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重兴以及人文学者与其的知识特性
原标题：浅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重兴以及人文学者与其的知识特性
麻烦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点一下“关注”，方便与您讨论和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谢谢！
现代研究表明，人文主义(humanism)概念是一个19世纪的发明;而作为其具体的知识载体，人文学科的历史却源远流长。
从古罗马西塞罗的全面教育，到文艺复兴时期基于普遍人性的人文学科教育传统，尔后经历了启蒙时代理性精神的催化和19世纪的“人文主义”的概念加载，人文学科最终成为负载人文主义精神的主要教育体系。
但是，人文学科不等于人文主义。概念的不清楚造成的混淆，导致这个词语变成了一个定义含混、边际线冗长的宏大概念，以至于“只要听到它，就已经使人难以忍受”。
过度纠缠于朦胧而抽象的人文主义研究视角，再加上封闭式的知识思维，造成了理、文与技术形成一种排斥联系，成为理解人文学科本质并判断其学科价值的思想阻碍，也造成我们在面对新文科建设时的诸种困惑。
事实上，人文学科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简单困在一个单一的层面中得以印证的，而是在历史中以一系列具体学科及其真实可考的知识传播行为得以充实。
这种具体可考的现代人文学科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它以前所未有的全新特性改变了西方社会的学科体系，尤其是深度改写了彼时的艺术知识结构。
使得人文学科与艺术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息联系，带来了艺术学科的历史性变革，最终于19世纪生成了一种基于艺术成就和人文主义两大柱石的“文艺复兴”概念。
一、人文学科的重兴
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文科(即人文学科)区别于中世纪的自由艺术。
西塞罗作为文科概念的最初倡导者之一，从希腊资源中获益，确立了一种综合有技艺(ars)理论与通史教育目标的科学体系。
其突出强调文法、修辞学、历史、法律和哲学等知识，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希腊知识体系的学科体系。
其后，经过中世纪“自由艺术”的长久垄断后，人文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并推行，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知识结构，其所塑造的人文主义也成为现代艺术的重要精神内核。
据鲁道夫·普法伊费尔考证，人文学科的重兴肇始于彼特拉克。1333年，诗人在国外北部的列日(Liège)修道院图书室内发现并拷贝了西塞罗的短篇演讲稿《为诗人阿尔基亚辩护》，其中明确出现了人文学科一词。
遗憾的是，尽管多次征引该篇讲稿，彼特拉克却没有就人文学科一词进行过专门论说。人文学科概念的学术化是在14世纪后半叶。
1369年，佛罗伦萨的诗歌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萨卢塔蒂(1331－1406)在一封葬礼慰问信中，首次在道德评判和褒扬学识力的意义上使用了“人文学科”一词。之后他频繁使用该词，并着手致力于改善和提升人文学科的品质。
在1398年的一封通信中，他声称没有什么比学术气质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更令人愉快了;而1402年一封通信证实，萨卢塔蒂尝试将人文学科视为更广大的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主张人文学科与逻辑、自然科学相齐平。
此后，萨卢塔蒂继续宣扬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并坚称如果大家都致力于人文学科研究，那么佛罗伦萨将变成缪斯女神的庇护所和圣地，佛罗伦萨应成为人文学科之圣地。
受佛罗伦萨文化影响颇深的弗吉里奥(1349－1420)尝试以一种与传统相联系的教育项目来处理人文学科概念。
他专注于五大学科:哲学(解释事物真实的本质)、雄辩(确认不同思想)、历史(提供经验之光，为理性和雄辩说服力提供补充)、语法(大学艺学院的前提和基础)、文学(诗歌)。
在1404年的《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中，弗吉里奥提出了培养绅士的教育目的，形成了一套区别于中世纪传统的新七艺:文学、体育、音乐、绘画、算术、几何和天文。
并强调新七艺的基础学科是修辞、历史和道德哲学，文学和音乐是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三门主学科的辅助科目;文学又分为语法、逻辑、修辞、诗歌等小科目。
尽管仍联系着中世纪自由七艺的传统科目来设置新的教学内容，但弗吉里奥将历史、道德哲学及修辞学作为学科的基础来对待，首次明晰了一个全新的世俗教育之定义，影响到此后人文学科的内容设定与发展。
将人文学科圈定为一组教育学科群的观念和做法在继续扩散，不久攻陷了大学的学科堡垒，人文学者与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及道德哲学的经院学派等教授竞争教职，并努力争取学生对自己知识的认同。
据布克哈特考，中世纪时期意大利的几个大学中最初只设三种讲座:民法、寺院法、医学学科，之后逐渐增加了修辞学、哲学和天文学。进入15世纪后，大学的学科设置愈益人文化。
1424年，乔瓦尼·托斯卡内拉被任命为博洛尼亚研究所的诗歌、修辞学、历史和道德哲学教授，他以一个经典的学术开场白倡议学生热情拥抱这些人文学科。
至15世纪中叶，在博洛尼亚大学中设置历史、诗文和修辞等课程已是平常之事;此后，人文课程广泛分布在欧洲的许多学校里。
二、人文学者与人文学科的知识特性
如前所述，文艺复兴时期并不存在自觉的人文主义，真正存在的只有“诗人”或“人文学者”这一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研究内容———人文学科。联系着人文学者的职业身份及具体行动来考察，当时的人文学科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兼重文学与实用，激发应用性的语言学科。作为人文主义的首要发起人，彼特拉克并没有注意到人文学科这一概念。
但他重新寻回了被人们遗忘了几个世纪的“文字的隽美和铿锵”，以及文字背后隐现的人的灵魂和人性的价值，其诗作、历史研究及其道德哲学中闪现的人文主义精神，向世人预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因此他也被举为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重建人文学科的第一人。
换言之，人文学科之本质和初因在于文学。而从职业角度看，人文学者的具体功绩在于将文学发展为一种语言学科，突出了演讲术、修辞学和诗歌、法律等实用知识。
人文学者这一群体自13世纪末就已崭露头角。除诗人和文学家外，在一种基于个人财产和私人契约的社会组织里，以文书员和律师为先驱的人文学者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最初，熟知拉丁文法的文书员为工商业活动拟定法律文书，起草信函、合同，鉴别契约等;随着商贸规模扩大和发展，文员们逐渐掌握了更复杂的技能，如精通法律和古代哲学，引用经籍名篇润饰文案，研究古代法律、寓言、文学和制度等。
这批人物的代表是法官洛瓦托·洛瓦蒂（约1240－1309)和阿尔贝蒂诺·墨萨多(1261－1325)等。
至15、16世纪时，人们笃信文字才是社会的标准，加之此时的政治生活中杂糅了浓烈的崇古之风，受教育阶级开始强烈地支持人文学者，“不论个人和社会团体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义，并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学者”。
从职业诉求出发，大部分人文学者都具备秘书官职位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对教皇或君主的现实用途有二:一是为地方草拟公函，二是在公开的庄重场合担任讲演。
他们一方面草拟教皇和君主训令指示;一方面采用学术探讨的方式通过书信报告消息并展示自我学问，以取得收信人的信任。
在公务修辞之外，演说术成为人文学者的核心技能和重要职责，他们在政治集会上、主教圣职授任典礼上，以及各种纪念日中乃至婚礼和葬礼仪式中讲演。西塞罗的演讲术受到重视，应用语言成为个体和知识分类的标准，演说术被置于人类等级和知识分类的最高位置。
同时，在大学中活跃着的大量人文学者的任职演说和一般讲课也都是这种性质的;法庭上法律家则用哲学和古代知识来丰富讲演。
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语言学开始兴起，包括演讲术有关的修辞学、法律和古典历史成为人文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
重视历史，推动新史学观的发展。此时期的人文学者多相信历史能提供关于人的具体知识和明确观点，“一方面距离史观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同古代文化之间的跨度和居家。
另一方面欧洲社会的转型也让人们更客观地看到了当代欧洲人和古人所面临的问题的对比，让很多古代的解决方式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由此，建立在世俗社会基础上的、对古代知识持批判立场的史学新构想和新实践开始风靡欧洲，启动了一种基于民族意识的历史学批判方法。新的史学著述纷至沓来，蔚为大观。
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学者列奥纳多·布鲁尼(1368－1444)完成皇皇12卷本《佛罗伦萨网民史》;其追随者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于1455－1459完成同名续编。
此后又有学者先后完成《比萨史》《威尼斯史》《米兰史》等，形成了一种被欧洲各国君主所赞赏的新型历史，引发各国的民族历史学家的竞争。
另一方面，修辞学家瓦拉(1407－1457)坚信历史比诗歌更直率而真实，历史学家高于哲学家。
受其启发，弗拉维奥·比昂多(1392－1463)完成《辉煌的意大利》一书，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经得起考证的“客观事实”专题来构建历史学，成为此时称颂和证明自己民族传统的代表性历史著作。
接踵而来的有《国外史纲》《国外史》等，尤其是艾蒂安·帕基耶1560年出版的《法兰西研究》不仅涉及法学和制度史，也关注艺术、文学和大众文化，从历史学视角构成一套完整的、区别于传统自由七艺的学科体系与知识序列。
以新政治观和爱国主义为宗旨，世俗的、现世的、民族的新历史研究取代了旧历史观。
新史学以指向未来、重视今世为标线，重新审视和评价人类各学科，形成了一个与中世纪神学编年史截然不同的新的历史组织与分期模式:历史被界分为古代时期和罗马帝国衰落后的时期。新历史学迅速发展起来，相应地通才教育课程也得以历史化和文学化。
关注世俗，出离形而上哲学传统。人文学者的存在意义并不只体现在事务性方面，也还体现在他们对形而上哲学的挑战。
从散落在信件札记、演讲稿、传记、散文、史学著述及道德哲学对话可知，人文学者博通古典神话和古拉丁语诗文，热衷于文学创作，在诗学和历史研究方面颇有创新。
他们是博学者、古典学家和文学家，却并不固守或忠于某一套特定的哲学或神学知识体系，因而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以法官、律师和文书员为职业的人文学者同样继承了西塞罗基于罗马自由民教育需求的通才理想，他们强调精英性的雄辩术和价值观，这契合于当时主导政治生活的社会群体行使统治权所需的教育宗旨。
如此一来，那些不擅长雄辩术、不精通古典史的年轻人，将在政治活动中处于劣势，这样就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注重“实用”的务实之风。
在此情形下，人们普遍相信对古代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的研究和深入考察，可使人学会依靠自己，相信自己，并具有坚强的品格，以抵挡命运的打击或欺骗。
因而诗学、修辞、语法、历史、道德要比几何、数学、天文、神学、医学等传统的确然性知识更为有用。
人文学者注重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选择，怀疑抽象归纳的纯思辨知识，挑战逻辑、形而上学和神学科学等知识的效用，走出旧的形而上哲学的思想藩篱成为此时人文学科的典型特征。
热心古典学，带动自然科学的复兴。在新的历史观下，人文学者致力于回到古典以革新当代知识，使古典学研究达至一个鼎盛时期，也相应地促进了科学的复兴。
通过重新翻译、编纂、整理古文献文本及观念，人文学者清除由希腊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拉丁语转译过程中的文本错讹，大量恢复了古希腊科学知识。
他们热烈赞扬数学及数学类的自然科学，欧几里得定律、托勒密天文学以及盖伦的医学等古典知识纷纷被重新发掘，得以充分扩充和利用。
自13世纪起，大学就开始接纳新的学科知识。源于希腊和阿拉伯的哲学、医学和科学著作不断问世，使得由经院哲学所主导的纯粹抽象思辨的自由艺术的主体内容被改变，学科结构被扩大。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在翻译和引入古希腊科学文本时，人们甚至无法充分掌握其原理、要义或精髓。
如欧几里得的《原本》(Elements)讲义自公元前300年左右广泛流传，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没能被充分理解或准确解读，人们一度将他的名字与另一个欧几里得相混淆，甚至16世纪时，人们还无法通过正确的逻辑来编排其定理的本来顺序。
显然，在《原本》被从阿拉伯语再次翻译回来并重新遭遇欧洲文化时，欧洲人虽再次读到了古典几何学文本，却并不十分清楚这门学科的目的。
但是，人文学者相信，既然古希腊人努力创造并研究数学，必定有其合理性及现实价值，由是针对古代数学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欧几里得《原本》中的所有数学，都能被看作一种远离具体意味的纯粹的逻辑结构;另一种则认为数学知识的实用化才是其终极目的。
在世俗化的知识大潮中，第二种意见更能被接受，应用数学意外得以发展。16世纪的数学家尼古拉·塔塔格里亚(1500－1557)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论述当时商业算术中的应用方法的。
更有甚者，反对伽利略的佛罗伦萨学者科隆布（1565－1616)则直接声明，算数与实践性的几何不过只是当时意大利商业课堂上小男孩们所学习的基础教育内容。古希腊所建立的纯粹科学走向了世俗应用，带来了社会生产中经验知识的普遍确切化。
综上可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没能与哲学研究形成大规模关联，也没能撼动中世纪大学的传统科目———法学、医学和神学，更没有发展成契合自由七艺的学科内容。大部分人文学者与哲学、科学乃至整个主流学术都并无太多直接性联结。
参考书籍
①【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哈钦斯:《伟大的对话——种博雅教育的本质》，《大学与博雅教育》，董成龙编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