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回顾】传承文化 服务社会——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综述（二）
三、文献、考古与艺术组
本组的讨论可分为3个方面，其中文献方面的报告9份，考古与艺术报告各1份。
1.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方面的发言可以分为金石文献、敦煌文献、历史文献、文献保护和利用等几个方面。
金石文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陈庆英研究员在《拉萨大昭寺门楼顶上经幢铭文之考察》一文中指出，拉萨大昭寺门楼顶上的一对胜利幢上刻有藏文，但至今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解释。按照铭文所示，大昭寺门楼顶部的祥麟法轮及其两侧竖立的胜利幢是蒙古达尔汉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捐资建造的。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发现此达尔汉亲王曾赴西藏拉萨并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他的捐资决定应当是在这一时间做出的；而由于时局动荡，法轮和经幢的竖立应当是在1933年底至1936年底之间完成，这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在拉萨拍的照片可以得到证实。
敦煌文献 中央民族大学陈践教授的《敦煌藏文P.T.1047号羊胛骨卜卦象名称和内容解析》详细解析了敦煌藏文P.T.1047号羊胛骨卜的卦象名称和卦卜内容，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民族文化交流痕迹。据分析，P.T.1047号文书的卦象名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骨卜灸灼后出现的“裂纹名称”，一部分为裂纹出现的“方位名称”。
历史文献 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藏文典籍〈贤者喜宴—噶玛噶仓〉的内容及其价值》。《噶玛噶仓》是《贤者喜宴》中篇幅最大、历史价值可与其中的吐蕃史相媲美的重要部分，共475页，内容极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元、明中央王朝的治藏政策；民族关系史；西藏地方史；噶举教派史；西夏史等5个方面，其中有许多记载可以弥补明代史料不足的缺陷。
文献保护和利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馆长阿华馆员的《藏族历代高僧贤者文集及其学术价值》一文，分别从藏文文献的整理编目及其文献特点、藏文文献的作者及版本、文献的整理编目及翻译出版、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等几个方面，对藏族历代高僧贤者文集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奔嘉研究馆员在《藏文古籍文献传承体系的活态保护研究》一文中，提出保护文献除了对文本的抢救和保护外，更要加强对文献活态的抢救与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抢救保护文献的灵魂和命脉，才能使文献传承生生不息，继承人类的文明和智慧。
中央民族大学索文清教授主要探讨了藏文文献利用的重要性，重点讲述了档案馆、满文资料及文物上的铭文资料等对藏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目前这部分资料的获取比较困难，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这部分资料的运用。同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桑德研究员的《简论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地位》也认为在藏学研究工作中，能否充分利用藏文原始文献资源是个重要问题，让世人了解其文献资源的价值，是体现研究实力综合水平的关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周卫红副研究馆员的《关于建设藏文数字图书馆的思考》，从构建藏文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意义、国内有关藏文数字图书馆的研究现状、国外相关项目、对构建藏文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等4个方面，对建设藏文数字图书馆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英国剑桥大学的布鲁斯·亨特教授在题为《英国藏学的先驱》的报告中，对19—20世纪几位英国藏学家，特别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女学者卡罗琳·玛丽·雷丁，以及她是如何进行英藏藏文书籍的编目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2.考古研究
成都见地传统文化传习研究所的龚剑在其《从藏族冷兵器武备看汉藏关系》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藏出土的盔甲、长矛和藏刀的种类和特点，并将其与我国内地的盔甲、矛和刀进行了对比，认为现有的藏区的壁画、雕塑和保存的藏族冷兵器足以证明藏族的武备受到中原以及中亚和西亚的影响。
3.艺术研究
内蒙古包头博物馆的王磊义先生在《内蒙古美岱召明代壁画研究》一文中，主要介绍了美岱召这座曾作为蒙古土默特部的政治中心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传人所建第一座寺院的壁画。美岱召壁画内容十分广泛，不同时期的壁画都有其历史背景、绘画风格和内容题材。美岱召壁画中出现了西藏佛教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五派祖师领袖同绘一室的情况，一些壁画被覆盖以及重绘反映出西藏佛教不同派别在这里留下的印记。
四、根敦群培研究组
为了纪念著名的西藏人文主义先驱、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根敦群培大师，本届研讨会还专设根敦群培研究组，收到论文9篇。讨论主要围绕根敦群培的生平、思想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展开。
1.生平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杜永彬研究员的《根敦群培与罗睺罗的关系》一文，在梳理罗睺罗的生平、学术和政治活动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根敦群培与罗睺罗在学术上的合作和相互影响以及罗睺罗对根敦群培的政治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深化根敦群培研究，而且有助于推进印度的藏学研究、梵学史研究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2.思想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班班多杰教授在其《根敦群培〈中观甚深精要论〉一文的现代阐释》中，用现代哲学思想来阐释、解读、探究根敦群培《中观甚深精要论》的思想蕴涵和哲学意义，认为根敦群培在该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大乘中观思想的独特感受和与众不同的诠释。根敦群培从意见与真理的关系出发，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类在经验世界范围内认识绝对真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便从理论上否认了在世间范围内有无所不知的观察者存在，因而在藏传佛教理论中倡导了多元主义方法论。四川民族出版社的阿旺·泽仁扎西在《浅论根敦群培中观哲学思想》一文中，从中观派立与不立“常规真理”、中观派立与不立“主张”、中观派对“二谛”中何以为重、对“空性”是以“无遮”还是“非遮”等几个核心概念，解读根敦群培的中观哲学思想，试图以此澄清当今个别年轻学者对《龙树中观精要》拘泥于其字面意思而无法深入到哲学层面所导致的误读，及对根敦群培哲学思想的曲解。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吴钰教授的《爱国藏学家根敦群培学术思想研究》一文认为，根敦群培对现代藏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的学术思想上，他首次明确提出要写“印在地球上的人类足迹”，“赤裸可怖的真理”等人文主义历史观。在研究方法上，将朴素唯物论的人文史观运用于学术实践。在政治倾向上，旗帜鲜明地抨击殖民主义，呼唤民族觉醒，全力寻求变革西藏政治制度的途径。青海师范大学才项多杰教授的《浅谈西藏奇僧根敦群培文化思想的根源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一文，探讨了根敦群培学术思想的渊源。
另外，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吴祺先生的《藏新思想家挑战传统：为西藏引进新的价值观》一文，探讨与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藏族社区中出现“藏族新思想群体”的社会背景及其所引领的新思潮和所倡导的新观点，以及它们对藏民族传统思维或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分析藏族传统学者们对新思想群体观点的回应。
3.学术研究
美国纽约拉孜图书馆馆长白玛奔先生的《藏文行书（乌麦）或由楷书（乌金）速写而来》一文，对根敦群培提出的楷书被速写之后便形成行书的论点进行了质疑，认为从目前的调查看，把楷书速写之后就变为行书的情况，在实际中很难得到支持。一些安多人去学校专门练习楷书字体，许多人都能像写行书那样速写楷书，但是，速写出来的结果并不是行书而仍然是楷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道帏·才让加博士的《〈根敦群培就噶迥多吉央祖拉康石碑事宜呈噶厦的报告〉之研究》一文，通过对根敦群培呈噶厦的这份重要报告的详细解读，认为可以由此确定当时所称的《王统世系》（即《白史》）是由噶厦专门组织编写人员编写而成，当时根敦群培被噶厦任命为编写主管，从而可以推断《王统世系》的编写源自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出于根敦群培的个人行为；第二，噶迥多吉央祖拉康的石碑在研究吐蕃时期的西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第三，根敦群培对于研究吐蕃史所采用的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吐蕃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宗教组
宗教组是本届研讨会人数最多的小组，共收到论文39篇，与会学者围绕藏传佛教和苯教两个主题，从文献、思想、传承、历史与现状、苯教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文献研究
首先是佛经翻译和汉藏译本对比研究。日本龙谷大学的能仁正显教授在《西藏净土宗的特征及同日本净土宗相比较》中指出，译于8世纪或9世纪的藏文《大无量寿经》与梵文文本高度相似，而译于8世纪初的汉译本从内容和翻译时间看与藏文译本非常相似。但汉藏译本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汉文译本在开始处列有参加佛祖法会的诸菩萨名单，其中普贤菩萨居于名单首位，并阐述了追随普贤菩萨者应反复降生到这个世界为众有情修习慈悲的思想，这种观点对日本净土宗有很深的影响。而藏文译本中并没有这样的内容，相反却阐述了喇嘛是菩萨化身的观点。这表明净土宗基于不同的经典传统，在一个广泛的空间内逐渐演进的事实。
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辛岛静志先生在题为《关于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与甘珠尔中的藏译本语言对比》一文中，通过研究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民俗学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部新疆和田出土的《法华经》藏译本写本，认为其不仅对于研究《法华经》文本不可缺，而且对于研究藏文翻译史及藏语史也非常重要。
来自西藏大学文学院的旺多教授在《汉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译文比较》一文中，通过《心经》译文比较，对汉藏佛教的语言、词汇、译风进行研究，认为追溯汉藏佛教界的历史，对于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挖掘汉藏佛教教义中符合进步思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信州大学杨晓华的《藏文〈方广大庄严经〉研究——以〈梦品〉藏、梵、蒙、汉对勘为例》，以《方广大庄严经》第l4品——《梦品》作为研究对象，从梵文原典出发，论述藏文翻译的异同，参照蒙译文和汉译文，对藏文翻译得失作出评论。并从民俗视角，谈梦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模式对藏族高僧传的影响。
其次是佛教文献和写本研究。日本筑波大学根本裕史的《藏族高僧大德对弥勒菩萨和〈现观庄严论〉的藏文注解：从布敦大师到嘉木样协巴》基于嘉木样阿旺尊追的评论，以此说明藏族大德对弥勒及其所造论著的看法。
匈牙利罗兰大学郝清新先生的《藏文版的〈华严经〉》一文认为，《华严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佛教经典，也是汉传佛教华严宗的基本文献。《华严经》在西藏虽未被广泛引用，但在藏文《甘珠尔》里却有一部完整的《华严经》译本。这部藏文经典对于重构《华严经》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俄罗斯东方研究所的亚历山大·佐林研究员在《IOM RAS藏古代西藏大黑天礼赞写卷》中，对在IOM RAS收藏的关于大黑天和毗湿奴那罗辛哈信仰的仪轨经典写卷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概述，同时对贝嘉罗撰写的大黑天礼赞进行了翻译，并对其文风和宗教含义进行了分析。
匈牙利科学院盖佐·贝兰佛威教授在《四魔崇拜之研究》中，详细分析藏文写本，对天子魔（ ）、死魔（ ）、烦恼魔（ ）、蕴魔（ ）等四魔及与其相关的祭典仪式做了描述。另外，甘肃省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的苏得华在《凉州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初探》中，结合藏汉历史文献记载和实物，对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进行了介绍。
2.思想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郑堆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为《〈道灯论〉与〈三要道〉之道》的报告，报告探讨了菩提道次第理论概念提出的渊源、三士道理论的根源和宗喀巴大师理论思想的形成之基础，认为道次第理论来源于印度，三士道理论为藏传佛教所独创。
台湾文化大学的陈又新教授在《藏传佛教在业果关系思想的发展：以已坏实有为中心》中指出，业与因果轮回是佛教的基本教理，佛教的各宗派在阐述业是否存在、本质为何、如何生成与消灭等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有自己一套主张。无论各家的主张根本分歧点在于对一切法是无自性或有自性，而根据这两个不同的见解出发，所得到的结论截然不同。
日本大谷大学的渡边敦子在《冈布巴文集里的米拉热巴佛教哲学思想》一文中，主要提及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米拉日巴和弟子冈波巴之间传承等方面的关系等内容，主要介绍了米拉日巴的佛学思想。
西藏佛学院的土多申格教授在《佛教在环境保护中的积极因素研究》中，根据自己多年研修佛法的切身体会，从世间构成和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的由来等方面，阐释了佛教教义思想对保护人类免遭各种灾害中的积极作用。
3.传承研究
台湾佛光大学的刘国威教授以《阿底峡（982—1052）对贡巴瓦所开示的“大印”之分析》为题，通过阿底峡对贡巴瓦开示“大印”，探讨了早期该修行传承在西藏不同教派间的流传及相互影响，认为2006年新刊《阿底峡全集》中的《至尊向贡巴瓦所示大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此修行传承于噶举派以外在西藏的流传状况，藉此可进一步探讨“大印”传承在西藏不同教派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尕藏加研究员在《格鲁派密宗法脉的源流与建构》一文中，首先对格鲁派密宗传承的起源、成因和流布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格鲁派密宗法脉的源与流进行了梳理；最后对格鲁派密宗教法的内涵、形式和功能等建构体系进行了诠释。
巴黎大学尼古拉·施耐德教授在《西藏女性活佛世系的特点和作用评析》中指出，在西藏社会中，男性活佛世系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已广为人知，然而有关女性活佛世系却大多不为人知。并提出当代空行母世系，尤其是几位历史上重要的女性转世活佛，导致其承认转世为空行母的环境和条件，并分析其世系，将其与其他女活佛世系进行比较。同时，根据最近顿珠仁波切的分类，将其与男性活佛世系进行对比。
4.历史和现状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李德成研究员在《〈元史·释老传〉所载北京藏传佛教佛事活动考释》中，对元代北京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内容、种类、形式等进行了介绍，并根据目前藏传佛教界较为规范的提法，对《元史·释老传》记载的北京藏传佛教佛事活动中若干不当提法和错误内容提出了相应解释与更改建议。
西藏大学次旦扎西教授的《再论觉域派创始人——玛吉拉准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对玛吉拉准的生平及其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进行了阐述和解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王维强在《甘丹赤巴的地位和作用及研究状况综述》中阐述了甘丹赤巴在西藏地方政权以及在内地寺院中担任的职务及所起的作用，并介绍了甘丹赤巴系统的著名人物，对近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
俄罗斯圣彼得堡州立大学的玛利亚·索罗谢娃的《1642年至1735年宁玛派在西藏宗教和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对公元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宁玛派在西藏宗教和世俗生活中的地位进行了详细介绍。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豆格才让研究员的《简论十三世达赖喇嘛整顿寺院秩序的动因和历史影响》一文，介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整顿寺院秩序的动因和历史影响，认为其创新了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制度，对现在寺院民主管理和学经教育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西藏民族学院孙林教授在《汉藏区域民间社团组织的类型及特点的比较研究》中，通过近几年在西藏及青海、甘肃等地的实地田野调查，认为藏区民间宗教有久远的历史，存在固有的地方传统，同时还有相应的社团组织，这种宗教及其活动与藏传佛教与苯教等结合紧密，形成彼此相关、互相连带、互相影响的关系，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支流，需要认真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5.苯教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院长才让太教授在《公元8世纪佛苯关系中的詹巴南喀及其历史地位》中，提出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极有可能在公元4世纪，而不是公元7世纪，但此前的传播因为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几经中断，到了公元7世纪才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持下，开始正式传入。到了公元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两种宗教传统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最后导致了强力扶持佛教的赞普赤松德赞的灭苯，宣告了佛教在吐蕃的第一次胜利。
日本大谷大学的三宅伸一郎先生在《降珠南喀坚赞生平及其苯教大事年表》中指出，研究降珠南喀坚赞生平最重要的史料就是他的传记《银镜》，该传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细节。降珠南喀坚赞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一位重要的苯教大师。他主要活跃在安多东部地区，修建了达钦寺和噶莫日崔寺等寺院。通过对比降珠的年表与其他年表，如堪尼玛丹增等人的年表，对19世纪苯教大事年表中有争议的部分作出了新的解释。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苯教研究中心同美教授的《西藏苯教文献及其价值的再认识——以苯教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为例》对本教大藏经的价值进行了介绍。
六、梵文组
梵文组共有25人参会，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各自对梵文文献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展示了当代国际梵文研究的最高水平。
日本龙谷大学的桂绍隆教授重点介绍了对陈那《集量论颂》的重构以及处理文本转写的问题。奥地利科学院的霍斯特·拉斯科博士在其《关于陈那〈集量论〉的写本我们能知道多少》中，对重构陈那《集量论》的进展情况做了介绍，指出资料的不足以及相互矛盾的信息给重构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一定数量的彼此相左的证据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集量论》文本传承的认识。
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弗兰西斯科·斯非拉教授在其《白莲尊者的〈胜义近事论〉和它在早期时轮文献中的地位》一文中，讨论了密教典籍《胜义近事论》在早期时轮文献中的地位，认为它是时轮体系发展初期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因为它总结了时轮体系的主要内容，同时提到了一些在其他早期时轮文献中未曾涉及的问题。
来自日本佛教大学松田和信教授的《安慧〈俱舍论注释〉梵文写本》，介绍了保存在西藏的《俱舍论注释》梵文写本的相关信息，认为这部写本是西藏最为古老的梵文写本之一，年代最迟不晚于9世纪。认为它对研究阿毗达磨佛教教理具有难于估量的价值，同时讨论了这部写本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罗鸿博士的《关于〈中观花蕾〉的初步报告》，第一次对《中观花蕾》写本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不仅介绍了写本的外部特征和字体特点，还讨论了开篇诗和结尾诗以及有关引文的一些问题。
英国牛津大学的乌利克·罗斯勒教授的《佛经如是说：早期噶当派文献引用佛教手稿时的自由与变化》一文，介绍了后弘期藏文佛教典籍中引用了不少来自印度的佛教手稿，这些被引用的内容往往与现行的藏文大藏经的内容有所不同。她列举了不少实际例子，并指出不同的原因。最后，她强调通过对这些不同文本的探讨，对理解早期佛教经典如何被研究和翻译的情况具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来自牛津大学的尤维塔克莱默博士是校勘《五蕴论广注》的作者，所以她就此论中有阿赖耶识的论证进行了讨论，并与《瑜伽师地论》和《摄大乘论》中相关的论证进行了比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的李学竹副研究员在其《关于〈阿毗达磨集论〉劈头颂—Uddāna的考察》中，首先介绍了新发现的《阿毗达磨集论》残卷情况，然后讨论了其中劈头颂的梵藏汉三种文本的异同，最后指出玄奘的汉译虽然与梵文原文稍有出入，但他更准确地把颂文的意思表达了出来，反映出玄奘对论文义理的完全把握和对梵文的正确理解。上海复旦大学的刘震博士介绍了新出现的《法界颂》梵文写本，并与藏汉译本进行对照，探讨了该写本的作者问题以及相关的内容。
德国莱比锡大学印度学和中亚学研究所的艾利·弗兰克教授的《进一步理解佛教哲学家吉达利》一文，重点介绍了10世纪著名佛教哲学家吉达利的有关作品以及对西藏佛教的影响，同时指出他的许多作品主要是为了反驳外道教义而作的，但也有一些是表达自己的佛教观，即为树立佛教的理论思想而写的。
来自日本信州大学的护山真也博士的《宝藏寂对伪中观论敌的批驳》一文，讨论了阿底峡老师宝藏寂对伪中观论者的批判，指出宝藏寂从瑜伽唯识派的立场把那些否定阿赖耶存在的论师称为“伪中观论者”或“一切皆妄者”，并引用了龙树、无著、法称的作品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判。
七、因明组
本届讨论会，由于因明方面的论文较多且水平较高，所以从宗教组分离出来单独设立因明组，与会学者的讨论主要从因明理论、文献研究和因明学科发展几个方面展开。
1.理论研究
西藏大学加央平措副教授做了题为《试析巴达哇·摄类学点》的报告，指出19世纪，宗教无偏见运动兴起之时，觉囊派出现了倡导宗教无偏见的著名学者巴达娃·土丹格列嘉措（1844—1904）。巴达娃时期觉囊派不仅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因明学讲学体制，而且在觉囊派因明学讲学方式、方法、方向上产生了新的特点，尤其是他开创了觉囊派摄类学的讲学体制。
西北民族大学更登三木旦副教授在《相违可得因新探》中讲到“相违可得因”亦即缘起性空因，是佛教中观正见五大因之一，其基本观点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由缘起，不存在非缘起之法，诸法皆缘起，因其缘起而性空，故而一切缘起皆性空，世间一切事物无一不是因缘所生。缘起性空论之思想博大精深，是佛教哲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2.文献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汤铭钧副教授的《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以〈掌中论〉、〈取因假设论〉和〈观总相论颂〉为中心》，将佛教因明—量论学派的实际开创者陈那的思想发展分为因明时期与前因明时期，聚焦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以《掌中论》《取因假设论》为线索考察陈那有关认知对象思想的发展。
杭州佛学院刚晓法师在《韩镜清翻译〈集量论·现量品〉手稿整理》中提到,《集量论》是由古印度陈那论师所著，唐代义净法师曾将梵文译成汉文，但不久即遗佚了。现在所见的汉本皆由藏文转译。现在通行的由藏译汉的《集量论》有两个，一个是吕澂先生的《集量论略抄》，另外一个是法尊法师的《集量论略解》。而今韩镜清先生的译稿，是依藏文德格版并参考北京版而直译过来的，并且内容完整，若能读到此份译本，对了解《集量论》的内容以及陈那论师的思想大有裨益。
西南民族大学万么项杰副教授在《试论〈奥义书〉与印度古因明的关系》中，通过《奥义书》的介绍，主要阐释了该书中所表现的宗教、哲学思想以及印度古因明的关系。同样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夏吾李加先生在《藏传因明学名著〈塞氏·摄类学〉的学术传承及其特色综论》中，对《塞氏·摄类学》的学术传承及其特色进行了介绍。
3.因明学科发展
贵州大学的顺真教授题为《佛教量论—知识论研究的近代转向以及藏传量论的学术价值》的报告，通过对佛教量论—知识论的哲学与宗教关系的阐释、近代这一研究的学理转换、藏传量论独特价值的高度概括等三个方面，展示了切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视角，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
浙江工商大学肖平研究员在《因明术语汉藏梵对译举要及相关问题》中提到，由于传播路径和译者的不同，造成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在术语上的殊异，进而导致理解上的偏差。认为通过剖析和比对梵、汉、藏名称之所指，应确立其间的对应关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吉美桑珠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因明学传入西藏后其内容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的报告，指出因明学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分为两支，即汉传因明学和藏传因明学，印度的因明学在西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青海贵南县鲁仓寺喜饶丹代尔先生在《探讨格鲁因明江冬法会“江更却”》一文中，阐述了该法会的发展历史，指出该法会不仅对藏文化和藏传因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对因明学发展做出了贡献。临沂大学助理研究员张晓翔在《藏传因明方法论初探》中指出，藏传因明是因明在藏地的传承，是藏语文中作为取得真理、验证真理的尺度和传播真理的方法的“量论”部分，以知识论为主。藏传因明与量论在内涵和外延上是一致的，藏传因明的方法论也即是量论方法论，是对其研究方法和探求真理方式、方法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