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丘】贾谊论婴儿教育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五十三

　　贾谊论婴儿教育

　　讲述人：陈功文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商丘师范学院汉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骨干，主要从事传统学术文化研究，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资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主持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一项，主持省厅级项目多项。目前主要从事贾谊研究，目前已著成《汉初贤才贾谊》一书，交大象出版社待出版。

　　当代父母信奉“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自孩子诞生那天起，便会尽可能早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孩子开展有目的的引导和培养，以期推动孩子全方位地快速成长。已经注意到胎教重要性的贾谊会忽视对孩子出生后的早教吗？显然不会。贾谊不仅十分重视早教，而且将早教纳入了自己的系统教育理念之中，提出了鲜明的观点。

　　这是一个奇迹

　　在胎儿教育之后，贾谊认为还要重视对婴儿的教育。这是贾谊所提出的早期教育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后天教育的起步阶段。

　　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贾谊还认为早谕教与选左右最急，他说：“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由此可知，贾谊认为，太子在婴儿阶段所进行的教育，一方面要趁早，另一方面要选对辅助太子之人。

　　现在做个总结的话，可以说贾谊的胎教理论与“早谕教”婴儿教育理论是其学前教育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两个阶段中，贾谊都强调了环境熏陶的重要作用。当然，贾谊更为强调将婴儿心智发展的水平与教育紧密联系起来，婴儿有什么样的接受能力，就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教育，正所谓“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此外，贾谊多次强调“选左右、早谕教最急”。贾谊的这种观点是依据秦朝太子教育的失当，并导致亡国的事实而提出来的。

　　在贾谊看来，夏商周三代之治长，在于太子教育得法；而秦朝灭亡迅速，在于太子教育失法。贾谊认为，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因此太子的教育与王朝的兴废有很大的关联。从贾谊所强调的“选左右、早谕教最急”来看，贾谊已经将婴儿早期教育与国家存亡、治乱时务之大计联系起来，把婴儿早期教育看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以，有学者认为，“早在二千多年前，贾谊既重视父母双亲素质的选择，又重视后天环境和教育的作用；既重视孕妇的胎教，又重视婴儿的早期教育，并把它提高到国家存亡、治乱时务大计的高度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早期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要早还要好

　　在婴儿教育中，贾谊提出的第一条是“早谕教”。至于“早谕教”，贾谊认为要趁婴儿“心未滥”时进行，即在婴儿心中还未有杂乱思想前进行教育。婴儿初生，心地纯洁，未受外界干扰，不会杂有不纯的思想与欲望，此时对婴儿进行教育，“则化易成也”，在他身上所施行的教化就容易使之长大成人后会形成高尚的品德，为以后从政与治国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此时形成恶习，在幼儿的心灵中常会根深蒂固，难以去除，以后若再去矫枉过正，不仅会失去了良好的教育时机，其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

　　贾谊还注意到了环境与生活习惯等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太子一生下来，就要“举以礼”，一定要为他举行一个礼仪仪式，以行孝子之道。这些事情必须在太子为婴儿时期来完成。这也是“早谕教”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一环其实也强调了环境在教育上的意义，“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主要让太子从一生下来就能受礼仪环境的熏陶，感知礼仪教化。

　　尽早开展幼儿教育的时候，贾谊还提出了“选左右”观点。就太子的教育而言，贾谊认为“选左右”即择取辅助者是非常重要的。在《新书·保傅》和《新书·胎教》中，他写了这样的故事：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就为其择取太保、太傅、太师辅助他，太保的职责是“保其身体”，太傅的职责是“傅之德义”，太师的职责是“道之教训”。

　　可见，太保、太傅、太师三公分别是从体、德、智三方面进行训教，教育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与当今学校教育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着惊人的一致。除太保、太傅、太师三公之外，又立少保、少傅、少师三少作为三公的副职，三少与太子一起起居相处。在太子刚刚懂事时，“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为太子创造一个无邪人、无恶行的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若想实现这样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必须“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才行。三公、三少是太子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者，他们的品行对太子的影响很大，能直接影响到太子的身体、德行、智慧等，毕竟“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所以，选择“左右”就显得十分重要。

　　正人明正礼

　　《新书·连语》中，贾谊根据君主的才性，将君主分为上主、中主、下主三个等级。实际上，上主与下主在现实社会中都是极少数的，而中主则是普遍存在的。由于中主“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因此，辅助君主的那些“左右”们就显得非常关键了。在太子教育阶段也是如此。太子要趋善，则左右就要“日以善趋”，因此“选左右”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贾谊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认为人性可以由教育而加以改变，从人性论的角度找到了太子学习的根据。

　　如果在为太子“选左右”这个角度上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贾谊的主张其实主要是让太子从婴儿时期始即能明正礼。

　　《新书·保傅》中，贾谊有云：“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贾谊认为，教育太子，“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主要使太子能“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受其熏陶，才能“明正礼”，这样才能符合做君主的标准。所以贾谊强调，“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所谓“正人”，就是“孝悌博闻有道术者”，即品德行为优良的人。在这样的“正”的环境中，“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就像生于齐而能齐言、生于楚而能楚言一样。况且“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所以在婴儿阶段让其明正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来源：京九晚报

　　文/记者 贾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