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炜 杨盼盼 马光荣」为什么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快速缩窄?

  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顺差曾获得全球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短短十余年期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并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本文从经常账户的内部视角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进行分解和分析,并验证了此前解释顺差的各类理论的有效性。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成因——特别是内部视角的成因值得关注,同时,中国经常账户出现的反转为验证此前解释顺差的各类理论提供了绝佳机会,而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在当前文献中都较少涉及。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理解:(1)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的经常账户为何出现了大规模的下降,这背后如何反映了中国国内结构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变化,(2)这些变化又是否能够被纳入此前解释顺差的框架之中。

  为了分析中国经常账户快速缩窄的成因,本文使用中国资金流量表年度数据,依据国际收支恒等式(经常账户余额=储蓄-投资),将中国经常账户分解为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并进一步获得三部门的储蓄/投资率、储蓄/投资倾向和收入分布,以此考察各部门参与者对中国经常账户变动的贡献。本文使用Xu等(2016)的方法对储蓄和投资进行调整,使之在与传统理论匹配的基础上,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在度量贡献时,本文使用了指标分解分析法(IDA)中的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Ang, 2004, 2005; Ang and Liu, 2007)分析分解三部门储蓄和投资各变量的贡献,从而能够精确度量这些变量对于经常账户变动影响的贡献率。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经常账户余额下降首先(2007-2010年)由周期性因素驱动,即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收入增长疲软,以及由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支持的企业投资大量上升。由此,企业部门净储蓄的下降是这一时期经常账户余额下降的主要原因。随后(2010-2016年),上述周期性因素消退,2010年后的经常账户余额减少主要由结构性因素的支撑,企业的角色转而由家庭和政府承担,家庭储蓄持续下降和政府转向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来了这一时期经常账户余额的下降。

  随后,本文将中国经常账户在危机之后调整的事实置于危机之前分析经常账户的各主要框架中,发现有三类框架解释较为适用于解释当前:第一,由于显著提升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而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减少;第二,由于经济放缓而导致的企业利润下降;第三,由于政府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而出现的财政余额下降(“双赤字”)。然而,中国经常账户的新事实似乎拒绝了其他解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之谜的理论,其中不乏长期流行的观点,如:中国特殊的人口特征和政策、企业分红、融资约束等。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尽管在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抬升,但由于社会保障强化和财政赤字扩大的结构性变迁,中国经常账户水平的中长期趋势值仍可能向下。而从支撑经常账户顺差的动力来看,促进中国经济成长、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应成为稳定中国经常账户余额的重要政策考量。

  (本文发表于China & World Economy(《中国与世界经济》)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Why Has China’s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Converge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查看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徐建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杨盼盼、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马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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