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杨瑞龙：增长放缓下的社会改革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在教育部经济学科评估的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名列第一。作为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重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微博)告诉《英才》记者“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有贡献，更重要的还要对实践产生影响。”
2006年杨瑞龙领衔的人大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团队成立，并在今年入选了教育部2010年度“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这支颇具“学院派风格”团队的研究成果还得到了政府高层的肯定。
所谓“学院派风格”，杨瑞龙认为，首先是重视客观经济形势分析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逻辑，其次是采用从中长期看短期的视角，最后是保持独立性。
在采访杨瑞龙的过程中，《英才》记者也深刻感受到了其个人身上的“学院派风格”——不满足于经济表象的分析，不止步于短期经济政策、形势的解读，还要更深地问道：表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短期之外，中长期的经济趋势会怎样？又该在政策层面上如何应对？
减税正当其时
《英才》：现在大家有一种担忧，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挫，你有这种担忧吗？
杨瑞龙：当前中国能不能维持增长？“三驾马车”中，当然我们很期望消费在未来经济增长中能够扮演更重要的作用，但消费率提升的背后依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短期里面很难实现。欧债等因素所导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资源价格和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将使明年的出口面临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政策可能会做一些结构性调整。比如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就不会再加码了，再比如现在对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也开始有所放松，这都是为了保证当地的经济增长。
此外，目前推出减税是一项比较有效的政策。在我们一边需要保持反通胀，一边又需要避免经济增长过度下滑的情况下，实行对实体经济的减税政策，价值比较大，代价又比较小。
《英才》：房地产投资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加起来占到社会总投资的一半，若未来出现下滑，是否意味着投资增长也可能会落空？
杨瑞龙：为了保持增长的稳定性，短期我们还不得不依赖投资。当前，在密集的限购和控制政策下，房地产价格终于出现了松动。如果短期内不能有反弹，那么商业性地产投资是会下滑的。房地产是一个支柱产业，有很大的产业关联度，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府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的投资能不能弥补商业地产投资下滑的这个缺口。
保持房地产投资一定水平增长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地方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资。目前的统计数字显示，保障性住房投资加上商业性地产投资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明年的情况。因此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出台相关政策，除了继续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一定力度外，需要鼓励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如减少对民营经济的进入壁垒，改善民营经济的融资环境等。
《英才》：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但我们看到地方财政的状况不是很乐观。
杨瑞龙：中央实际上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原来我们一概取消地方融资平台，现在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调整。地方政府在当前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从投资还是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讲，地方政府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
原来地方政府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分成，加上一个土地出让金，但是现在土地出让面临困境，政府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办法，不是一概地取消地方融资平台，而是在地方政府发债的时候采取了一些机制。比如由中央代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的发债规模和当地的发展水平相挂钩等。这样使得地方政府在未来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能够继续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英才》：那么我们中长期政策又该如何着眼？
杨瑞龙：中期政策非常核心的要素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我看来，资金困难对当前温州企业出现的危机来说只是个表象，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困境。
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增长率肯定是要下滑的，因为支持原来增长的一些要素发生变化了，原来我们支持增长的因素：市场化(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传统工业化、高储蓄，现在都已经衰减了。
所以我们提出要依靠内需拉动，而内需里面最重要的是消费，但消费的扩大是需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的。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是我们中长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可期待的方面是城市化。
以上这些因素是此消彼长的，中国未来的增长是个趋缓的过程。但如果这个趋缓的过程是伴随着消费的上升、城市化的提升，这个背后肯定是结构的演进，增长质量的上升，那么这种经济增长趋缓我们就不必担心。但是如果增长率下来的同时原来的增长方式仍旧未变，这就很危险。
《英才》：中期的这种结构转型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还是说需要有一个推力？
杨瑞龙：当然市场因素很重要。这几年劳动工资上升资源价格上涨就是市场因素对结构升级、结构转型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
劳动成本上升，首先意味着劳动者收入增加，过去30年GDP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劳动者分享的比例却是越来越小的。大量证据证明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到4000美元以上，人们就会对服务业提出强大的需求，会出现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现象。
其次，劳动成本上升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的成本差异。这会导致东部地区活不下去的这些产业，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转移到中西部去。东部地区如果有好的政策出台，让这些产业转出去，同时帮助新兴产业生长起来，东部又会重新成为一个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措施和市场导向，它又有可能导致东部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英才》：上面你也讲到了结构转型与改革，其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杨瑞龙：社会改革是建立在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民生问题，因此民生工程背后实际上就是社会改革。此时我们同样需要一个改革主体。原来我们的改革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在这种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当中可以分享好处的——经济发展了，税收就多了，政绩好了，政治上上升的机会就多了。而社会改革相对来说难度大得多，所以未来的改革更多的是要植入一个更大的改革激励机制。
《英才》：这个改革激励机制是什么？
杨瑞龙：就是要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也就是说改革到今天，伴随着非公有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市场主体。另外，通过这30年来市场化改革，通过财富的积累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出现了中产阶层，他们更具有一种改革意识。那么市场主体与中产阶层两个合在一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改革动力机制。因此，我们还是要培育市场，通过市场化的培育，带入新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政府本身有意识来主动推进这样一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