变化，因此他们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适应问题，也更容易产生情绪问题。
事实上，青少年正是抑郁的高发群体。抑郁症在儿童期的发病率大约为0.4%~2.5%，而到了青春期便陡增至8.3%。
我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达到了28.4%。抑郁给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许多困扰。处于抑郁的青少年常常体验到低自我价值感、负罪感，对学习和其他事物都失去兴趣。
同时，他们可能还会经历食欲和睡眠紊乱、注意力不集中、疲劳感等躯体问题。青少年抑郁会严重危害人际关系、降低主观幸福感水平，甚至还会增加自伤、自杀的风险。
青少年抑郁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还可能持续到成年时期，提高个体患重度抑郁的风险。
因此，探索青少年抑郁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并据此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案成为了近年来学者们密切关注的主题。
抑郁可以分为抑郁情绪、抑郁症状和抑郁性神经症三种呈现出阶梯形态发展的形态。
抑郁情绪，指的是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对个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消极影响，但能够依靠自己或他人的帮助下缓解的非临床性抑郁。抑郁的理论研究。
关于抑郁的形成机制，学者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思考和调查，形成了许多对于我们理解抑郁具有启发性的理论。
抑郁的素质应激理论。精神病学界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是由于患者本身的精神病素质和环境相互作用。
后来，学者们开始用这种思路来解释抑郁的产生，即应激激活了个体本身的抑郁素质，将其潜在的抑郁倾向转换为现实。
通过提出了素质应激三模式理论。应激与抑郁素质在抑郁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三种潜在的关系：第一，二者共同构成抑郁产生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第二，应激是相对影响较小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抑郁素质；第三，抑郁产生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应激，特定的应激是引发抑郁的基本要素。
认知易感理论。认知过程在抑郁形成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抑郁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个体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错误和歪曲。
认知易感理论指出，一些人之所以更容易产生抑郁，是因为他们具有认知易感性。认知易感性表现为一些功能失调的观念。
例如有关自身或世界过于僵化的观念、对自己完美主义，不现实的标准、对于他人赞美自己过分的期待和要求。
这些错误和歪曲的观念往往源自于童年早期经验，并且具有绝对化、契约性的特点。
此外，这些功能失调的观念可能会启动个体的自我消极图式，使个体倾向于采用更为消极、歪曲的认知方式看待事物。
消极的自我图式是一种易感因素，会最终导致个体产生情绪低落、兴趣下降等抑郁症状。而这些抑郁症状又会导致消极观念继续增多，使抑郁症状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
抑郁的无望感理论。塞利格曼根据动物实验率先提出了习得性无助反应的概念。结合习得性无助的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创立了抑郁的无望感理论。
该理论认为部分个体对事件的发生有着消极的归因倾向。这种归因倾向往往是内部的、稳定的、弥散的。
拥有这种归因倾向的个体往往会感到完全无法掌控自己和生活事件，因此他们常体验到无望感，而这种无望感被认为是抑郁的直接源头。
因此，抑郁的无望理论将消极的归因看做是抑郁的易感因素，它能够预测个体抑郁的发生。
此后，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抑郁的认知易感因素不该只是消极的归因，还应包括各种负性认知方式和应对方式等。
家庭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生活居住地、家庭成员构成、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青少年抑郁。
除了这些相对不可控的家庭环境因素，许多家庭可控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例如，父母之间的言语与行为冲突越多、家庭氛围越差，青少年就更容易产生抑郁；不安全的亲子依恋模式会显著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父母过于严厉的教养方式和心理控制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学校环境。
校园氛围能够持续、稳定地对学生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积极的校园氛围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护因子。
教师对校园氛围的评定分数与学生抑郁风险的增加有关。这可能是因为校园氛围可以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和人际关系，而青少年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事件便是学习压力和人际压力。
此外，较低的学校归属感、较差的同伴关系以及缺乏学校体育活动都能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
社交媒体。除了家庭和学校，现如今社交媒体已经成了青少年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进行互动，获取一定的社会支持。
然而，不适当地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使他们经历网络骚扰或网络欺凌、睡眠质量降低、体像烦恼，并最终导致他们产生抑郁症状。
个体因素。对青少年抑郁产生主要影响的个体因素有人格、气质、负性认知方式、应对方式等。抑郁水平较高的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低水平的外向性和严谨性和更高水平的神经质。
婴儿期气质类型为困难型的青少年更容易发展为重度抑郁。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不信任自己的应对能力。
因此倾向于采用较为消极的、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应对方式，最终导致他们更容易产生抑郁。
青少年对人际交往失败归因和学业失败的归因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此外，较低的自尊水平、敏感的人际关系也可以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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