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专辑》之六
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 - 延安颂03:56来自白浪情
2002年3月中旬，我只身来到吉安老干局了解吉安老红军近况，19日，老干局派干休所阮所助陪我前去老红军家采访。
一路上，阮所助提得最多的是老红军谢元珍老人，他说：“上次解放日报《长征路上访红军》记者专门采访了谢元珍老人，谢老几十年艰苦扑素，一双皮鞋穿了二十多年，平时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工资每年捐献给吉安市永新路小学贫困学生，几年来已捐了几万元，他儿女七、八个，有的还下了岗，他从不给他们金钱，教育儿女们要自己创业”。
说着说着，我们已走到了新村北路8＃谢元珍老人家后门口，房子是六十年代的老式二层屋，一个小院朝南，像阮所助所述，家中十分俭朴，用的家俱都是当年旧的，主卧除一张旧式老床，一张二斗写字桌，就是几个木箱架在床头角墙边，没有像样的家电，一台14寸彩电，一台单门旧冰箱，谢老见我们进来很是高兴，一边让坐，一边倒茶。
1915年谢老出生在四川南江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三岁便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红军来到南江后，謝老于1931年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当妇女委员，1932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医院当护士。
谢老说：“参加红军后常要在战场上救伤员，我没有害怕过,我只有一个念头，活着干，死了算。
1935年我在长征中走了三次草地，翻了两次雪山，这都是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害的，1936年才到达陕北”。
谢老说：“翻夹金山，山下炎热，山上冰雪严寒，我们都穿单衣、草鞋，山上天气突变，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冰雹，特别是越往上走，喘不过气来越难走，寸步难行，还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去可能就起不来了。
过草地死了很多战友，地上长了很多草，但是沼泽地，一不小心掉下去就可能牺牲，有很多战友不幸掉入沼泽地牺牲了，我有次脚踩进沼泽地，陷下去，水淹到胸口，幸好一位骑马的首长将我拉了上来，才死里逃生，走三次草地，一次比一次艰苦难走”。
“你是哪年来江西的？”我问谢老。“当时全国都解放了，我和老伴也没文化，省得给综艺党添麻烦，1970年退休后，跟着老伴回到江西吉安来了，我老伴是吉安人呀！”谢老说完接着讲起了他与老伴结婚的往事。
我老头是江西籍老红军，叫杨汉辉，原是红一方面军的，我到达陕北后，组织上送我在妇女学校学习。一天，同乡的张连长和王指导员让我去见朱校长，我心想见校长，还没有单独去见过这么大的官，心里忐忑不安，我在张连长的催促下，很不自愿地走进了朱校长的窑洞，当时见窑洞里还有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见我进来愣愣地看着我，我心想，可能是组织上安排对象，因为很多姐妹都是这样由组织上安排结婚的。
我当时羞得不知说什么好，大家沉默无语，急得张连长开口说：“谢元珍，这位是红一方面军的老大哥，党员，人不错，思想上进步，你还有啥子不满意的呀”，我偷偷地描了一下他，他站在那傻笑也不会说什么，我脸上通红通红的，朱校长走过来对我说：“怎么样，革命不要婆婆妈妈，你们今夜就成亲！”就这样，朱校长一语定音，来了几位战友，轰跑了隔壁窑洞里围着的羊，随便打扫一下后，战友们就将我和杨汉辉送入了洞房。
谢老接着说：“那夜其实我俩干坐着，一个在炕头，一个在炕尾，半夜了，我俩没有说句话，只有一盏油灯在吱吱地响，我跑了回去，老杨回了朱校长窑洞。
第二天一早老杨就去了山西抗日前线，我在红军医院照顾伤病员，老杨在前线负责部队的生活补给，整天在山里跑，过了一年多我俩才见了分别后的第一面，那是杨汉辉负伤住进了我所在的医院。我当时换药，都没有认出他来，我们四目相对了许久，好像面熟，曾经在那见过，聊了一会，才知我们原来是夫妻。
现在我生活条件好了，刚同老杨回到吉安，我俩有一千多元工资，自己种菜、喂鸡，吃穿不愁，现小孩也大了，都能自食其力，当年老杨也讲了，我俩年纪大了，也不能为党做什么工作，我们没有文化，不能让后代也没有文化，我们要为国家分点忧，我就捐些钱给学校救助一些贫困学生，希望工程也是我应该做的”。讲到这，谢老笑了。
1930年10月14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地区孟村县宋家庄乡，在我记事时，知道家里有祖母、父亲、三个姐姐，我是由祖母带大的。我的家是个破落的书香门弟，曾祖父、祖父都是教书先生，清朝时家里还有当官的，有举人。
我祖父三十多岁时因病去世，祖母带着我父亲5岁，姑姑2岁靠纺纱织线赚钱生活，祖父死后，曾祖父是教书的，思想也开放，他多次叫我祖母改嫁，但我祖母带孩子回娘家去养，靠祖母娘家帮助下将孩子带大。
在我父亲十岁时，舅公叫我祖母带孩子回去读书，舅公讲：“不能让孩子做睁眼瞎”。祖母就拉了一大车粮食、蔬菜等东西回到夫家，跪在曾祖父面前说：“爸呀！你教你孙子读书学文化吧，咱们家是书香门弟家庭，爹只需预备些纸、笔、墨，我多织布纺线支助生活”。就这样，我父亲学了五年文化后，找到他母亲讲：“我现在能认字、写信了，我不读书了，我要去种地赚钱养活你们，我要为家承担起生活”。
曾祖父家里有地，曾祖父给了二、三十亩杂草纵生的旱地于父亲，父亲学着种花生、红薯、豆类，慢慢地父亲把这个家撑了起来。二十几岁有人来给父亲提亲，我姥姥家相中同意，我母亲嫁过来了，我母亲第一个生了个女儿，第二个生了个儿子，六天就死了，第三个儿子三岁多生天花也夭折了。
为了生计，父亲去天津做小买卖，每年回来呆不了几天又出去，做了七、八年后就没再出去，这年生了第四个是女孩，是我二姐，但奶奶很喜欢，奶奶想要孙子，要我父亲去泰山求娃娃，二年后我母亲又怀了孩子，生下来又是女儿，奶奶不高兴，吵着要我父亲再生，又生下了我，还是女儿，当时母亲生下我后问接生婆：“生了男的还是女的”，接生婆说：“生了一个胖乎乎的女儿”，母亲头歪向一边，心情特别难过。
我生下来就由奶奶抚养，家里增添了几口人，但好强的奶奶讲：“再苦再穷也不能去要饭”。我父亲是个勤劳、吃苦的人，除了种田，还种植了梨树、瓜果等，水果丰收了就拉到市集上去卖，卖了水果的钱买面粉、菜回来，奶奶发面是个能手，做包子改善家里的生活。我长到七岁后，我父亲总认为没有儿子，把我当儿子养，赶集、庙会都带我去，种地带我去帮浇水，还带我去收庄稼、花生。
1937年过完春节，父母让我去上学，老师我叫大爷，也不用交学费，自己买点纸、墨，村里就我一个女生，父亲讲：“你好好学文化，长大当个老师，招个上门养老女婿”。读书几个月，“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全部停课。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亲眼见到鬼子进到我们村庄，鬼子骑着高头大马，还没进村就胡乱打枪，搞得全村鸡飞狗跳，连烧带杀，乡亲们吓得往村外跑，奶奶带着我们全家躲难。
1941年，我们这里来了八路军,有天晚上，有几个八路军到我们村，有位女八路召集老百姓在地主大院子里宣传抗日道理，讲妇女要解放，国共合作枪口对外，要团结起来抗击日寇，并比喻讲： “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妇女也要走出去抗日，不需要上前线，在家做鞋，纺线呀都是支援抗日。
后来村里组织了儿童团，女孩子叫姊妹团，并油印了抗日小册子给我们儿童团学习，男、女各一个班，各班选连长、指导员，我当选为指导员，连长负责上课、出操，指导员负责出操后教歌，当时是现学现教，我学歌很快，有《八路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黄河谣》《二月里来》等抗日歌曲，我都教给同学和小伙伴。
伙伴们发了红缨枪，不上课就站岗放哨，村里有围墙，四个大门，我在东门防守,，对通过的生人要检查，鬼子来了要去乡公所报告，有时去送信，信绑在头发里送出去，碰上汉奸也不怕，过据点时心里也是有些害怕。我父亲怕我出事，不让我去读书，乡公所就到我家来动员说：“这个小妹妹好灵活，让他去读书吧！公家出二十斤小米补贴，不用家里出粮”，我父亲就只好同意了。
1944年上半年，部队转移,八路军要我跟部队走，首长找到我父亲讲：“让董肯跟部队走，在部队一样读书识字，在部队学一年比村里学三年好”，我是铁了心要跟部队走，有一天，爸爸赶集去了，我就跟部队走了。
我三姐比我大六岁，在家做饭，她听别人讲我去当八路军了，她也要去。这时我母亲已过世，父亲娶了个继母是天津人，她家在日本鬼子侵占后破落了，我奶奶也想让她生个儿子，家里也有人管，我二姐妹就当八路军了。
我俩没出过远门，没走多远就走不动了，我们找了两匹驴，坐在驴身上一囗气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县政府后牵驴的老乡回去了，我表叔王沛云是副县长，带我们去的女八路找到我表叔说：“你两个侄女很不错，留下到我部门工作”。我表叔见我两姐妹就问：“你出来当八路军你父亲知道吗？当八路军很辛苦的，”我们回答说：“父亲知道，我们不怕吃苦”。
过了几天，一分区八路军来部队接我们这些新兵，从县里到驻地有160多里路，要经过敌人的几处据点，有时晚上要走交通沟，有一米多深，不能抽烟，不能咳，不能打手电筒，走过了小清河就到了解放区，我在八路军一专暑文工团，后改为山东军区跃南剧团，我二姐喜欢做地方工作，她就没留在部队。
我在文工团经常深入敌人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工作，并演唱抗日歌曲，有时到部队去演唱，鼓舞战士们抗日斗志。
在解放战争时，我在三野十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参加了孟良崮、解放开封、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我们不仅要在前线宣传表演，激励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战斗打响后还要配合医院从前线运送伤员，简单救护。
在野战部队天天要行军，一般晚上行军多，每人一套军装，冬天一套棉衣，遇到行军下雨淋湿了也没有换，到了目的地生火烤干又穿上，一个晚上走过180里，身上还背15斤东西，男的要背25斤。
我参加八路军后一直到1954年才回了家，老父亲都已60岁了，到家后才知道三姐被还乡团杀害了。
1950年部队送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开始师从谢绍曾教授，每星期二节课，在他家里才第一次见到了钢琴，学习了三个月后，他帮我找到周小燕教授，周教授认真耐心的指教我，使我上了个台阶，对我在音乐的发展上提升很太，以至于后来担任江西省歌舞团歌队队长，为在新成立的江西省文艺学院音乐系任副主任兼音乐教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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