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合大学

　　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创办的西南联大，涌现出大量出类拔萃、学贯中西、风华绝代的科学家、数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等。

　　

　　西南联大旧址

　　知名校友有（老师、学生）：朱自清、闻一多、华罗庚、钱钟书、陈寅恪、吴大猷、赵九章、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屠守锷、朱光亚等。

　　如此璀璨，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可讲的故事太多了。

　　我们今天暂且不说那些惊才绝艳的教授和学生，我们就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和时任校长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聊聊南开大学的“联合”之路。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个名叫张伯苓的13岁男孩入学天津水师学堂，张伯苓原名张寿春，字伯苓。

　　这一年12月，天津一户姓梅的诗书人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梅贻琦。

　　这一年，蒋梦麟刚3岁。

　　这一年，后来任北大校长的绍兴人蔡元培中举。

　　这一年，天津人严修年29岁，在翰林院编修史书。

　　

　　甲午海战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当时正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的张伯苓及其同学，连一艘给他们实习的军舰都没有。

　　1895年，张伯苓接到通知，去停泊在山东威海的“通济”轮报到，那时的威海卫已被日本占领。

　　三年后，威海卫又被英国“租”走，张伯苓如实写道：

　　英国人继德、俄之后，强租我威海卫，清廷力不能拒，允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经此事后，张伯苓决心投身教育事业，脱下海军军服后，回了天津。

　　

　　私塾

　　当时，辞官离开京城翰林院的严修在家创办了“严氏学堂”，张伯苓回来后，于严氏学堂做主讲，并开了体育、英语两门课程。

　　1904年，梅贻琦入严氏学堂就读。

　　1907年，严氏学堂从严家搬迁至天津西南的南开洼，并更名南开中学。

　　同年，梅贻琦自南开中学丙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名字被刻在了南开中学校门前纪念碑的第一位。

　　同年，蒋梦麟赴上海的南洋公学读书，并第一次去了日本，他的心被刺痛了，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写道：

　　我到上野公园的展览会参观了好几十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在一个展览胜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甲午战争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1908年，蒋梦麟参加了浙江省官费赴美留学的考试，并获得通过，正式去往美国加州大学深造。

　　1909年，游美学务处临时办公处在北京史家胡同设立，同时附设游美肄业馆，专门办理学生留学事宜。

　　

　　轮船

　　游美学务处所有资金是由美国提供的，在1904年时，美国表示获得的赔款“原属过多”，要退还一部分，但只能用于教育，经多次磋商，最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有一句话说明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说白了，就是希望通过让我们精英出去留学，认可他们的文化，把我们的精英变成“精神上的美国人”。

　　而游美学务处就是清华的前身，准确地说，是附设的游美肄业馆是清华前身。

　　第一批报名赴美留学的有700人，一共有47人通过。

　　1909年11月，47名赴美留学生登上了“中国号”，其中就有梅贻琦。

　　同一批赴美留学的徐若陶这样写道：

　　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寡言君子”。

　　梅贻琦也曾在文中写：

　　琦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从未间断。所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

　　同年（1909年），蒋梦麟也入学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农学院就读，一件看似平常的事，让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

　　一天清早，我正预备到农场看挤奶牛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去上学。我忽然想起，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于是我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院，选教育为主科。

　　1912年，蒋梦麟完成了加州大学的学业，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与胡适一起成为了约翰·杜威的学生。

　　

　　约翰·杜威

　　1917年，41岁的张伯苓辞去了南开中学校长的职位，前往美国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心理学、近代教育史、教育行政学。他希望自己能在天津亲手创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著名大学一试高下。

　　凑巧的是，张伯苓也成为了约翰·杜威的学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发起“五四运动”，得到全国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响应。

　　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镇压，并逮捕了32名示威游行的学生。

　　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努力营救出所有学生后，主动请辞北大校长职务，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事物。（蔡元培依然挂校长名，但由蒋梦麟处理事务）

　　几乎在五四运动的同时，天津南开中学的南面，南开大学开始破土动工，兴建教学楼。

　　四个月后，南开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共设文、理、商三科，全校96名学生。

　　

　　南开大学旧址

　　同年，梅贻琦与韩咏华结百年之好，两人都是张伯苓的学生，张伯苓特赴北京祝贺。

　　梅贻琦也开始在清华任教，但教了几个月，他却打起了退堂鼓。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如此写道：

　　他（梅贻琦）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就知道没兴趣？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在清华任教。

　　1931年，在清华任教12年的梅贻琦成为清华校长。

　　这时的清华大学已经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并改称“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自1909年设立游美学务处、游美肄业馆；1911年清政府批准将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1912年更名清华学校，学制为8年，分中等、高等两科，高等毕业后一般会赴美国的大学，开始读大二或大三；1916年，清华提出“筹办大学”计划，外交部同意后，于1925年设大学部，大学部成立以后，新招学生不再赴美留学，全本在清华完成所有学业，直到大学毕业，但1925年之前入学学生，依然要前往美国留学。从1909年到1929年的十年间，共有1280人赴美留学。

　　1927年，蒋梦麟出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

　　1928年，蒋梦麟在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了浙江大学。同年，出人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

　　1930年12月，出任北大校长。

　　

　　北京大学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日军袭击沈阳，东北沦陷。

　　1933年，日军突破长城觊觎华北。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在对抗日本的侵略方面，三所大学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努力和声援。

　　北京大学发表宣言，誓死反抗，并进行了宣传和号召。

　　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

　　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来找我，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你去一趟。我把这件事通知家里的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儿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我不去！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他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再度转身对我说：“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

　　南开大学教授 黄钰生自述：

　　九一八以前，伯苓先生觉悟到东北是中国的命脉，日帝国侵略东北愈来愈露骨，于是以学术的姿势，和帝国主义者做公开正面的斗争。民国16年（1927年），在南开大学组织东北研究会，亲自到东北各地去旅行，后来又邀南开大学的教授六人到东北实地调查，把所得地材料编成教本，教本校的学生学习。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都有一种特殊的光荣，在日本军阀眼里，他们是天津地方抗日的中心、抗日的策源地，日本军阀对于南开的仇恨是很深的。

　　而清华方面，早在1934年，梅贻琦就和清华教授们多次商议，为了配合国家抗战，以及接下来危险局面，做出了一系列准备。

　　清华大学在长沙筹办“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在岳麓山下筹建校舍，并把部分贵重仪器、书籍、档案转移至长沙，在南昌与航空学院进行航空研究与实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7月29日，北平沦陷，紧跟着，北大、清华相继被日军占领。

　　7月39日，天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

　　9月10日，国民政府发出16696号令，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西南联大合影

　　1938年初，学校再度迁至昆明，改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根据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的密令，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三人将以常委身份，领导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初期，一共有教室269人，其中北大89人、清华150人、南开30人。

　　清华有“庚款基金”作为经费补充（当年美国用庚子赔款成立游美学务处的钱），而南开和北大，只有政府拨款。

　　其中，清华拨款42万，另有“庚款基金”95万、北大拨款32万、南开11万。

　　战时拨款不确定性很大，很难保证拨款能准时。

　　而且，北大南下时几乎没有带什么东西；南开更是在日军轰炸中，失去几乎所有家底。

　　只有清华，提前做了准备，拥有一部分仪器、书籍。

　　清华校长梅贻琦，也成为了西南联合大学最核心的管理者。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全校共有998名学生。

　　

　　西南联大讲话

　　之前是三所学校的学生，继续来西南联大就读者，依然保留原校学籍、学号，也由原校颁发毕业证书。

　　为了区分每个学校学生，分别在学号前加一个字母区分：P（北大）、T（清华）、N（南开）。

　　后入学的学生，则由西南联大颁发毕业证书。

　　而西南联大的学术等级、教授会、行政机构，基本全部沿用清华大学的体系。

　　后来的西南联大，基本是在梅贻琦的领导下运营，西南联大的学生对梅贻琦的评价也颇高，西南联大取得的成就，培养出的人才，也足以证明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管理上的成功。

　　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中科院院士潘际銮说：

　　我知道的校长里，两个人我是最佩服的，一个梅贻琦，一个蒋南翔。梅贻琦这一套制度这套做法，确实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1983.11-1987.4）张道一说：

　　“梅贻琦”戴个眼镜，有的时候穿西服，有的时候穿长衫，是个非常洋气的，非常儒雅的绅士。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翻译家杨苡说：

　　我的学号是N开头，南开是N字号，我的学号是2214。联大是以清华为主，按梅贻琦的看法来培养人，所以特别好。

　　

　　梅贻琦

　　至于蒋梦麟，虽然西南联大就在边上，但他很少出现，梅贻琦的日记中常有提到蒋梦麟会与他一起商讨学校事物、开校常委会议。

　　西南联大但凡要跟政府联系、沟通的事务，基本都是蒋梦麟在处理。

　　从长沙搬迁至昆明这段时间，蒋梦麟做出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三所大学如何联合；如何搬迁；如何选址；如何盖房子等等问题，都是蒋梦麟在处理。

　　

　　蒋梦麟

　　西南联大搬迁至昆明后，张伯苓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庆南渝中学津南村3号住着，他要在这守护南开最后的血脉——南渝中学。

　　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张伯苓直接将南渝中学改名“南开中学”。

　　1940年8月22日，南开中学成为了日本空军的袭击目标，投放炸弹三十余枚，将校舍炸毁。

　　空袭过后，张伯苓立刻指挥人开始修复校舍，并宣布学生正常上课。

　　有人担心还会有日军来轰炸，那如何办？

　　张伯苓回了四个字：“再炸！再修！”

　　

　　张伯苓

　　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让”，南开大学张伯苓的“退”，让西南联合大学从没有因为利益、管理而发生冲突。

　　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西南联大办学八载，这是在全国抗战中，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西南联大结束后，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校长，并于1955年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1962年5月19日，于台北逝世，葬于台北新竹清华大学梅园。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的成就其实不在于西南联大，而在于他们让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国内刚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都是科举状元、举人在管理、教学，他们跨出了第一步。

　　严复、蔡元培等人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代，他们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也确实将中国高等教育往前推了一大步。

　　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则是第三代，他们让中国高等教育更世界化、更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先行者。

　　后记：喜欢的朋友关注我，西南联大的故事还未讲完，后面会从其他人不同的角度讲西南联大的故事，诸如：华罗庚、陈寅恪、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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