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贾谊相隔百年，司马迁为何把他俩放一起？
贾谊是别人的酒，浇了太史公的愁。
汉代名臣贾谊，十八岁便以诗书闻名天下，21岁在老师吴公推荐下，进入汉文帝刘恒的中央政府任职，到33岁去世的12年间，被汉文帝破格连升数级，他上《论积贮疏》，打动汉文帝鼓励农桑，下地耕田，为天下做表率，从而为文景之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上《治安策》时，汉文帝因暂没能力与周勃等强臣抗衡，故仅采取了部分建议，对其中削减诸侯势力的策略避而不谈，即便如此，强臣、诸侯们仍把贾谊记恨在心，从而部分导致了他命丧长沙的悲剧起因。
如李商隐“贾生”诗中所言：“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英年早逝的悲剧一向是被算在汉文帝头上的。
《史记·屈原贾谊列传》一章，更是让人联想到贾谊出贬长沙是屈原流放汨罗江的悲剧再现，但汉文帝不是楚怀王，他对贾谊的才华始始终是欣赏的，依仗他辅佐天下的想法也从没改变。
只是鉴于当时强臣环伺，帝势荏弱的大环境下，初试锋芒被打击到后，文帝不得不隐忍主张，以待时机，这从他把贾谊安排到梁王身边就可见一斑，可惜天才少年贾谊并未领悟到文帝苦心，自怨自艾，抑郁而终。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众所周知，离骚是屈得以确立南方浪漫主义文学派别的代表诗作，离骚之与北方文学代表《诗经》的最大区别就是，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情感在内。
诗，言志。
这分明是在说《史记》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在内。
那么，贾谊之殇究竟是不是和屈原一样，因帝王辜负贤良所致，还仅是太史公代入个人情绪的一厢情愿解释呢，下面我们就来试分析一下个中原委。
1、贾谊和屈原的不同在于他们辅佐的帝王不同
汉文帝本来是没有皇帝命的。
当时吕后一去世，刘姓王侯们便联络朝中元老重臣发动政变，把吕氏家族抄剿一空，他们论功行赏时，自然要商议推选出下任皇帝人选。
当时威望和呼声最高的是齐哀王刘襄，元老重臣们私下一合计，假如让刘襄上了位，他那两个亲生兄弟刘章、刘兴居也会因此鸡犬升天，朝中情况则会从吕氏满朝野变为刘姓甲天下，这样一来与吕氏把持朝政有何不同，他们这些外姓人还是不能得到最大化利益。
他们便商量了个齐王母亲家风不好的借口把他给PK掉了，可无论怎么算计，当初他们是打着为刘家夺回天下旗号政变的，这皇帝无论如何还要姓刘的来做，才能掩住天下人的口。
他们权衡再三，挑了当时的代王刘恒。
代王的母妃一直没得到过高祖刘邦的宠爱，所以连带儿子刘恒的势力也比较弱，这样，重臣元老们才可以把新皇帝当傀儡暗中指使操作。
刘恒是高祖的儿子，齐王的亲叔，他跟兄弟们自然没法反驳，于是刘恒登基成了汉文帝，他在所有历史文献记载中都是谦逊和蔼的姿态，有性格使然，更大原因和他自幼及长的弱势处境有关。
扶持他上位的周勃、灌婴等元老他不敢得罪，诸多割据一方的藩王他也不敢惹，不甘心当傀儡但，又必须暂时隐忍并寻机丰满自己羽翼，贾谊就是他第一眼相中，能辅佐他的济世之才，但他同贾谊都贸然走错了第一步棋，文帝很快懂得了韬光养晦，可惜贾谊未能跟上文帝的成长步伐，造就一段君臣相互成就的佳话。
再看下屈原与楚怀王又是怎样的君臣关系呢？
先是怀王听信小人谗言疏远一心为国的屈原，进而不听他劝告，执意和秦国订立黄棘之盟，在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后，秦昭襄王约怀王去武关会面，他不听昭睢、屈原劝告执意前往武关，结果被秦国扣留，期间逃亡数次未果，抑郁而终，屈原则在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后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这状况与汉文帝对待贾谊相比，那真是冰火两重天的区别啊，以他们最终结局来相提并论，太史公似乎真是有点感情用事了。
2、贾谊和屈原的不同在于他们个性的不同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初登帝位的刘恒太需要支持者了，但他过于急切的提拔方式，与贾谊的年轻气盛聚到一起便成了重臣元老们的心头刺，贾谊是个过于直率的人，一上来就拿功臣开刀，要更定官制，让列侯就国。
此时的丞相，正是当年政变，拥立刘恒上位的第一重臣绛侯周勃，让他就国，就跟明着剥夺他权势没啥两样，周勃自然明白贾谊背后是汉文帝在撑腰，他遂联合朝中元老一起发难，逼得汉文帝把贾谊贬去长沙去做了太傅。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已经是汉文帝能为贾谊安排的最好退路了，因为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诸侯国，没有刘家以及重臣们的爪牙存在，等风声过了他再把贾谊悄然召回，仅过了一年多，汉文帝就在宣室召见了贾谊。
有了上次失败教训，汉文帝这次显得非常谨慎，不问贾谊任何有关政治的问题，只闲谈了阵子神鬼之说，随后文帝就让贾谊做了梁怀王刘揖的太傅。
这看似闲置的职位，其实有汉文帝颇深用心在内。
当时刘启是太子，晁错是太子家令，这是未来的皇帝和宰相配置，梁王刘揖是替补太子，贾谊是梁王太傅，这就等于是替补皇帝和替补宰相配置，那既然想重用贾谊，文帝为啥不让他直接去给太子当老师呢？
不得不说，汉文帝在跟重臣们的交涉中成长迅速，他知道贾谊是那些人的眼中钉，如果让贾谊做太子家令，不仅他会再次被大臣们设法陷害，刘启的太子之位都有可能因此不保。
可惜聪慧如贾谊，并未参透文帝良苦用心，刚上到太傅位置，就迫不及待给文帝上书《治安策》，要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功臣们的旧恨都还没消呢，他这又要把刘姓藩王的新仇挑起来！
文帝当然不敢采纳，贾谊因此便心怀抑郁，在长沙吊屈原、伤鵩鸟、牢骚满腹。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
贾谊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但他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
从《鹏鸟赋》中，可以清晰地感悟到他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人一旦陷入自怨自艾，便不能再清醒观察事物发展的轨迹与情势，所以贾谊根本没有，也没去深入思考文帝对他安排的深刻用意。
梁怀王是汉文帝非常疼爱的儿子；对贾谊来说是一把金钥匙，更是皇帝信任、保护他的方式，梁怀王坠马而死，文帝虽然伤心欲绝，却并未追究作为老师的贾谊责任，贾谊一方面自责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觉得无法施展抱负，才导致了自己郁郁而终。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与贾谊命运类似，比他贬谪更惨，仍乐观旷达的苏东坡在其《贾谊论》中对贾谊作出的这样的评价，可谓中肯。
屈原是遇主不明，报国无门，贾谊是志大量小，才余而见识不足，造成两者早殇的悲剧成因截然不同，太史公把他们放到一处确实不妥，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司马迁做如此选择的呢？
3、无韵离骚的个人情感因素，太史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励志人生
贾谊少年高才，本有辅佐帝王，出将入相的辉煌前景，然而错综复杂的现实挫败了他少年雄心，他不能理解文帝把他藏在梁王府邸的良苦用心，抑郁苦闷，自怨自艾，包括前文多次提到的屈原，坚持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不听渔夫劝解，宁死也不同流合污，苟活于世。
司马迁出身士大夫家庭，少年时期便游历各地，跟贾谊，屈原一样心怀大志，一心报效朝廷，建功立业，却因直言为素味平生的李陵辩解，而遭受了生不如死的腐刑。
此后以残缺之身存世，靠著书立说的梦想苦苦支撑下来，那些痛苦、纠结、孤独的日常里，那些长夜难眠的冷夜里，是这些跟他同样遭遇人的种种过往陪他走出阴霾，他与他们俨然已成为一体。
个人遭遇使得他最能体会、理解那些被成败否定，被世俗定性的特殊人物，所以他为屈原、贾谊鸣不平，把无冕之王项羽加入帝王本纪，让毒女吕后堂堂正正与帝王们并列齐驱，更是把一介平民，起义未遂的陈胜也邀请诸侯行列。
屈原以死明志，贾谊抑郁而终，唯独遭遇了多于他们百倍折磨与羞辱的太史公，坚持活下来，并且充满同情地把所有遭遇生活不公，奋勇反击过的人们生平记载下来，得以千载传颂。
《史记》的最大特色正是这些带有情感色彩与人性温度的个人情绪，它使得史记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范式，史记之所以几千年来为人所道，就在于其中充满让人动容的人情味。
古往今来，历史在变化，人物在更替，不变的是人性，相通的永远是人情。
不管《史记》个人色彩是否浓郁，都是史上绝唱，这些历史人物因太史公而鲜活留存，太史公也因写作史记熬过了非人折磨时期。
贾谊、屈原、太史公某种意义上是一类人，所区别的是贾谊代表着年轻人的急躁冒进，屈原代表着路漫漫其修远兮，生死两不堪的中年，太史公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而弥坚的坚守派。
这些伟大的人物组成了历史，我们隔着几千年为他们感慨流泪，辗转反侧时，其实也是一种幸福，我们跨越时光，成了素味平生的千古知音。
我们最该学的还是太史公司马迁，学他无论经历了什么都要为梦想卑微的活下去的勇气与毅力，即便肠一日而九转，即便汗涔涔如雨淋，人总有一死，轻如鸿毛，重如泰山就在每日坚持的坚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