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文初版首印一千册
中华民国建立后,上海以其独特的环境优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中心。这一时期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译介的文献主要是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二期上刊登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此文对《共产党宣言》作了概要介绍,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称赞《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与传播进入了新阶段。1919年4月,在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的几段重要文字的译文。其译文与现行本十分接近。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段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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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时,《共产党宣言》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的翻译,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与理论渴望。因此,陈独秀认为应尽快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出版。当时,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计划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也极表赞同。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一并提供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了《共产党宣言》,他带着译稿来到上海,请李汉俊校阅,再转请陈独秀审定。陈独秀对此译稿非常满意,将文稿交给戴季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不料,该刊因“言论问题”遭到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