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自己的故事，一种道德行为

　　云也退

　　[ 从176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的1865年，共有101部黑奴自述性的作品问世，其中，《为奴十二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份关于一名黑人从自由到被奴役，再到重返自由的全过程的自述

　　在族群问题、身份政治成为显学的今天，黑奴的遭遇可以唤起许多其他民族与个体的共鸣。诺瑟普的经历，对于大屠杀中的犹太人，内战中的南斯拉夫，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以及处于争议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来说，都会不同程度地刺激他们的创伤

　　麦奎恩或许真的是冲着得奥斯卡奖而去改编的，但所罗门·诺瑟普不是为了被改编而写的，这是我们读他的原作的意义所在。奥斯卡奖很传统，评委认为这部片子的主题、质量和意义配得上最高的荣誉 ]

　　在被史蒂夫·麦奎恩看中并设法改编为电影之前，诺瑟普的《为奴十二年》的知名度仅仅限于学府，是那些专门研究奴隶贸易史的学者必须研究的史料；来自特立尼达的黑奴人权积极分子，把这本书收进他们狭陋的办公地，跟激进的黑人民权活动家马尔科姆·X的自传摆在一起。只要还有人生下来就戴着枷锁，这些书，这些人，就有存在和被记住的价值。

　　1492年到1502年间，哥伦布四次横渡，让欧洲人认识了美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加上地理大发现，“3R”让西方进入腾飞的轨道，与此同步的，则是黑人和土著人暗无天日的历史的发端。从1501年到1866年间，大约1100万非洲人被卖为奴，有的则是生而为奴，他们啼饥号寒的声音，要晚到18世纪中期才开始被其他人听到。从1851年开始，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连载于美国的《国家时代》杂志，成了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但是，它毕竟不是一部由黑奴本人以第一人称撰写的作品。据统计，从176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的1865年，共有101部黑奴自述性的作品问世，其中，《为奴十二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份关于一名黑人从自由到被奴役，再到重返自由的全过程的自述。

　　一本书的命运，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在殖民主义大行其道，其正当性没有受到挑战的前两个世纪，《为奴十二年》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声音，很私人，最多引起一些帮不上忙的人的唏嘘，但在后殖民时代的语境里，在族群问题、身份政治成为显学的今天，黑奴的遭遇可以唤起许多其他民族与个体的共鸣。诺瑟普因被绑架而成为奴隶，暴力改变了他的命运，遭拘禁，折磨，强迫劳役，这些情形对于大屠杀中的犹太人，内战中的南斯拉夫，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以及处于争议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来说，都会不同程度地刺激他们的创伤。

　　所罗门·诺瑟普原著中密集的暴力情节，麦奎恩无法回避，必须着力呈现。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所罗门被白人处以私刑，他的脖子被套上了绳索，两脚将将离了地面，连续十几个小时，他都处于呼吸困难状态。与此同时，周围的其他黑奴仍然做着手头的工作，不闻不问，视若无睹。凌虐无所不在，其他人只求自保，黑人不把私刑看作一种需要受到干预的暴行，而是他们所身处的现实，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集中营里。只要是现实，不管它多么水深火热，你都只有一种选择——沉默。

　　就像委拉斯开兹那样，诺瑟普描绘恐怖的画面，用一个以文字构筑出来的世界吞噬了读者，也吸引了日后的导演，将它拍成可以吞噬观众的电影。奴隶主可以任意摆布黑奴，从肉体折磨到精神折磨，可以逼迫父母杀子女，朋友残害朋友，出于一些我们不得而知的残忍动机。私刑如此难以卒睹，但诺瑟普将它写得扣人心弦，摄影师肖恩·鲍比特则将把这段场景拍成了反映奴隶制的电影史上的经典。一些影评人把《为奴十二年》同《辛德勒的名单》联系了起来，表明发生在两个毫不相干的地方的两件事之间，因为同一种艺术手法的造就而发生了呼应。

　　《为奴十二年》还令人联想到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后者是大屠杀的第一手证据。与安妮一样，所罗门·诺瑟普用写作的方式记录下了个人的厄运，并不是出于要为一场集体苦难代言的目的。同样，诺瑟普也不是有意要向后人昭示这些情况，他为自己而写，电影导演的改编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大多数人看待《为奴十二年》，就像对待《安妮日记》、《辛德勒的名单》等作品一样，会持一种复杂的态度，承认它们的价值，但不一定愿意看，因为它们太压抑了，让人不快。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个结论：奴隶制、大屠杀、种族隔离都是罪恶的，应该远离这个星球。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他的最后一本书里写道，人们讨厌大屠杀叙事，避之唯恐不及，幸存者的喋喋不休干扰到了他们正常的生活，让他们平白无故地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压力，所以他们宁愿闭目塞听，图个清净。当越南人被枭首的画面传到美国，当阿尔及利亚政治犯遭到鞭笞的消息传到法国，美国和法国公众不是震惊于暴行本身的发指，而是震惊于这种画面怎能让自己看到，怎么还不快快消失。同样道理，那些穿皮草的女明星最讨厌动物保护主义者，后者逼迫她们去看红狐和水貂被剥皮的惨状，并且要她们在事实面前表态。

　　该不该公开展示暴行，这是一个很老的命题了，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说，要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真是一个太过理想化的呼吁。《为奴十二年》的好处，在于所罗门·诺瑟普最后取得了与命运斗争的胜利，让读者和观众松一口气。假如一本小说传达出类似这样的结论——“只要能坚持，悲惨命运终有终结的一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等——那么它的读者还能暂时忍受一下压抑。一个黑奴的故事，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而这种精神则是大家都喜闻乐见，至少不会主动抵制的。

　　麦奎恩或许真的是冲着得奥斯卡奖而去改编的，但所罗门·诺瑟普不是为了被改编而写的，这是我们读他的原作的意义所在。奥斯卡奖很传统，评委认为这部片子的主题、质量和意义配得上最高的荣誉。本届奥斯卡的纪录片奖，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110岁的大屠杀幸存者艾丽丝·赫尔茨-索默尔，她是获奖片子的主角，参加了典礼不久之后便溘然长逝。

　　一项荣誉有可能改变一件作品的性质，贬低它的价值，商业逻辑会渗透进对它的评判之中，侵害其道德基础；但对于一场集体苦难的受害者而言，活着，写下自己经历过的事，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