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处置效应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投资者受金融教育的程度越高，认为自己具有处置效应的可能性更低。
1.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处置效应的自我感知
关于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主观处置效应的影响，我们以投资者在问卷中填写的处置效应自我感知程度为被解释变量，金融教育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
这与金融教育对投资者客观处置效应的影响一致。
表明金融教育不仅有助于纠正投资者实际的决策行为偏差，在改善投资者自我认知偏差，提升自我判断能力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在控制了投资者特征和宏观环境后，投资经验对自我感知的处置效应具有短期的负向影响，与客观处置效应的系数符号相同。
这也意味着在交易经验中不断学习的投资者对自我处置效应的评估更加精准。
投资经验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证券投资年限较长的投资者也意识到自身存在股票卖出决策的行为偏差，容易忽视市场风险，缺乏对所持股票基本面的客观分析。
从而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持续亏损的股票，处置效应严重。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已婚投资者认为自身具有处置效应的可能性更低。
金融资产持有量为10-50万的投资者意识到自己将更容易长期持有亏损股票。
相比风险中性的投资者，爱好风险或者厌恶风险的投资者其主观处置效应均更高。
后悔情绪与庆幸情绪对处置效应自我感知的影响与客观处置效应的分析结果一致。
此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投资者，自我感知的处置效应也更高。
2.投资经验、过度自信与处置效应
投资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受到认知因素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影响。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发现，人们大多时候过分肯定自身的判断能力，对自我的评价往往高于平均水平，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
有关过度自信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分析表明，高估个人能力的投资者往往过度交易，与被卖出的股票相比，投资者选择继续持有的股票其未来收益率反而更低。
我们考察了过度自信对投资者主观和客观处置效应的影响。
2020年度的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问卷中测验了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知识，并设置了对应的题目测度投资者是否对自身的专业金融知识过度自信。
若投资者自我感知的专业金融知识分数大于客观专业金融知识分数，过度自信取值为1，否则为0。
在控制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之后，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的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
过度自信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自身专业金融知识水平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无论是在实际的交易行为中，还是在自我评估中，具有处置效应的可能性均更高。
过度自信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偏差，投资经验的提高可能加剧投资者的过度自信。
通过积累投资经验，干中学的短期效应降低了投资者长期持有亏损股票的概率。
但长期效应显示，投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仍然保留亏损股票，这种资产持有的非理性行为并没有通过投资者在交易中学习而降低。
我们猜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对自身金融知识水平过度自信的投资者，随着投资经验的增加，认为自己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从而避免卖出亏损的股票。
一方面不愿意承认失误决策导致的亏损，另一方面投资者总是自信地认为所持股票将在未来上涨。
我们的假设符合过度自信对投资者信息处理的影响研究，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注重能提升个人决策自信的信息。
忽视有损投资自信的信息，从而不愿意卖出持续亏损的股票，因为实现损失将伤害个人的决策自信心。
投资经验与过度自信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过度自信会降低投资者通过交易中学习以改善处置效应的作用效果。
投资经验对处置效应的影响是有限的，受到投资者固有心理偏差的调节作用。
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单纯依靠投资者在金融市场的实践经验无法克服股票卖出的非理性行为。
接着，我们以投资者是否过度自信为分组依据，分组检验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处置效应的影响。
首先，不同分组下，金融教育仍然显著地降低投资者的主观和客观处置效应，投资经验对处置效应的作用效果同样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
其次，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接受金融教育的程度提高，处置效应的改善效果更好。
过度自信为1的投资者，金融教育的边际效应绝对值分别为0.0192（客观处置效应）和0.0716（主观处置效应）。
不具有过度自信的投资者，金融教育的边际效应绝对值分别为0.0050（客观处置效应）和0.0685（主观处置效应）。
回归结果体现了金融教育具有降低投资者行为偏差和心理偏差的双重效应。
最后，分组回归的结果同样表明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会降低投资经验积累对处置效应的改善作用。
相比于过度自信为1的投资者群体，投资经验对处置效应的边际效应绝对值在过度自信为0的分组中更高，分别为0.0521（客观处置效应）和0.0410（主观处置效应）。
因此，投资者在交易中的简单学习效应并不能纠正诸如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而金融教育同时对心理偏差和行为偏差产生影响。
1.传导渠道分析：金融知识与处置效应
个人投资者在国民教育阶段获得的普及型知识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投资者行为之间的差异，特定于金融方面的知识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金融知识体现了投资者对基本经济概念的理解和对金融产品相关信息的解读。
针对金融市场的证券投资者，我们细分了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知识和专业金融知识，检验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处置效应的影响是否通过金融知识传导。
金融教育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投资经验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接受金融教育直接提高了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知识水平和专业金融知识水平。
而在金融市场中经验积累式的简单重复实践，对于提升投资者的综合金融知识（基础金融知识和专业金融知识）作用有限。
基础金融知识和专业金融知识的系数均显著为负，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投资者，在实际交易中表现出处置效应的可能性越低，即金融知识促进了投资者更为理性地持有股票。
金融知识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将降低投资者自我感知的处置效应（主观处置效应），投资者认为自身在股票卖出决策中趋于理性。
我们的实证结果与现有关于金融知识对投资者金融决策的研究结论一致。
即金融知识有助于改善投资者非理性或错误的经济行为，降低投资决策失误，提升投资者运用金融工具管理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2.传导渠道分析：金融信息获取与处置效应
信息是解开证券市场“黑匣子”的一把钥匙，金融信息的获取对投资者的财务决策发挥着关键作用。
有效市场理论最初的假说中，投资者被认为能及时获取并准确解读市场的所有公开信息。
但现实中，散户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处于信息劣势。
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他们不具备专业的证券分析能力，信息的搜寻与处理成本较高，个人在有限的信息下不能做出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
基于此，我们深入探讨了“金融教育-信息获取-投资者行为”的微观机理，以考察金融教育影响处置效应的信息获取渠道是否显著。
借鉴黄方亮等，本研究将投资者的金融信息获取意识界定为个人具有通过实地调研、媒体报道或网络检索等渠道获得辅助投资决策有关金融信息的倾向。
根据CIFES，我们构建了投资者金融信息获取意识这一虚拟变量。
若投资者关于“您具备以下哪些股票投资技能”这一问题，选择了“自助查询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态和公司公告”，则投资者具有金融信息获取意识，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再者，我们构建了投资者金融信息获取能力指标。
在“您通过哪些渠道接受投资者教育”这一问题中，对各渠道选择“经常”和“一般”的投资者，该信息渠道赋值为1，否则为0，加总投资者所有信息获取渠道的数值，得到投资者金融信息获取能力变量。
金融教育和投资经验显著提升了投资者获取金融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金融信息获取意识和金融信息获取能力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即有意识地主动搜寻金融信息、信息获取能力高的投资者，在交易中长期持有亏损股票的可能性更低。
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同样显著地影响主观处置效应，对金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较高的投资者，认为自身在股票卖出决策中更为理性，产生处置效应的可能性更低。
可见，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对处置效应的影响，是通过投资者的金融信息获取意识和金融信息获取能力传导的。
我们的结论与信息搜寻对个人投资者行为影响的研究一致。
投资者通过主动搜索的方式获取信息，降低了自身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积极的“信息效应”，促进了金融决策行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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