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原载《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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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丁修真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2)
摘 要：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关键词：科举；理学；宗族；徽州
引 言
目前的科举地理研究中，对科举人才数量较少的地区关注不多。本文所要讨论的徽州府祁门县，从数据上来看，便属科举史上的“小地方”。元末徽州人郑玉尝谓：“新安士习，惟婺源为盛，每三岁宾兴，州县望烟而举，士子云合回应。休宁次之，歙次之，绩溪又次之，祁门与黟其最下者也。”[1]可知在宋元时期，祁门排名徽州地区科举之末。整个明代，祁门地区共产生了52名文进士，数量只占徽州全府进士总数的11%。至清，祁门只考中了12名文进士，区域份额更是降到了5%。[2]这样一份成绩，远不及同时期的歙县、婺源与休宁，遑论与其他科举发达地区相较了。
然而，若抛开数据印象，细检文献，可以发现祁门科举的另一番景象。明天顺年间祁门人谢润出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大学士丘濬在其赠序中写道：“惟祁门《春秋》天下闻，君始以是经，起家进士”，[3]给予了祁门科举极高的评价。在弘治年间编撰的《徽州府志》中，也有人做了如下的评论：
祁门徽之属邑也，介乎众山之间，编户不逾五千，而其名特著于天下者，以科目人材也。他郡他邑非乏科目而祁门特著者，以其多《春秋》也。天下之学《春秋》者众矣，而祁门独盛者，以其群居学校，受授有自而然者也。[4]
可见，在时人眼中，祁门一地实为《春秋》科举人才的高产地区。宋明以来，在科举制度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地方专经现象。近年来，这一现象日益得到学界的注意。较之以往研究，专经视角更注重地方科举的绵延与演进，丰富了地方科举史讨论的内涵。[5]在该视角的关照下，祁门科举无疑展现出更贴近历史事实的一面。只是专经的成功，毕竟与祁门整体数据低下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本文的写作，试图在勾勒祁门科举原貌的基础上，讨论反差的成因，进而揭示一个科举“小地方”应有的历史内涵。
一、盛极而衰：祁门科举的历史演进
祁门科举在明代的崛起，主要得益于《春秋》专经的成功。图1显示的是祁门《春秋》与祁门科举的发展走势，以此为线索，可以大致了解到祁门科举盛衰的过程。
图1 明代祁门《春秋》科举的历史演进
资料来源：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明)张朝瑞辑，(明)许天叙等续辑：《南国贤书》，台湾“国图”藏清抄本。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明代祁门的科举高峰大概出现在正统至弘治年间，《春秋》专经则成为地方士子决胜科场的主要表现。正德以后，《春秋》中举人数开始骤减，进而导致了祁门科举整体人数的低下。以下依据文献，对祁门《春秋》盛衰的变化，进一步加以勾勒。
追溯源头，祁门《春秋》肇基于元末，在元代重视《春秋》的科举背景下，祁门人汪克宽转益多师，成为元明之际研治《春秋》的大儒。永乐元年(1403)，祁门人黄汝济等凭借《春秋》，“破天荒之谶”，成为明代祁门科举第一批成功者。也正是在其引领下，祁门科举开始形成《春秋》专经的传统。[6]
黄氏之后，祁门《春秋》在邑人周昌、县学教谕孙曰让等人的影响下，进入鼎盛期。周昌将汪克宽的学说加以改造，其“遵照《春秋附录纂疏》等集，考三《传》之同异，订诸家之得失，著为《中论》，以示来学。而祁学之科甲多以《春秋》售，《春秋》之传有闻于天下矣”。[7]孙曰让为江西丰城人，其父孙贞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孙贞一门五子，于经学均有造诣。[8]在此二人的启迪下，一批以《春秋》传家的科举家族开始出现。如十五都康氏，受学于周昌门下，族人康汝芳以宣德十年中举，其子永韶、闻礼分别于景泰元年(1450)、成化二十二年(1486)中举，永韶子康载，嘉靖七年(1528)亦以《春秋》中举，[9]时有“新安以世经名一时者必曰祁门康氏”的说法。[10]祁门六都的善和程氏，最早由族人程显以《春秋》中正统辛酉乡试。程显早年“从乡先生游，日记数千言，入邑庠补弟子员，治《诗》经。赴南畿乡试不第，复从孙曰让先生治《春秋》”。[11]此后，程显以《春秋》中正统辛酉乡试，其子泰，以《春秋》家学领正统丁卯乡荐，中景泰甲戌进士；程泰子程杲、程昌先后中弘治六年(1493)癸丑进士、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进士，程杲子程锐亦中正德五年(1510)庚午科乡试，[12]“余多以《春秋》世其家，科目，殆不乏人”。[13]
与此同时，祁门《春秋》的影响开始流播至徽州各个地区，并进一步向外输出。大畈汪氏，为婺源《春秋》专经世族。早在洪武三年(1370)，便有名汪翔者以《春秋》中乡举。弘治《徽州府志》的主纂者汪舜民亦是以《春秋》中式。考诸师承，汪氏《春秋》本自歙县唐氏，而唐氏又是随祁门王珙习《春秋》。[14]经汪舜民，祁门《春秋》又成为不少异地士子的“决科之利”。[15]宣德己酉科举人汪芳，“训导蓝田、谕吉水，所至以《春秋》迪士，多所造就”。[16]弘治贡生方星，“授漳浦县教谕，督学邵锐聚漳州七学之士，令星教以《春秋》”。[17]汪璥，“以岁贡授新宁训导，新宁湖湘边郡，文教未兴，璥课督数年，化于礼让。璥深于《春秋》，诸家微言奥义，糜不精析，楚人学《春秋》者宗之”。[18]也正是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最终获得了时人“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
笔者根据文献记载，统计了朴墅汪氏、井亭汪氏、善和程氏、十五都板石康氏、奇岭郑氏、王源谢氏等明代祁门地区科举人才较多的11个家族共72人的科举中式情况。在本经可考的61名举、进功名者中，《春秋》中式为51人，《诗》4人，《尚书》4人，《礼》、《易》各1人。[19]可见祁门地区的科举家族，主要以《春秋》见长。
也正因为如此，科举家族的兴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祁门《春秋》的历史进程。通过对上述科举家族中式时间的考量，可以发现大部分科举家族科举成功的阶段，主要集中在正统至弘治年间。[20]崇祯年间，善和程氏族人便提到自嘉靖以后，“世近百年，朝更六代，值连遭阳九，甲第乏人”。[21]十五都康氏后人则发现，自正德之后，家族便陷入科举低谷，但又不明所以，只得将其归咎于风水原因。[22]
结合图1所示的中举人数，加之对相关科举家族具体情况的梳理，我们大概能够确定，正德、嘉靖之际，是祁门科举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以至于明代前期虽有高光时刻，但后期的低迷困顿，最终形成专经特盛与整体数据低下二者间的反差。本文更感兴趣的则是，在这样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中，祁门科举又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
二、学校与学变：正、嘉之际祁门科举的挫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可以发现，正德、嘉靖之际，祁门连续爆发士子学变。祁门科举的由盛转衰，或可由此寻得一个合理的解释。
学变的记载，并不见于现存的官方志书，笔者管见，唯有在两篇文献中，提及此事的大致情况。一为祁门人汪禔《檗菴集》中的《上学使者言士气书》，一为《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保存的呈文。现将主要内容摘录于下：
吾祁自国初以来，士风素号忠厚，顷因邑宰刘凌茂已甚，遂不胜愤而交恶，为鼠雀之争。……故惩艾之训一行，而躁戾之风已于是而丕变矣。而见行疑影者，乃过厪于虑，而欲以治楚者治齐，既举其尤者黜之，其不可尽黜者咸苦挞而痛惩之。既损其科举之数，复薄其赏而重其罚焉。一抑于己卯，再抑于壬午，低眉俯首，噤不敢声，乡童社老，咸举是为謺笑，芸夫牧竖亦皆得以呌呼。士之风虽翻然其一新，而其刚方之气固已索然于屡抑之余，而无复斯存矣。奸雄之徒谓藉是可以投其报复之私也，乃阴为告讦以相倾陷焉。正德辛巳，郡守留行县，相东山有淫祠为民害，令诸生具呈改为书院。生员胡宣之、谢旨其呈首也。书院之工庸甫毕，而二生之巾服已夺。其焕新堂宇尽延燎于中夜之灾，虽奸计显然，无弗知者，而竟无一人敢谁何，牙齿一折，舌觉为柔。[23]
祁门县儒学生员廪增附生员饶棨、胡鉴、孙耕等呈，为乞复书院，祀先贤，以崇正学事。……天顺元年奉诏祀紫阳书院，后蒙钦敕巡抚、都御使陈批：照得环谷倡明理学，著述孔多，足以羽翼经传，相应崇祀，仰(祁门)县即查应照毁淫寺观，改为环谷书院，肖像立主奉祀，作急具由檄报去后，洪知县量截社坛空地，建立小祠，湫隘不称，上无以承宪台尊崇之意，下无以副士民景仰之心。本学师生思得正德十六年间，本府升任留知府勘得本学号房隘小，著令生员胡宣之、谢旨等呈毁东岳淫祠，改作东山书院，崇祀先贤，何期庙巫胡三乞嗔恨夺去香火之利，恃伊住近院傍，黑夜放火烧毁，仅遗石牌坊所故址名存。为此，呈乞将被毁东山书院，改建环谷书院，并将庙巫胡三乞等移居他处，以杜弊端。[24]
进一步归纳上述文字，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一是学变共有两次，一次发生于知县刘寯任上，另一次则发生于后继者洪皙任上。二是学变爆发的缘由，第一次因知县“凌茂已甚”，第二次则是因东山书院被毁。三是学变的结果，为了惩罚士子，官府“一抑于己卯，再抑于壬午”，即对士子的生员身份加以黜落，剥夺其参加正德己卯、嘉靖壬午两科乡试的资格。[25]而从此后乡试中式率来看，正德十四年(1519)己卯科尚有三人中式，但嘉靖元年(1522)便无一人中式，其后四年也只有一人中式。可以视为对祁门科举的直接打击。
这里需重点讨论学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上述文字对此虽并没有明确交代，不过从第二次学变的导火索——东山书院被毁事件，多少能够勾勒出学变之前地方科举发展的情境。
根据记载，东山书院的修建，主要因县学号房隘小，无法处置生员之故。因为仅在弘治年间，祁门在籍生员便已多达二百余人，远超校舍建制。[26]这也正与文章开头提到祁门科举成功因“群居学校、授受有自”的现象相呼应。正德六年(1511)，为拓展学校空间，知县康世成在巡按御史的支持下，一度将县治山川坛与生员汪润在县学前的狭地加以交换。[27]不过，汪氏家族用来交换的居地，原本便是学校旧地。[28]这一情况表明，祁门科举的迅速发展，不仅产生了一批数目不菲的城居士绅，也加剧了校产与民产之间的紧张。[29]
正德十年(1515)，刘隽出任地方知县，或许是因学变的缘故，在任情况，地方文献中只字未提。唯在其墓志当中，可见其任上有为民翻案，惩办劣绅的事迹。其中一段表述为：
孺学久乏科第，或谓学前民房参差，官舍倾圯使然。公则以学校为首善之地，士类所聚，遂捐俸改葺。[30]
因“士类所聚”，且“久乏科第”，从而对学校前的民房加以改造，这正是承袭了前任康世臣的做法。只是从学变爆发的结果来看，刘隽的具体做法，恐怕并非“捐俸改葺”那么简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此处官府可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手段，最终激发了与士群的冲突。
继任者洪皙，文献称其“植善锄奸，民爱之如父母”，[31]但在修建东山书院这一事上，被上司斥为“上无以承宪台尊崇之意，下无以副士民景仰之心”。[32]更重要的是，书院建成之后即遭毁坏，虽皆知乃庙巫胡三乞所为，“竟无一人敢谁何”，[33]显然有官方暗中包庇的嫌疑，进而引发了第二次学变。
可见，祁门地方正德十三年(1518)至十六年(1521)先后爆发的两次学变，起因在于学校改造而引发的“官”、“衿”的对立。刘、洪两位知县在任上“惩办劣绅”“植善锄奸”或许便是对此事的写照。在目击者汪禔看来，学变极大地摧抑了祁门士气。部分生员甚至由此绝意科举。如汪克宽后人有名卓庵公者，“早承家学，好读书，年十八明经试高等。十三年，会同舍生为邑宰刘抶于庭，卓庵公方与数生饮，闻之投杯起曰，即可已乎？直入见宰，奈何轻辱天下士。宰气夺，由是曹耦多卓庵公，而宰竟衔之，谗就于督学使者，卒坐绌。……绝去制举业”。[34]
学变爆发之后，汪禔也坦承，“惩艾之训一行，而躁戾之风已于是而丕变矣”，说明学变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于官府。上述卓菴公事例中的聚众饮酒，直入公堂，何尝不是这样一种躁戾之风的生动写照？科举的成功，在培植地方士群的同时，也在助长后世痛陈的恶习。[35]盛极而衰，祁门科举于正德之后的低迷，或许正始于此。
三、道统的重建：祁门士人对科举的背离
祁门学变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是士人科举资格的剥夺，二是士子对科举的背离。科举资格终有恢复之时，而士人对于科举的背离，则很可能中断此前积累的科举传统，影响更为深远。
考察正德、嘉靖之际祁门士群的动向，可以发现，确实有这样一批士人，开始绝意举业，并随此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动，借助讲学、讲会之机，展开了对祁门科举思想层面上的批判。
这一群体早期的代表者便是吴与弼的弟子，也是唯一为《明儒学案》收录的祁门学者谢复。谢复出身于祁门科举世家，外祖父即前文所提及的周昌。早年谢复亦拜当时专擅《春秋》的名儒安福人吴节为师，后以“学以谋道，滞心文义，以干仕禄，吾弗为也”，[36]追随至吴与弼门下。当时祁门地方冠婚丧祭四礼久废，谢氏毅然倡行，又构南山书堂，聚众讲学，倡导知行并进之说。[37]谢复卒于弘治十八年(1505)，正值祁门《春秋》举业鼎盛之时，以此视之，谢氏可算是祁门科举史中较早的背离者。
较谢复态度更为激烈者，正是祁门学变的见证人汪禔。汪禔早年善属文辞，也曾跻身生员之列。在数次科考失败后，于31岁时决然放弃了举业。[38]按照汪氏生于弘治九年(1496)加以推算，该转变应发生在正德十六年前后，适逢学变爆发之时。
此后汪禔将重心转移至家族的宗法整顿，族内一老妇因不遵礼法而遭其严厉呵斥。不近人情的做法，使其一时被“目为怪物”“谤议沸腾”。然而，整顿家礼并非汪氏的真正立意，在弟子王讽为其所撰的行状中这样写道：“祁理学自元汪环谷先生而后久失其传，先生特倡兴起。”[39]在王讽看来，汪禔的学行，是对中断已久的地方理学传统的继承。文中提到的汪克宽，是上承朱熹，下启祁门《春秋》的大儒。[40]而祁门理学之所以会“久失其传”，王讽认为：“吾乡理学启自环谷先生，中间文学之士不加少，而孰为窥其涯际者？先生继往开来，独立不挠。”[41]这里所谓的“文学之士”，自然包括了百多年来接踵汪克宽《春秋》而宦显的科举群体。换言之，“祁门《春秋》天下闻”的鼎盛时期，反而成了祁门理学的中断期。
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汪禔本人的授意：“吾祁自环谷先生既殁，斯道寥寥者百余年，功力波流，文辞风靡，义湮理晦，莫克知有是学者。”[42]师徒二人一致认为，祁门自汪克宽之后，理学的脉络便已中断。而接续这一脉络的，正是汪禔。至于此前祁门科举所产生的一众人物，自然被排除在这样一个重建的“道统”系谱之外。
类似的言论，尚可见于汪禔等人的讲学活动中。正德、嘉靖之际祁门重要的讲学之地——范山书屋与神交馆，[43]汪禔等人是座上常客，范山书屋的创办者汪希友与汪禔更有同宗之谊。在为范山书屋所撰写的题记中，汪禔对祁门科举做了如下批判：
师固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世衰教弛，为师者熟四书五经之说，缀破承讲结之文，以取时名，以徼科第，子弟从游者循是传习，方诵读而求诂训，方诂训而求缀文，其于韩子所谓道，所谓业，所谓惑云者，非惟师不以教习与日化，而为弟子者亦不复知有是而学焉。至相訾诋以为疠，人欲炽而天理晦，功利行而道义湮，心蛊机危，身坠坑堑而莫自知其祸也。[44]
在这篇文字中，汪禔认为，正是那些寻章摘句，只知引导学生求取功名的师儒，造就了当下地方士习“人欲炽而天理晦，功利行而道义湮”的乱象。这样一种表述，鉴于学变的爆发，颇具现实针对性。[45]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科举经师传“道”角色的否定，科举对祁门“道统”的接续也就被进一步否定了。[46]
汪禔周围有不少志同道合者。祁门另一重要讲学地——神交馆的创始人谢显，早年亦曾投身举业，在南京听闻湛若水讲学后，“尽弃平生所学而学焉”，归乡后，“月联族人及乡之彦者”“季聚邑之同志会与范山书屋”“每岁合一郡同志为大会”，讲学布道。值得注意的是，谢显出于王源谢氏家族，为地方科举世族，“世代有闻人，诗书宦达者于祁”，而“其讲身心性命之学，则自惟仁始”。[47]
与谢显同宗的谢芊，“幼陷溺于市廛，既二十，复汨没于举业支离之习，三十始知求圣贤道德性命之懿”，在与谢显一同受业于湛若水门下后，不复举业，日与东南人士讲道，从者益众。[48]尽管其立学与汪禔有别，但对于举业的态度却颇为一致。在一篇劝诫族人的文字中，谢芊提到了举业对“良知良能”的妨害：
然则何为贤乎？良在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言信行谨，爱其亲以爱人之亲，敬其兄以敬人之兄，庭户穆穆，内外截然，崇礼让，戒争讼，尊名教，黜邪僻，恤困穷，和族党，处则以此行于家于乡，达则推此于国于天下。……圣学晦而大道息，功利兴而人心危，是以子弟有生不闻嘉言，不见善行，良知良能日以斵丧，而父兄望乎子弟者，不过以智能贪得科举辞艺之末而已。习成俗尚，愈趋愈下，一有厚重木讷自守者，则便诮为痴愚，苟获一利，挟一术，遂一智，则众莫不称之为能子弟，而子弟亦以是自得自矜骄。……愿吾诸父兄弟侄革今时之俗习，为贤父兄，贤子弟矣。[49]
谢芊认为真正的贤者应该是能够克己修礼，敦睦宗族，化于乡里，进而推行至家国天下的人物，即真正能够将“三纲八目”贯彻的实践者。但在现实中，人们只是以科举为能，以决胜科场为贤，以致圣学不存而人心堕落，掩盖了良知良能。谢芊注意到，这样一种风气，很大程度上是出自“父兄望乎子弟者”的家族期许，故要驱除科举的影响，必须从整顿家族入手。
嘉靖二十九年(1550)，阳明后学邹守益应邀至徽州各地讲学，祁门的东山书院是为其中一站，接待他的则是王讽和谢显。[50]《重建东山书院记略》一文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嘉靖庚戌，一墩谢先生师事湛文简，与闻正学，复集都人士，延东郭邹先生登讲东山，六邑之会昉此。”[51]故此次讲会，其实是在一群批判科举人士的主持下进行的。第二年，王讽受县令尤烈之聘出任东山书院山长，当时地方学校中的青年俊彦如谢应秀、方永宾等数十人从其门下受贽讲学。[52]本为促进祁门科举发展而修建的东山书院，遂成为该士群的宣讲阵地。[53]
重建后的东山书院，初“中构堂三楹，以祀环谷先生，右构一堂，为名宦祠，其左则文会堂及膳堂，以资诸生讲业”，[54]随后便在王讽的提议下，尊朱熹为主祀，汪克宽配祀。[55]在万历年间重修的县志中，汪禔位列汪克宽、谢复之后，载入“儒林”。从时人眼中的“怪物”至接绪先贤的大儒，评价的转变，表明其所致力的祁门“道统”之说，在弟子的推动下，已得到地方的认同。
正德、嘉靖之际，以汪禔为代表的一批祁门士群，尽管立场各异，但都对祁门科举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从而达到重整士习与家族的目的。这一做法，势必会影响到祁门科举传统的延续。换言之，祁门科举在迭遭学变的外在挫折后，又开始陷入士群内在性的消解之中。
四、从道统至宗统：汪禔的语境与逻辑
行文至此，有关祁门科举盛衰的讨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我们从汪禔等人“道统”重建、科举批判等言论中，又会引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即对祁门科举的否定，势必关涉地方家族与科举前贤的历史地位。那些依凭科举发迹宦途的科举家族，在其所提出的道统序列中，显然没有他们的位置。[56]这其中，就有不少与汪禔同宗同族的科举人物。
我们注意到，上文提及的几位祁门士人，就其家世而言，谢复、王讽均出身贫弱。汪禔自幼丧父，属祁门汪氏中科举较弱的西关一派。而与其讲学的汪希文，虽属科举兴旺的井亭一支，但出自小宗，并无显赫的科举背景。[57]换言之，这一士群，在祁门科举史上，同样没有属于他们的谱系。
这意味着，汪禔等人所开展的科举清算运动，很可能有另一层的含义，潜伏于祁门宗族发展的脉络之中。在此，我们不妨以明清时期祁门汪氏为中心，进一步考察汪禔“道统论”的语境与逻辑。
文献中的祁门汪氏主要有三个派系，一为七溪派，为越国公汪华第七子汪爽之后，支脉繁多，城居者众；一为朴里(又称朴墅)派与大坦派，为汪华长子之后；一为韩、楚二溪派，为汪华第八子后人。[58]不过在不同时期的记载中，各支派的划分往往并不一致。[59]
明代祁门的汪氏诸派，在地方科举上有着不俗的表现，如井亭、朴墅、崇善坊、梓溪、泸溪等派均可谓人才兴旺。令人稍感意外的，则是深谙《春秋》的汪克宽所在的桃墅一支，却未能克继家声。[60]至嘉靖时期，已有明显的衰败迹象，汪克宽的著述也因“子孙贫愚无继，散逸无存”，“祖墓、书院无力修整，致皆颓圮”。[61]
桃墅派的衰败，为他族重构汪克宽“宗统”提供了可能，纳桃墅为同宗的意图，便充分反映在当时诸派编修的家谱之中。例如朴墅派：
新刊谱载克宽公与彼同派，以本支升公为彼祖升公，墓为彼墓。考曰，此朴墅欲曲引他支以为己重，故妄肆狂辩，冒以韩溪支与彼同系。[62]
又如曾与汪克宽商讨学问，号“楂山先生”汪时中所属的梓溪一支，[63]干脆伪造通谱：
别谱载本支系出越国公七子爽……显德生钅英，公为楚溪祖。考曰，此与家乘所载及歙县休绩婺谱皆不合，惟与赤山通谱序说略同……通谱虽云环谷所著，然韩溪今无本可征，序说文理参差，固亦非环谷手笔，且环谷所著书有窃取以为己书，安知通谱非为人所窃，而序说不乱于小人之手乎？[64]
关于梓溪派与桃墅派间的关联，因楂山先生汪时中与汪克宽二人的讲学关系更添几分模糊，在早期的徽州地方文献中，一度将二派视为同宗。[65]后人的辩驳，反映出梓溪派对汪克宽追认其实已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
在徽州，上述家谱编纂中的争夺“宗统”现象并不乏见。[66]嘉靖年间祁门善和程氏族人程镐便指出新谱较之旧谱，削除了前人伪增的二代谱系，并对此表示了赞许。[67]
面对上述各派间的争执，虽未见汪禔留下的相关文字，但弟子王讽追忆其因“宗法不立，伦叙紊淆”，故“著《宗法议》，以晓当世”。可知汪氏宗法改革的目的，便是要澄清“宗统”。而在其《胡氏祠堂记》一文中，更是表达了这样的期许：“祖训之宣、谱牒之明而可于是也。岁举而弗失，世守而弗离，使吾子孙虽至于百世远千，万人之众，其来处不迷。”[68]有学者注意到，明中期士人宗法论兴起的背景之一，是鉴于富贵缙绅以支庶身份欲行宗祠主祭之权的现象。[69]联系此时祁门汪氏诸派大肆“夺宗”的情况，汪禔“道统论”对于科举强宗的批判，可能正始于此。
如果将考察的时间延长，汪禔“道统论”的逻辑便显得更为清晰。康熙十八年(1679)，汪禔后人汪宗豫将汪克宽、汪禔、汪子祜三人文集合刻为《汪氏家集》，并且还辗转托请昆山人徐乾学为汪克宽的《环谷集》作序。在序中，徐乾学称是集“其裔孙宗豫恐其书之中佚也，复汇辑而重梓之，思以传之无穷”，[70]显然是将汪宗豫视为汪克宽一系的后人。这一看法，为后来四库馆臣所接受。[71]汪宗豫的家世，遂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清初寓居扬州的孙枝蔚在为《汪氏家集》所做的总序中，对汪氏三人一一进行了评价，其谓“夫理学、文章之分途旧矣，环谷、檗庵能兼之，而石西独以诗传”。又谓汪克宽诗文“要皆原本经史”，汪禔“议论多师法朱文公、丘琼山，而宗法一议尤于风俗有补，及观其诗，纯乎朱儒之作矣”，汪子怙“专工于诗者也，诸体中五言古诗尤为卓然，然亦非无意于理学者”。孙氏认为，虽然三人在文章上各有特色，但其旨意却均关乎理学，尤其是后来的汪子怙，“泒则陶、韦，理则程、朱，起环谷、檗庵而阅之，有不笑相视者乎”，将三代人的理学造诣视为一脉相传。文章末尾，孙氏说道：“今世词章盛而理学衰，三先生之集既出，庶几有见而兴起者，非独汪氏之光也”，再一次强调了三人作为家族代表在理学上的谱系。[72]由此可见，汪禔与汪克宽的关联，至迟在清初，已从“道统”上的承袭转化为“宗统”上的认同。
这样一种变化，尚见祁门人胡士著为《檗庵集》所做的序文中。其将汪氏家集的刊刻，看作是一件足以“媲美舜溪之家乘”的盛事。[73]言下之意，从汪克宽、汪禔到汪子怙，体现的是舜溪一派的家族历史。[74]汪氏舜溪派，又号龙溪，原出自井亭一宗，后自成一派。[75]在祁门诸汪中，舜溪的科名并不突出，但夺宗的意图早已有之。[76]西关一支被并入舜溪派的谱系，舜溪派也充分利用了汪禔“道统论”的影响，进而将汪克宽纳入了谱系。
至此，我们可以对汪禔的“道统论”加以重新认识。从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地方宗族重建与重组活动的日益频繁，祁门地区汪氏宗族之间，时有夺宗祁门儒宗汪克宽的企图。地方科举的发展，促成了一批科举强宗的出现，却也使得祁门科举的开山祖师“宗统”无归。对于出身小宗的汪禔而言，以小宗为主的宗法改革，唯有转“宗统”为“道统”，才能够避免家世及学承上的劣势，也只有对包括汪氏诸贤在内的祁门举业进行批判，方能消弭汪氏强宗篡改汪克宽“宗统”的影响。道统与宗统重建，是汪禔言行实践的两个维度，对科举的背离与批判，是其实践二者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宗统”愈显模糊而“道统”愈发清晰的背景下，汪禔的努力，终由其后人完成，并成为汪克宽谱系改写历史的一个注脚。
余 论
从明初永乐年间开始至正德末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原本在徽州科举格局中处于下游的祁门地区，凭借科举专经的优势，一度形成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局面。后随正德之后地方社会的变动，上演了一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兴衰史，最终难逃“小地方”的科举命运。在这由盛转衰的过程中，祁门地方所发生的各项变动，已非“小地方”所能包括。概而言之，可延伸者有三。
一是祁门科举由盛转衰所揭示的科举史的内涵。以往关于科举地理的讨论，大多以人数统计为主题，呈现的是科举地理的静态分布，缺乏动态的历史过程的关照。[77]有学者注意到，在科举发达地区江西吉安府，进入嘉靖以后，同样出现了科举下滑的趋势，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王学在江右的盛行引发了士子对举业的背离。[78]这表明，祁门科举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明代中后期文化学术的转型，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科举的兴衰。倘若能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对已有研究加以重新演绎，定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二是祁门学变所揭示的地方社群关系。从正、嘉之际刘、洪二位县令的莅政实际来看，地方社群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文字描绘的那样和谐。这一点，也可以从一些相关记载中获悉一二。例如，成化年间，巢县训导桂琏，便因学校用地逼仄而与毗邻的五显庙发生了冲突，最后因知县“惑于祸福”而下狱致死。[79]嘉靖初年，出任福建长汀县学训导的祁门人汪潭，便曾因“学左右古刹切近，愤欲去之，以状闻诸督学邵公”“以佛宫为先师庙，以僧舍充学官衙而自居之，凡彼邪物，焚弃一空”。[80]又如嘉靖、万历年间松江府人别驾潘澄源，“所居直学宫之阳，诸生陈言上官，当毁其墉以广学宫之路”。[81]在祁门第二次学变中，知县洪皙非但没有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而是对庙巫胡三乞加以包庇，一反地方官兴学重教的形象。本文中的东岳祠庙，自明初起，便为四方宗教人士以及商贾往来之所，香火颇盛。[82]将其改建成书院，胡乞三等人经济利益大损，而倘若其中尚牵涉到地方财政的税源，那么官方“消极”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83]其实，自宋代以来，随着地方学校的勃兴，学校、官员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便不仅仅表现于“合作兴学”，有学者通过对宋元学产的考察，系统地分析了这一时期三者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84]可见，学校、书院并非纯粹的教育景观，而是地方经济、文化、权力的落脚点，牵涉官府、绅衿、以及道巫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也是相关研究需要注意的现象。
三是祁门士群动向所反映的明代历史的几个主要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15世纪是明代社会与思想文化发展的求变时期。针对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化日益产生的空疏影响，以丘濬为代表的一批士人群体，以经世实学为宏的，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展了补救的工作。[85]上述活动于15、16世纪之交的祁门士群，他们在地方上的实践，便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对于宗族社会特征明显的徽州地区而言，家族的整顿与有序，正是他们施展经世抱负的天然落脚点。例如汪禔关于家礼的实践，便本自丘濬所编撰的《家礼节仪》。[86]只是汪氏关于宗法的言论，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宗族。前人研究认为，嘉靖之后，号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同样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87]然而汪禔等人的学理建构，非朱非王，自成一系，可以视为徽州地区由朱转王过渡阶段的体现。所以，在汪禔等人身上，可以看到宗族、理学、科举三者历史脉络发展至明中期的交汇。我们注意到，类似汪禔这样学无所承，但却自行构建道统谱系，是当时学人群体的普遍做法，尤其为后来王门学者所惯用。[88]只是在汪禔这里，道统之论并非纯粹的学理之争，其背后尚有大宗、小宗之间争夺宗统的考虑，这就为我们理解宗族、理学、科举“在地化”后，如何互为影响提供了一个案例。尽管汪禔与其弟子并未在明代思想史、学术史的书写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群体在祁门地方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为理解明代中期思想文化发展提供的另一角度。要言之，以汪禔为代表的乡里小儒在地方上的实践，也应得到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关注。[89]“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作者简介：丁修真，历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科举史。
[1](元)郑玉：《师山遗文》卷一《送汪德辅赴会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69页。
[2]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丘濬集·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一《赠浙江谢佥事序》，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1页。
[4]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词翰》二《祁门县重修庙学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版，第35页a。
[5]近年来科举专经的相关研究，可见鹤成久章、陈时龙、丁修真等人的具体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6]史载黄氏致仕归乡后，“筑室学傍，执经门下者甚众。国初祁门儒风久不振，自汝济及汪芳而后，《春秋》之学始盛，科目亦自汝齐始”。参见弘治《徽州府志》卷八《人物二·宦业》，《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第43页b。
[7](清)周冕等纂修：《祁门周氏宗谱》卷四《进士周昌先生孝行传》，康熙五十五年刻本，第10页a。
[8]孙曰让生平不详，其字让斋，江西丰城人，为永乐十八年(1482)庚子举人。父孙贞曾任职于南国子监，为县庠生时从教谕刘子彦学《毛诗》，又从乡先辈学士朱善、进士黄德润游学。贞有五子，五子各专一经，皆有成，孙曰让应该便是以《春秋》为本业。参见(明)黄佐：《南雍志》卷二四《列传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731－1743页。
[9]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二《选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5、226页。
[10](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一《赠康君召和赴曹州判官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9－530页。
[11](清)程济隆纂修：《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卷三《明故朝列大夫韩府左长史致仕程公行状》，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26页a。
[12]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二《选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226页。
[13](清)程济隆纂修：《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卷三《宝山先生程公行实》，第18页a。
[14](明)汪舜民：《静轩先生文集》卷一四《明故监察御史知桐庐县事唐先生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册第130页。
[15]“及门之士多所造就，若故员外郎歙鲍楠，知县许龙，及今吏部考功员外郎四川刘台、北京胡雍、兵马凤阳汤辂，同知济宁赵楫，举人山西王汝敬，云南杨奇贤辈皆显于时。弟天民、济民，姪思接踵科第，子愈游庠，皆以先兄家教所致”。参见(明)汪舜民：《静轩先生文集附录》，《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31册第143页。
[16]万历《祁门县志》卷三《宦达》，合肥古旧书店1961年版，第53页。
[17]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六《人物志·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316－317页。
[18]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三《人物志·儒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278页。
[19]参见(明)戴廷明、(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明)张朝瑞辑，(明)许天旭等续辑：《南国贤书》；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
[20]如朴墅汪氏，举、进功名可考者共6人，均在嘉靖以前中式；井亭汪氏，举、进功名可考者共4人，唯1人在万历年间中式；善和程氏，举、进功名可考者10人，9人均在嘉靖前中式；十五都板石康氏，举、进功名可考者11人，嘉靖以前9人；王源谢氏，举、进功名可考者6人，正德以前5人。参见(明)戴廷明、(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新安名族志》；(明)张朝瑞辑，(明)许天旭等续辑：《南国贤书》；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
[21](清)程济隆纂修：《善和程氏宗谱》卷三《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序》，第30页b。
[22]“迨明正德间，不虞堪舆庸师，乘回禄之变，衔簧鼓之术，妄改旧向，弃吉迎凶。遂致地弗效灵，斯文不振，钱粮耗减，丁口洊消”。参见《清康熙八年七月版筑协和堂秩下康尚隆、康光祥等立合同文约抄白》，刘伯山编纂：《徽州文书》第2辑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350页。
[23](明)汪禔：《檗庵集》卷上《上学使者言士气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
[24](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儒学生员饶棨等呈》，宣统二年刻本，第1－2页。
[25]明代乡试之前，尚有对士子考试资格的审核，形式之一便是经有知县考选后送府，再送按院，谓之吊考。参见吴恩荣：《科考、遗才与大收：明代乡试资格考试述论》，《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6](明)李泛：《东山书院记略》，同治《祁门县志》卷一八《学校志·书院》，《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180页。
[27]同治《祁门县志》卷一八《学校志·学宫》，《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155页。
[28]按，三迁堂在旧山川坛，旧棂星门至启圣祠皆汪姓地，学欲广拓规制，汪润及弟洋、溢、汉以地易入学迁去。学嘉其义，给以匾，李泛记之。参见万历《祁门县志》卷四《宫室》，第461页。
[29]学校改造引发的与民争地、与民易地的工程，从正德年间一直持续至嘉靖末期。即使在学变爆发后依然没有停止，“嘉靖甲午，御史虞守愚按祁，以民屋错欹，庙门弗利，檄知县翟镐迁民易其地”(万历《祁门县志》卷四《学校》，第440页)。可见这是当时地方官府一直关注的问题。
[30](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五《山东参议华严刘公寯墓志》，《明代传记资料丛刊》综录类26，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732页。
[31]乾隆《龙溪县志》卷一六《宦绩》，《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30册，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11页。
[32](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儒学生员饶棨等呈》，第2页。
[33](明)汪禔：《檗庵集》卷上《上学使者言士气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39页。
[34](明)吴子玉：《吴瑞谷集》卷二八《叙汪子文归祁门为尊公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第577页。
[35]顾炎武在论及明末生员恶习时概括为：“其中恶劣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群聚成党，投牒呼噪”(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七《生员额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4页)。关于明代生员学变的分析，可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412页中的相关论述。
[36](明)王讽：《谢西山先生复传》，(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四，《明代传记资料丛刊》综录类26，第729页。
[37](明)王讽：《谢西山先生复传》，(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四，《明代传记资料丛刊》综录类26，第729－730页。
[38]汪禔生于弘治三年(1490)，卒于嘉靖九年(1530)，参见(明)王讽：《檗庵先生行状》，(明)汪禔：《檗菴集》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36页。
[39](明)王讽：《檗庵先生行状》，(明)汪禔：《檗菴集》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36页。
[40]例如程敏政便对汪克宽的学承有过梳理，谓“自我文公朱子一传为勉斋黄氏，再传为双峰饶世，三传为东山汪氏，即先生仲父，而先生实嗣其传”，又谓“此考亭世嫡门生第四人也，此龙兴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平生皆可师而出处尤正”。参见(明)程瞳撰，王国良、张健等点校：《新安学系录》卷一四，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77－278页。这样一种评价，俨然是将汪克宽放在了祁门理学宗师的位置上。而在汪克宽门人吴国英看来，祁门理学即使不是开创自汪克宽，也是与其家族密不可分。参见(明)程瞳撰，王国良、张健等点校：《新安学系录》，第275页。
[41](明)王讽：《檗庵先生行状》，(明)汪禔：《檗菴集》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36页。
[42](明)汪禔：《檗庵集》卷上《与王生大忠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42页。
[43]“祁门汪子希文、谢子惟仁会冲玄而归，率郡中同志会于常清宫。复定邑中之会，春秋在范山山屋，夏冬在全交馆”。(明)邹守益著，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一五《答问类一·书祁门同志会约》，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35页。
[44](明)汪禔：《檗庵集》卷上《范山书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44页。
[45]据汪禔《范山书堂记》交代，汪希文主持范山书屋正值其父汪俨以贡生出任平海教谕，时间大致在正德年间(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三《选举志·岁贡》，《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244页)，汪俨又于嘉靖初升任湖光桃源县学训导(光绪《桃源县志》卷七《职官志·年表》，《中国方志丛书》第11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0年版，第254页)。由此可判断该文写作时间当在正德、嘉靖之间，正值祁门学变前后。故其文中所发，当有现实所指。
[46]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章句之儒”转而为“传道之师”，实为唐宋儒学转变所内含的身份与文化自觉，这也是韩愈《师说》所关系的社会背景(详论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423页)。汪禔此处重提韩愈《师说》之旨，有重新解释“师道传承”这一概念的意图。而在这样一种言论的关照下，祁门科举史上专经的经师对应的当是“章句之儒”，汪禔等人则成为重新继续道统的“传道之师”。
[47](明)谢显纂修：《王源谢氏孟宗谱》卷一《谢一墩先生行略》，嘉靖十六年刻本，第34－35页。
[48]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三《人物志·儒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276页。
[49]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三《人物志·儒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276－277页。
[50]“予游齐云以谒紫阳，诸友翕然咸集，而王子大中，方子汝修请予升东山讲座，相与剖富贵利达之关。齐景千驷，不及饿夫，管仲一匡，取羞童子。诸友欣然若有契也”。参见(明)邹守益著，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一五《答问类一·书祁门同志会约》，第735页。
[51](明)陈大绶：《重建东山书院记略》，同治《祁门县志》卷一八《学校志·书院》，《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181页。
[52]万历《祁门县志》卷四《人物志》，第422页。
[53]讲学对于举业的影响尚可见以下事例：陈履祥，字文台，贡生，少喜负笈访道，闻旴江罗汝芳讲学南都，往从之。已，又事耿定向，与南阳杨贞称罗门高足。又如张振德，字觉之，初为诸生，饩于庠，见谢显讲学，悦之，遂专用力圣贤之学，遂弃举业。参见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三《人物志·儒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279页。
[54](明)吕柟：《重修环谷书院记略》，同治《祁门县志》卷一八《学校志·书院》，《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180页。
[55](明)叶宗：《春风教堂记略》，同治《祁门县志》卷一八《学校志·书院》，《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5册，第181页。
[56]这可以从不同版本的《祁门县志》比较中反映出来，将汪禔列入“儒林”的万历《祁门县志》中，为以科举起家者做传的只有9人，分别是程泰、康永韶、张敏、王珦、孙怡、程昌、郑晃、王讽、吴自新，其余科举人物，只是在乡贡名录中加以简略的介绍。而在弘治《徽州府志》中提到的在祁门科举中有重要位置的黄汝济、汪芳、周昌等人，均未设有单传。同治《祁门县志》“宦绩”一类中，万历以前便收录了43人的传记，对于黄汝济、汪芳等人则是专辟“文学”类加以收录。
[57]戴廷明和程尚宽编撰于嘉靖年间的《新安名族志》中，为我们提供了汪禔族系的情况：“先世居十四都武山乡，曰仲云始迁于此。传四世曰镛，景泰癸酉乡荐，官至裕州知州。六世曰德润，早卒，妻廖氏守节。德润子曰禔，号檗庵，潜心理学。”参见(明)戴廷明、(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新安名族志》前卷《汪》，第233页。汪希文的情况则是：井亭一支出唐越国公汪华第七子爽后，为宋人汪伯彦侄辈，传五世有名克兴者赘入万硕里周村源，为该支始迁祖，再四传至汪希文(《新安名族志》前卷《汪》，第231页)。而根据汪禔本人的陈述，西关应与井亭为同宗，因前文《范山书堂记》中，谓书堂为“本宗希文尊公得其所命”之语。
[58]胡樵碧：《祁门县氏族考》，祁门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2004年版，第392页。
[59]本文对祁门汪氏的讨论，主要基于以下文献。较早的有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戴廷明等编撰的《新安名族志》、隆庆年间《汪氏统宗》、宣统年间刊刻的《韩楚二溪汪氏族谱》、以及民国时编订的《祁门氏族考》。其中《新安名族志》与《汪氏统宗》较早出，但两者记载上已然存有差异。
[60]《新安名族志》载，汪克宽为祁门桃墅十五世，其后十六世曰大音，任胡广襄阳、四川保宁二处教职。十七世曰镡，补国子监，修德不仕。十九世曰文端，由胄监授河南同知。二十二世曰简，邑学生[(明)戴廷明、(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新安名族志》前卷《汪》，第234页]。在这样一个家族发展史中，并没有见到突出的科举仕宦之人。汪克宽生前曾建藏书楼，至正统年间几乎倾圮，四世孙思远曾为之整顿，而汪思远本人也只是教授乡里，并无功名。在黄汝济为其所撰记文中又谓“思远之侄文端，实为先生五世孙，读书庠邑，精修力学，必能绳其祖武，光昭前烈，掇巍科登显庸……岂直名闻于一邑，将必达于天下焉”参见(明)黄汝济《书舸楼记》，(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文献》，第1页b。黄氏寄予厚望的汪端文最终以监生出任河南同知，依然没有取得科名。
[61](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八世裔孙生员汪琼状》，第1页a。
[62](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一《文献·侯潭汪氏家乘本支考》，第3页b。
[63](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首《韩溪宗谱序》：“顾徐序非赝作，实邑西七派歆冒环谷，无识者篡易，以备附韩溪，援钊、瑛入镕、铉之为也”(第1页a)。按，此处只是大略指出冒认者为邑西七派，通过与《新安名族志》的比对，可知此处所指当为梓溪派。原文为“崇善坊。在邑西隅。唐越国公第七子爽之后至讳铉者，与兄钊迁韩溪；曰伯，曰容，自韩溪再徙梓溪。”参见(明)戴廷明、(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新安文献志》，第232页。
[64](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一《文献·侯潭汪氏家乘本支考》，第3页b。
[65]弘治《徽州府志》卷九载汪思敬条云其“因曾祖时中查山书堂故址重建，以为藏修之所，平居濳心问学，无意仕进，诗文超于时辈，论议政事必师古。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尝以学行荐于朝，下有司屡征不起，晚年闭户著书，率遵族曾祖克宽之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2册，第61页a)。这样一种说法，显然是将汪时中所属的楂山一派与汪克宽的桃墅派视为同宗的。
[66]相类似的例子，可参见冯剑辉：《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67](清)程济隆纂修：《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卷三《祁门善和程氏谱后序》，第29页a。
[68](明)汪禔：《檗庵集》卷上《胡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43页。
[69]赵克生：《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
[70](清)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二二《汪环谷先生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3册，第141页。
[71]四库馆臣谓《环谷集》：“此集为国朝康熙初，其裔孙宗豫所辑”。参见(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八《集部》二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5页。
[72](清)孙枝蔚：《溉堂集》文集卷一《祁门三汪先生集总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6册，第789页。
[73](清)胡士著：《檗庵集序》，(明)汪禔：《檗庵集》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332页。
[74]清人《石西集序》曰“俾百年之文泽与环谷而俱传，一代之弘章偕檗庵而媲美曰观止矣”，又谓其后人“取先代遗稿，刻汪氏家乘，而石西先生则其高祖云”。参见(明)汪子祜：《石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第540、541页。可知除了家集，西关后人尚有家谱刊刻。
[75](明)戴廷明、(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新安名族志》前卷《汪》，第234页。
[76]隆庆《汪氏统宗》云：舜溪与梓溪派，同出于普之后，故于正统间合刊支谱，以明亲亲是已。但相连八公之韩溪为共派，殊与韩溪谱不相合，今亦为正其误(《中国珍稀家谱丛刊·明代家谱》第21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8265页)。舜溪派相连韩溪，便为与汪克宽成为同宗提供了谱系上的证明，修谱时间也早在正统年间，只是这样一层关系在隆庆年间的统宗过程中被否定。又，弘治元年，时任户部右给事中祁门人王珦题奏汪克宽从祀孔庙，王珦，成化戊戌进士，为祁门城西派王氏四世，根据家谱的记载，城西王氏与当时舜溪派族人汪子岩为姻亲[“今年秋九月乙卯，当汪公宗海登八十寿，予姻城西王君仕政，方君彦斌辈以予于公为同宗，故相率先期走书，命予为文以贺”。参见(明)汪子岩《汪公宗海八十寿序》，(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第1页b]，若考虑到王氏与舜溪派的联姻关系，王珦的上疏，或许便有舜溪派授意的可能。
[77]在明代科举定额制度的设计下，祁门科举的衰落，则必定有后起者代之。笔者曾注意到，随着祁门在内徽州一府科举的低迷，是同处南直隶苏州地区《春秋》专经的兴盛，这或许可以视为祁门科举衰落的外部竞争。参见丁修真：《兴衰倏忽：宋明时期徽州科举地理的演变——以〈春秋〉专经为视角》，《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78]张艺曦：《明中期地方官员与王学学者的紧张——以白鹭洲书院兴废为例》，《大陆杂志》第104卷第6期，2002年；肖梦瑶：《明代中后期吉安府科举由盛转衰的原因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5年。
[79]桂琏，慈溪人，成化间贡授无为州巢县训导。素行纯洁，克振师模。因明伦堂后逼五显庙，巫觋钟鼓朝夕，喧哄妨于弦诵。琏白郡毁之，而知县李进惑于祸福，固执不可。琏率诸生竟毁之，为李进所构狱，下通判解敏，毒讯致死。参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九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93页。
[80](清)汪衍桎等主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憨翁传》，第2、3页。
[81](明)董其昌著，邵海清点校：《容台集》卷八《别驾澄源潘公墓志铭》，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473页。
[82]《祁门周氏宗谱》卷四《文俶周君行实传》谓：邑东郊眉山右有东岳庙，左右建竂，远近拈香者络绎不绝，四方僧道多往游焉。按，传主周文俶，名庆，生于永乐年间，听东岳庙道士言，于眉山东岳庙前市屋作贾，不数年，遂成闹市(第14页a)。可见东岳庙所在实为祁门商贾繁华之地。
[83]稽核庙宇香钱，作为地方财政补贴的事例，有泰山“香税”可做参考。具体研究可参见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税新考》，《台大历史学报》第53期，2014年。
[84]李如钧：《学校、法律、地方社会——宋元的学产纠纷与争讼》，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
[85]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7页。
[86]关于汪禔在家礼方面的实践与设想，可参看常建华：《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7页中的相关论述。
[87]周晓光：《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李琳琦：《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88]吕妙芬：《阳明士人与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第六章《学派的自我定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69－290页。
[89]关于对地方小知识分子思想与实践关注的必要，可参看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