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波罗的海省地方法律汇编过程
浅析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波罗的海省地方法律汇编过程——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波罗的海德意志贵完成了《波罗的海省地方法律汇编》的编纂，巩固了他们的法律地位。其次是讨论并制订了波罗的海土地改革方案。
最终的出版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但主要还是基于1849年利夫兰的临时改革方案。但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受到了挑战。
一方面是乌瓦罗夫对于波罗的海教育改革，限制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小学和大学教育的地位。
另一方是大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皈依东正教，对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统治的基础造成了挑战。
尼古拉一世在他统治初期用卡尔·马格努斯·冯·德·帕伦将军取代了的前波罗的海总督保卢奇，帕伦是一名前埃斯特兰省贵族顾问。
他在1830年至1845年担任波罗的海总督，这样的任免表明了尼古拉一世对波罗的海贵族的友好态度。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一世对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善意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十二月党人里就有不少波罗的海德意志军官，尼古拉一世并没有深入的追究。
尼古拉一世并没有免除波罗的海诸省行政一体化的政策，到19世纪40年代初，他的官员为波罗的海各省的法律、教育、宗教、农民和城镇体制改革起草的计划。
使骑士团体和路德教会、波罗的海中学和多帕特大学的精神领袖或知识分子大为震惊。
1845年至1848年叶夫根尼·戈洛文担任波罗的海总督时，他在1847年和俄国内政部长佩洛夫斯基提出波罗的海的地方行政机关公文处理语言必须使用俄语的法令。
1850年得到尼古拉一世的批准。1848年苏沃洛夫被俄国政府任命为波罗的海总督，因为A.A.苏沃洛夫是一个世界性的亲日耳曼主义者，曾在德意志的瑞士上学。
后来在巴黎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也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位的捍卫者，所以这项法令20年都没有得到执行。
然而，尼古拉一世却在他统治时期，做了件最令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满意的改革，编订《波罗的海省地方法律汇编》，这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追求了的。
在俄罗斯帝国的法律下，波罗的海地区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地区之一。但波罗的海地区的地方管理是根据波罗的海省的地方法典进行的，而这个法典的制定是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完成的。
19世纪30年代在俄国第二厅初步完成其关于收集和系统化俄罗斯法律的工作之后，俄国开始制定波罗的海各省的地方法律。
1829年俄国政府召集波罗的海贵族顾问莱因霍尔德·萨姆森·冯·希梅尔斯蒂恩到第二厅负责波罗的海法典工作，他被要求仿照俄罗斯帝国法典。
修改与俄罗斯基本法有任何冲突的地方法律。梅尔斯蒂恩受过大学教育，是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法律专家，而且还是俄罗斯雇佣的法律专家。
梅尔斯蒂恩和波罗的海各省的骑士团体代表一起参与编撰法典，他们在俄国第二厅的发言很有权威，并坚决捍卫本省的利益和特权。
在俄罗斯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之前，市民可以拥有地产的所有权，这种权利在利沃尼亚联盟、波兰和瑞典统治时期都是被承认的。
在波罗的海骑士团体与彼得一世签订投降协议的时候，骑士团体成功的把市民拥有地产所有权排除出去。彼得一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却给了里加市民拥有地产所有权。
这个矛盾在18世纪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8世纪俄国政府曾规定拥有农奴的权利只属于贵族地主。
在波罗的海法典讨论期间，骑士团体在尼古拉一世的第二厅提出市民不能拥有地产所有权的要求。
1841年，俄国第二厅主任向尼古拉一世提交的正式报告，报告讨论了地产所有权的问题以及波罗的海法典的其他问题，最后得到了沙皇的批准。
报告能够得到沙皇的批准，主要是因为骑士团体代表团在圣彼得堡的关系网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厅主任D.N.布卢多夫的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观点支持将地产所有权完全控制在波罗的海骑士团体之下。
布卢多夫认为：“从本质上讲，以及在我们的立法中，土地所有权是任何公共活动的首要条件，在我国几乎所有省份的贵族会议中投票的权利都与地产有关，在波罗的海各省，只有这类地产的拥有者才允许选举担任公职。”
布卢多夫为了支持关于限制市民拥有庄园所有权的观点，在他的报告中列出了一些关于波罗的海各省土地所有权状况的统计信息。
1841年库尔兰省总共506个私人地产中，477个掌握在骑士团体手中，29个掌握在市民手中。
在萨列马岛的72个私人地产中，有66个属于团体贵族，3个属于非团体贵族，1个属于市民，2个属于农民。
全省共有2582个庄园，其中1816个为私人所有，715个为公共所有。
从以上数据可以表明，在三个省当中，库尔兰骑士团体拥有地产所有权的占比是最高的，达到94%之多，第二是埃斯特兰的88%，最少的是利夫兰，只有77%。
在库尔兰，市民在1841年只有1个私人庄园，而利夫兰的市民有57个私人庄园，所以也是利夫兰骑士团体强烈要求把市民排除在地产所有权之外。
同时，利夫兰的地产世袭抵押所有权是54个，而埃斯特兰达到了93个，也说明了埃斯特兰庄园主的经济实力在下滑，更多的庄园被抵押出去。
在1841年，利夫兰的终身贵族拥有13个地产庄园，而埃斯特兰的地产没有落在终身贵族手中，这也体现了埃斯特兰贵族在俄国的服役情况。
1841年初，波罗的海骑士团体在俄国第二厅制定波罗的海地方法典讨论中提出骑士团体有决定将何人载入贵族名册的自主权，除了那些获得帝国政府地产捐赠而自动成为注册贵族的。
骑士团体名册是在18世纪经政府批准建立的，但在1740年代帝国政府确认贵族名册的建立时，骑士团体对决定是否进入骑士团体的决定权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
骑士团体代表认为确认注册规章制度对他们的职位至关重要。
注册后的贵族有了诸如参加地方自治代表会和选举等政治特权，以及在行政和司法所有职位上担任公职的权利。
最终尼古拉斯一世还是批准了骑士团体这个请求，这些特权也编进了1845年的《波罗的省地方法律汇编》中。
几个世纪以来，波罗的海的骑士团体一直试图说服他们的波兰、瑞典和俄罗斯统治者批准编纂当地法律。
波罗的海贵族们认为，编纂法典将为波罗的海的权利和特权以及现有的社会秩序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1840-1845年，最终的波罗的海法典修订完成，具体的细节也得到了处理，其中埃斯特兰和利夫兰骑士团体成员拥有骑士地产的专有权得到确认。
1845出版了《行政法》和《波罗的海地产权利和特权》的前两卷，第三卷民法将于1865年出版。这一行动实现了贵族们长期以来的愿望。
他们认为编纂法律汇编是其所有权利和特权的安全保障。毕竟，在帝国的所有边境地区中，只有波罗的海省地方法律得到了俄国政府的承认。
同样是在19世纪40年代，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经历了严重的农业危机，由此导致的农民的状况日益恶劣，加上俄国政府的压力，波罗的海地方自治代表会开始考虑土地的改革方案。
19世纪40年代的农业危机第一次动摇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特权地位。从19世纪20年代农奴解放开始，农民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解放而变的更好。
解放后几十年，贵族地主在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起伏时力图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水平，从而深陷债务之中，这部分的压力转移到了农民的身上。
农民深受高昂劳役租金和短期租赁的剥削，使得农民的生活比以前更艰难。1838-1840年波罗的海地区一系列的农作物歉收，接着是1841年的饥荒，使得社会动荡不安。
对农民来说，最坏的时期是1845-1846年冬天，这时坏收成导致了饥荒，利夫兰地区大规模的路德教农民皈依了俄国东正教，人数占到了当地人口的13%。
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沙皇在俄国南方的土地上免除了劳役租、灵魂税和兵役，一些农民搬迁到了俄国的南方。
大规模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的改变信仰，使得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开始担心他们统治的根基会动摇。
在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代表团得知俄国政府和沙皇把各省的动乱归咎于农民的绝望的经济状况，并认为是贵族的原因。宗教改宗、经济动乱、俄国政府的态度使得贵族意识到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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