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洪渊 ‖ 散文一样的中文系

　　……几乎是半个世纪的长卷了。我现在，回望他那像质朴散文一样的生活。

　　第一印象，他明朗，那种不是为了照人而宁静自照的明朗。明朗的，他自己就是一部风格明朗的散文。

　　我和锡庆大学同窗。我们56年考进北京师大中文系，一开学，我们就忽然成为那一届同学中的两个名人。我是新生代表，我在开学典礼上的发言被夸张为一个校园传奇。站在麦克风前，我把手中的发言稿，团委书记审阅过的发言稿，慢慢揣进衣兜里，即兴不知胡言乱语了一些什么，台下一阵阵掌声，笑声，从此有名了。而锡庆是凭他写得很漂亮的文章传开的名声。可惜我们并不同班，也没有交往过。还在少年梦的年纪，57年早春的风暴，一代人被打散了，我也假病逃离，休学，我们不再同一个年级。因而我和他是从未相遇也从不相识的同窗，在我们那个不读书甚至不交友的大学时代。

　　80年代初，我突然想要回师大，这可能是一个情结，像一个被放逐的人，期望回到自己的家园一样。一个同学告诉我，师大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教研室成立了，由现代文学分离出来。于是我带着当时发表的几首诗，在这个同学的陪同下，回师大找锡庆。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问到了他的住址，很巧，就在旧主楼的6楼电梯口和锡庆相遇了，他刚走出电梯。

　　我第一眼就看到他明朗的面容，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也没有什么要张扬的。他的穿着，那么高大魁梧的身材，把那个年代的蓝色中山正装穿得那么休闲，随意，有如性情散文的笔法，那么无主题的主题，无形式的形式。

　　明朗之后，锡庆风格的第二个词语，是明快，他的行事简洁明快。

　　我说明了来意，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谈谈。到了他家里，他坐在书桌前浏览我带来的文学期刊。新时期复刊、创刊的《诗刊》、《当代》、《十月》、《上海文学》刊载着我的长诗和组诗。锡庆的读法也很现代，他只读文本不问作者是谁。品评了几句之后，他说出的话语震动了我：你来吧。中文系需要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我十分惊讶。锡庆无疑是一个先行者。今天我们著名的大学都在邀约作家和诗人驻校，某种装点文苑的时尚。而在那个时期，我只是因为遇见了锡庆才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需要一个人来改变气氛？当然，我没有改变什么气氛，也没有什么气氛改变了我，我不过是一个早到的因而多余的人。

　　坐在锡庆的面前，谁都能看到他胸襟的明净——明净，他能够发现。他知道，随着每一代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现，文学史就重写一次。文学史是向前回顾的历史。所以在他主持下，80-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教程，和我们当代文学的现实进程是同步的。我们当代文学的课堂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新作家新作品同时在我们的课堂上展现、传播、解读和批评。如果没有一个明净的胸襟，当代文学最新进展的新现象就不会那么明亮地映照在我们的课堂上。有这样明净胸襟的文人，太少了。能够走近锡庆，我大概也深沉在表面，离明净不远了。

　　再回到我刚才说他行事明快。他说，你来吧，并不停留在口头上，也就是说，并不仅仅停留在向学校提名推荐上。他用一种他可以直接行动的方式。由于当时师大承担了电大的课程，他立即为我分派了教学专题和课时。我没有进师大，就已经作为当代文学组的一员在电大上课。可见，刘锡庆的明快，是那种散文短句式的果断，和果断后直接抵达目的的行为长句。可是锡庆在中文系，在我们所谓的学院政治中，并不具有多少发言权。所以尽管他那么明快地一下把我推到人事处门口，人事处却暗暗地，缓缓地，对我考察了一年半时间。

　　在无期的等待中，我有时去看望陈野萍伯伯，他是我父亲延安同窑洞的战友，同是中央高级党校第一期马列学院学员。当时，他是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恐怕是看出了我的惶惑，就对我说，他给师大党委书记打电话吧。我说，不。我之所以说“不”，是我从来没有依仗别人走我自己的路，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锡庆。那个时期进师大确实是很难的。人事处长告诉锡庆，师大只进第一代研究生。我们中文系的蓝棣之是卞之琳门下的第一届硕士，王富仁是李何林门下的第一届博士。大学门槛的高度也就是学位的高度。我可能是最后的一个40多岁了，没有学位，能够重回自己的母校任教，或许是锡庆明快之外的一个隐秘。

　　1983年7月15日，我到师大报到，又好像是一次为重要的选择而准备的预择。在锡庆质朴的性情——质朴在散文中，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上品——面前，我也听从自己的天性，把这一次选择坚定为一个最后的抉择，而且无悔。

　　也是83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决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那是不同于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系，筹划招收的第一届学员是莫言一代军旅作家。徐怀中前辈派车接我到他家里，他的夫人下厨为我炒菜，这是对晚辈的最高礼遇了。虽然是在他的庭院中，我不知怎么会有那么一种帐前受命的错觉。前辈说，他希望我来军艺，又说，他可以报告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我一报到就入伍，穿军装，他还可以亲自到师大请校长同意调人。一个不是中文系的文学系，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学学苑，文学中人谁愿意拒绝？但是我转身审视自己：到中年，我的时间才开始，一天也不能再失去了。承诺，却又流连自己的写作，懈怠肩负的重托，是不真诚的。何况那一身军装，我们黄土地色的庄严，不容许一点异色、一点杂色的亵渎。一再犹豫，我不能应命也不敢应命。这就是性格，又一次高贵的逃避。或许我过于珍视自己的真实了，我宁愿前辈骂我，但是我无愧。

　　我决定之后告诉锡庆。听完我的长倒叙，他也沉吟很久。以他质朴的性情中人的质朴性情，锡庆对我说：假如我是你，我也会这样选择，这样决定。你别无选择。因为对你来说，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以半生的准备，半生，现在刚有了写作的时间，你可以自由写作了——还有什么比你的写作更重要？这是他质朴情怀的一种判断，也是一种叮咛：以我对你的了解，我看，你可能在词与物之间比较自由和自强，但是在人与事之间你可能是不自如和不自在的。我再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及物更及人的话语了。这就是我？除了徜徉在词与物之间，我到哪里去？

　　归来了，我也在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邀请我和锡庆的同窗李元洛回母校作专题讲座。他是散文家和诗歌批评家。我陪他重步校园的大道和小径，像是一次凭吊。走到西斋北楼、南楼旁，当年的枣树角依旧枯寒，元洛说了一句，这里应该是贴出第一张反右大字报的地方，伫步，他加了一句，这是我们埋葬青春的地方，便疾步走过。也许，这又是我第二次埋葬自己的地方。

　　9年过去。一天黄昏了，锡庆突然喘着气到我家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原来，他看到我的第一篇散文《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忘了自己心脏的隐疾，在第一时间乘兴走来，一级一级登上4楼。他坐下，明晰的短句，一句一顿，仿佛在对自己诉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这样的散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散文可以像你这样写。不错，在选本前言中，主编说这是一篇天问式的散文。但是不到位。这又是一篇人问的散文，人自我的无尽拷问的散文，问天与问人，互问，天荒，人老，永远没有终极的一问。你自问：女娲之后的一切都陈旧了，还剩下什么留给我第一次体验第一次命名？又自答：为名词第一次命名，给动词第一动力，还形容词的第一形容。你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写下去，你将看到你的散文读者比你的诗歌读者多。写下去。

　　是一种不鸣的得意吧，我也从来没有这样静听过。我那么感动，为这样的散文评论，更为这样评论散文的人。我曾经有过的许多等待都落空了，却从来没有等待过一个如此明丽的散文日，在日落时分。

　　那是我第一本诗集的自序，88年开始在大学生中传读。90年在台湾大学《中外文学》刊出。92年，89年编选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出版，我的散文居然出现在散文卷《群山之上》的众峰之巅。山连山的，刘锡庆的《中国散文经典》当代卷选入，潘旭澜主编的《现代散文经典》选入，邓九平主编的《人世文丛》学者卷一《赤竹心曲》也选入。我的第一篇散文已经是经典？听起来像一个伪装的天才，自己为自己假传的散文神话。我从重山间出发了。从找回女娲的语言到重新发现汉语，从《墨写的黄河》到《汉语红移》，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每一次书写、每一次言说的词语，都是新的。

　　感谢锡庆，我回来，在90年代的师大读完自己的第二大学。我们一代人不读书的大学时代过去了，留下一个永远的文化断层。在60-70年代陷落的一代不能再是80-90年代缺席的一代了。所谓我的第二大学，不过是在年华向晚的苍茫中，匆匆补读西方从尼采到德里达的现代哲学，从普鲁斯特到米兰·昆德拉的现代文学，补读从女娲到易、到老、到庄的中华典籍罢了。当我的天空阿波罗与人造卫星可以同一片阳光，人役于物，役于自己制造的工具，“在牛顿的地球轨道上没有人的位置”已经不只是恫吓的预言，而是无地逃亡的现实——到这个时候，重新呼叫人，重新定义人，就是地球上现存56种语言的理由。迟到了，迟暮了，我终于在自己的汉语中聆听55种语言，同时准备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用全部腔圆的京话、婉转的吴语和如歌的粤音同声加入世纪的呼叫，哪怕穷尽一生也叫不出什么，叫不住什么，甚至没有一声回声证实我的呼叫。但是我呼叫了。

　　我在北京师大的两位同代人，我亲近过的二庆，童庆炳已经走了，刘锡庆也走了。我的四周更加空旷。不能回头眺望了，中文系离我更加遥远，遥远到渐渐迷蒙，消失。为我这个还乡的陌生人，85年，童庆炳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任洪渊论》，15000字。82年的刘再复评论，83年的李元洛评论，加上85年的童庆炳评论，是我80年代站立的诗歌三脚。一种装饰吧，我的报答是为童庆炳的一部美学论著，插图一样插写了3页当代文学文本解读。王一川有一次用他那种欲辩其意的口吻问过我，我对他惘然一笑。但是在锡庆生前，我还来不及回报一个字。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怀疑，在一个普世拜物的年代，我的这些无物而且无值的词语，岂能当作什么回赠。

　　我也只有词语了。现在，我想在你的遗容上看到你明朗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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