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的青春，永远的情愫 ——怀念武威师范读书的那段时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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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时节是春天，这一季草木茂盛，其色青绿，故我称它为青春，即美好的时光。有一种回忆叫永恒，即永远、恒久，象征人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美好愿望。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们这些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凭借语文、政治、数理化的文化课成绩，考入历史悠久、地位崇高的学府——武威师范学校，我们庆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师范生。

　　

　　1978年3月伊始，我和其他被录取者一样，高高兴兴地上了自己喜爱的学校——武威师范，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新的求学路和教育生涯的又一个新的征程。老师辛苦，不受待见，但我对上师范当老师却情有独钟。

　　武威师范，坐落在离武威火车站不远的新建路21号，学校原有两个大门，北面的老式大门已被封住，从学校新开的大门沿着马路往里走直通操场，那里是一个有四百米跑道的活动场地，各种体育器材和设施大都齐全。马路的左边是一个师生共用的图使馆，图使馆修建在据说曾近落过凤凰的高台上，称之为“凤凰台”，占地面积不算太大，约六、七百平方米；图使馆的后面是部分教工宿舍和校办工厂；马路的右边是一排排砖土木结构的教室和学生宿舍，我们学习和住宿的地方就在那里。教室和宿舍前的灰砖台阶，犬牙凹凸，经泥土夯垫，也还算平整。台阶下面的院落里，隔三差五地摇曳着几棵小槐树，每每仲夏，白花朵朵；而门前的那些小花园里，杂草丛生，横七竖八，只有到了深秋，才能冒出一些品种不一的花儿来。有的娇羞含苞，有的焉裂松散，除非到了卫生大扫除、大检查的时候，各班教室、宿舍门前的花池里，才能看到一点点水气和被刚抚弄过的感觉，这和学校教书育人的环境大不相配。听老师们说，武威师范始建于1915年，是全省规模较大的中等师范学校之一。学校历史悠久，底蕴丰厚，人才辈出，是学生腾飞的摇篮，是教师成长的沃土。从武威师范走出去的一个个毕业生，都成了那时武威地区教育战线上响当当的一支生力军。“一类学生上师范，二类学生京津沪，三类大学伸手要，四类学生去师专”。所以那时武威师范毕业的学生比大学和师专毕业的学生在武威地区还要小有名气，究其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农村学生只有上师范这一条路可走，而上师范学校的学生大都是武威三县一区中各个学校的拔尖人梢子，经层层选拔上不了师范学校的学生才去上高中再到奋战两三年后考大学。当然，加之武威师范学校以“治校严、校风正、质量高”而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她可是河西地区老百姓心目中最好、最有威望的学校之一。我们这一届是全国大中专考试制度改革后选拔的第一届中师生，225人，除天祝藏族自治区的一个藏语班外，武威师范共招有四个普通班，三个专业班，即音乐班、美术班、体育班，一百九十来个学生。这一届约有二分之一的学生来自民勤。报到后方知我被分编到叶长松老师所带的普通一班。班长魏满胜，景泰人，团支部书记李培喜，民勤县红沙梁公社人。全班37名学生，他们是：（1）武威：王文、赵永年、于宗寿、蔺国祥、齐发元、蔡文善；（2）景泰：张大春、魏满胜、杨新春、朱发辉、魏万海、朱永清、王生玉；（3）古浪：吕超基、冯金元；（4）民勤：裴瑞林、甄作霞、周邦珠、石培新、王国义、王有森、甘为彪、赵青山（古浪人，随父亲工作之便在民勤就读初中）、王圣文、柴世英、方彦天、常锡山、谢继民、王祥己、李培喜、王兆林、张玉敏、赵菊英、姚祥元、汤希胜、杨柏文、潘生友等。其中女同学三个，都是民勤人。

　　我们那一届考进师范学校的学子，大多都来自农村，城里娃有雄心，身子金贵，大都报考了大学和其他专业的学校。我之所以选择报考进师范学校，缘由之一是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崇高，这在我当代课教师期间深有感触。或者说，这哪里是理想和愿望，纯粹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我的那点考分正好被师范学校录取罢了；其二是听说上师范不交学费，国家还发每月19.5元的生活费呢！可以说这在当时相对于我或是那些农村来的学子而言确实是可观的，也很具有诱惑力。它既可以减轻我们上学时的伙食开销，又可以减轻很大的家庭负担。说实话，我家里每学期只供给我的也就50到80 元的其他开销费用了。

　　那时， 按照国家对师范学生的政策，我们每人每月有19,5元的生活补贴，家庭实属困难的学生，还有2元的困难补助。学生口粮每月定量为31斤，主粮为70%，杂粮为30%，学校实行饭票制。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学校千人的大食堂里就餐。早餐馒头加开水，天天如此；午晚餐主食以馒头为主偶尔也有面条，同学们很喜欢吃每周二、四的大卤面、炸酱面或是臊子面。开饭时间大家到食堂门前排队打饭，一下课，学生们便一窝蜂似地挤到打饭窗口，那拥挤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主食，馒头刀把子，副食就是大烩菜，一荤或是一素，没有挑选的余地。每逢节假日偶尔也供应一顿大米饭。学校的伙食标准虽不算低，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每次供应杂粮时，同学们对玉米面发糕、玉米面压制成的“钢丝面”也能接受，就是对杂粮馒头时间长了，都不喜欢吃，因为杂粮馒头的面实在太黑，呈“黑褐色”，同学们称它为“铅球”。“铅球”不是现在的黑面馒头，实际上是荞麦面和高粱面的混合面，真是难以入口，而且食后胃痛胃酸。有时有的同学就把“铅球”放在树杈上，或是扔在学校领导路过的马路上，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和重视，或是以示抗议。一般学生们只好甘愿饿肚子，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就到大十字广场上的市场里，选择高庄馒头、肉夹馍，臊子面、凉面、面皮子等食品改善一下生活。当时东街的天津包子馆，西街、北街的饺子馆等都是学生们光顾的地方。有时家里来时带的干粮，不到半个月就享用完了，倒是我带的青稞炒面还能时不时地在本宿舍的学生中裹腹充饥。除伙食之外的其他生活也很一般。

　　那一年我们班只有班长小魏戴块手表，其他人的条件也都一般般，更不该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对于那些奢侈品也只有想想、说说、羡慕而已。到了第二学期，张大春也带了一块上海表，同学们都很羡慕。当然，贫穷家庭的孩子，自有自己清贫的活法。

　　那一年，我们队新建居民点，生产队抓号排先后，我家按顺序排号在先，第一批新修了房子，修完房子，父亲为了多挣工分，一年两次上水库。第二次差点累倒在红崖山水库上，打针吃药，手头拮据，我来学校时，父亲只给了我10元钱。10元钱，坐车化用除外，还有半年的时间啊，你将用什么去开支呢。故，学校发的19.5元的生活费你可要节省着点花啊！更为滑稽可笑的是，我每月还要从可怜的19.5元的生活费中省下一元钱，存到西街储蓄所。一直到毕业时，我已存了近20 元钱，就这20元钱，为我当时毕业所用还派上了大用场，现在想想也确实有点寒酸。

　　那个年代，学生们的住宿条件更是简陋，男生8——10或是14人一间宿舍、女生8人一间宿舍，睡高低床。男同学没有上下铺，就是铺挨铺的通铺床。想想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痴情而忘我，物质的匮乏让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变得简单而纯粹，大家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关系和谐融洽。

　　话说刚开学，因为我们是高考制度改革后的第一届学生，所以这届学生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学生学历、年龄的不一样，因为是中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上学的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近几年来历届毕业的高中生和社会青年，但大多是高中生，年龄有十几岁的，也有二十几、三十一二岁的；第二，开学时间有变化，原本的秋季开学提前到了春季；第三，教材有变化，学校未能难得及按时定制课本，学生上课没有系统配置的教学材料，只是东拼拼、西凑凑。学习资料有北京的、有上海的，也有老师们自己编写的讲义，但老师们的教学是严谨的，学校的管理是严格的。每个学期除了上课时间外，十五天的劳动技能训练是少不了的。一农场在学校附近，二农场离学校远一点，在那里劳动，要带行李住宿，往返由学校的卡车接送，休息时间可以去飞机场看飞机，也可以在农场西边的坡地里打野鸡、围兔子，还可以悄悄地遛到周围的农家牛棚里掏雀蛋、抓小鸟。每每农场的活动，说是技能训练，倒不如说是铁锹和土地的交响乐。我爱劳动，我爱农场，我更爱农场里的那些技能训练。然，在师范读书的时间里，我去农场经历那波澜壮阔技能训练的机会很少，每次劳动，老师就把我留下来在学校里刻钢板，印讲义之类的资料，中指压出了僵疤，两手沾满了油墨，有时甚至连衣服上都是油墨留下来的芳香。

　　记得第一次同学们到二农场技能训练的日子里，偶尔听到班上的王、汤二位同学在开学的例行体检中经核实查出了一些问题，学校计划辞退他们。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就赶紧让往返于学校和农场拉粪、拉运东西的汽车司机给他们一边捎去口信，一边在教务处打听具体细节，（当时教务处和后勤处都有我们民勤的老乡在任职），当情况打听确切后，我便发挥我之所能开始了上蹿下跳的四处活动，后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最终王同学没有退学，汤同学也没有退学，而是让汤同学回家进行治疗（肺结核），待病情好转后再返校上课。事成后，本来我打算让这两个同学给帮忙办事的人送点清油、挂面或者驼毛什么的，以表谢意，但最终还是没有把我的想法说出口，办事的人也没说什么。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办事不求什么图报也就罢了，而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娃们，思想单纯，心确实有点实，实的有点像我们沙河镇的人一样。说实在的，我们这一级的学生，第一学期由于没有正规的教科书，东拼西凑，实际上就是实验了一学期。待教学进入正轨了，1979年，由于国家对高考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将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所以我们这一届原本是1980年春季毕业的学生就提前到1979年秋季毕业。加之我们读书的师范学校里，由于教室、场地缺少，师资力量紧张，为了给第三届秋季招进来的学生腾地方，便让我们早早毕业，提前半年就出了学校，幸亏没影响工作分配。而像汤同学这样的学生，由于往返治病、检查，在学校里也就是送了几回脚踪而已，实际的学习时间还没有半个学期，但最终也还是得到了组织的照顾，和我们一起分配了工作。

　　

　　时间到了1989、90年，也就是我们毕业后的十年前后，有一个政策性文件规定，中专学历满2年，可享受15元的知识分子待遇补贴。因我们这一届提前半年毕业的学生，武威地区有关部门死搬硬套文件的条款，不承认我们这一届的中专学历。故，我们这一届毕业的二百多人就不能享受这15元的知识分子补贴待遇。那个时候，相对于我们这些人，工资大都不足百元，15元的待遇补贴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后又闻悉兰州、金昌等地区的类似人员则不受此影响，而武威地区严格执行文件规定，涉及到武威同级的二百来十名同学的切身利益，让我们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一是我们是第一届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的学生；二是提前半年毕业是国家教育“春改秋”招生计划造成的，同时也受学校师资、教室等设施设备的条件制约；三是若非要按文件死摆硬套，我们就要求继续回到学校“回炉”完成半年的学业；四是其它地区为什么没有受到影响？基于以上四点，在武威地区的79级毕业生单个丶联名纷纷写上访申诉材料，并直接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诉求。由于我们反映的问题事实清楚，诉求合理，引起了地区行署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母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一九九一年六月学校为我们换发了毕业证，从此，我们也享受到了正常知识分子待遇的补贴，那时武威师范的校长是张其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