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西湖大学荣誉董事杜建英谈“私心”

时间：2023-01-08

　　在如今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教育这个古老的话题也有了新变化，产生了新讨论。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如何培养富有责任感和创造力的年轻一代？

　　这一次的校董面对面暨WeMeet活动，我们请到了西湖大学荣誉董事、三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建英。

　　“杜建英女士除了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之外，也一直关注并投身教育，对教育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和实践。”许田老师介绍说。

　　这一次，让我们从基础教育出发，一起展望面向未来的教育。

　　杜建英，西湖大学荣誉董事、三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娃哈哈双语学校理事长。她先后获得了杭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杭州市、浙江省劳动模范；杭州市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移民”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女企业家等众多荣誉和称号。

　　2010年，杜建英创建三捷投资集团，开始涉足产业投资领域，支持生物医疗、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

　　在实业投资的同时，受曾为教师的已故母亲的影响，杜建英对教育，尤其是对越来越多中国家庭选择的国际化教育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自2014年开始，先后个人出资创办了杭州娃哈哈双语学校（WBS）、杭州娃哈哈外籍人员子女学校（WIS）、杭州娃哈哈未来城培训中心（WLC）等非盈利国际化教育机构，旨在培养符合二十一世纪人才需要，具有中国文化自信，拥有国际视野和博、约、致、远素养的中国使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教育道路。她曾受邀在美国麻省波士顿著名私立高中康科德学院担任多年校董。2020年，她在美国波士顿创办“纽英创新学院（New England Innovation Academy）”，旨在世界范围内培养“心有鸿鹄之志，行能改变世界”的下一代创新者。

　　2018年5月，杜建英以个人公司为发起人，捐款1000万元成立杭州市上城区娃哈哈三捷教育发展基金会，用于支持双语学校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2018年10月，杜建英向西湖大学捐款一亿元，成为西湖大学创始捐赠人和荣誉董事，支持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

　　2022年9月，杜建英捐赠2000万元设立“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杜建英讲席教授基金”，支持浙大数高院引进国内外顶尖数学家和开展基础数学研究。

　　2022年10月，杜建英捐赠5000万元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杜建英教育基金”，专项支持母院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当一个人要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时代，你可以自问三个问题：

　　1、我现在做的工作，或者是我要提供的服务，是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如果符合人们的需要，是不是可以被替代。

　　2、做同样一份工作，我的成本是不是最低的。

　　3、做同样一份工作，我的效率和速度，计算机会不会比我快。”

　　这是杜建英女士从最近阅读的一本书《A Whole New Mind（全新思维）》中得到的观点，它表明在未来时代，人们的工作要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价值优势，就必须要创新。

　　创新能力，这是西湖大学一直强调的重点，也与杜建英女士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她强调在未来，希望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

　　有丰富好奇心、想象力的博学者；

　　有共情力、沟通力，尊重包容的优秀合作者；

　　有责任意识、专注坚持，怀有远大理想的创造者。

　　借助娃哈哈学校的校训“博约致远”，她进一步阐述了未来对于人才素养会有什么样的要求。

　　“博”，既指知识层面的博学，但是也不仅局限知识层面的广博，“博”更指人格的健全，一个创新的人才也需要是一个平衡的个体（Balance individual）。“像施老师，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同时又非常喜爱跑步，非常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运动是一个很好的social skill。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艺术跟运动这两方面的培养。” 除此之外，面对多元化社会和国际化趋势，杜建英还强调需要利用共情力和沟通能力来连接社会。“越是大事，越需要合作，一个人往往干不成。现在越来越强调跨学科融合的能力，是因为很多时候不能靠单一学科来完成。教学体系上更要有一些教学的方式和机制，让孩子们能够进行一些跨学科的融合。”

　　“从小让孩子理解文化多元包容性，培养他们的尊重和同理心。”杜建英说，“博约致远”的“约”指的是自我约束，体现的是一种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感，“责任教育在我们基础教育里非常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文化、社会体制，合作的基础就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而国际化教育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致”是专注和坚持的意思。所有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让孩子有坚定的意志，能够在他热爱的事情上面坚持下去。“远”是指要有远大的理想。相信一切伟大的创造力，都是来自于内心的那份热爱，还有坚持不懈的追求。

　　面对变化，我们需要成为什么样的教育者？

　　一个创新的人才，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才，一定是有着丰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很需要家长、教育者来鼓励和保护。

　　在分享了当今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之后，杜建英想说的是，身为一名教育者，该如何帮助学生实现这些目标？她以自己从事教育行业多年的实践出发，用最简单的例子和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

　　“在学校的教学方式上，我们开始尝试改变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顾名思义，所有的资源投放在学生这里。老师不再是课堂的主体，他们更像是一个引导者。”

　　具体而言，在学校中，老师不再大包大揽，需要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

　　办校初期，一位资深老师曾向杜建英诉苦，老师放弃休息时间，把学生留下来订正作业，但学生却并不领情。“中国老师确实是像辛勤的园丁，为小苗施肥、浇水、除草、搭棚子，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老师大包大揽的同时，也应该要思考，如果换一个环境，小苗是不是也能自己好好生长？”

　　如何引导？娃哈哈学校在办学中更多采用项目制学习的方式，培养孩子自主探究能力、合作能力。“我们发现，当孩子的学习与真实世界发生联结，拉近他们与现实的关联度时，孩子的投入度完全不一样。让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做基础教育的第一步。”

　　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家庭的培养也至关重要。杜建英女士也从家庭教养的角度出发谈了谈该如何去培养创新人才。

　　“我们经历过经济危机、新冠疫情，深知世界的不确定性很大。把孩子照顾得太好，他们面对生活困苦会失去承受力，也没有应对的本领。”杜建英说，家长留给孩子最大的财富，是善良的品质，教会他们刻苦耐劳，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这是孩子人生真正的依靠。

　　许多人认为，国际化教育听上去很高深，但其实关注的是孩子最基本能力的培养。“家长不必‘神通广大’，不过分保护孩子，要给孩子积极冒险的机会。他们经历了失败，才能更好地从中学习。智慧是在经历中积累的。”

　　如何学会尊重，如何获得同理心，首先第一步，家长要做到尊重孩子，相信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书写辉煌篇章的需要，但家长不能剥夺孩子展现才华的机会。“创造很多条件让他成功，把一切准备好，这会让孩子很没有价值感。给孩子选择人生的机会，也让他们学会对自己负责。”

　　面对西湖大学，她这样说

　　作为荣誉董事，杜建英女士一直关注西湖大学的成长，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动教育的创新，能够为世界的未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西湖大学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们不仅参与学校重大决策与治理，更着眼学校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杜建英觉得她选择支持这样一所年轻的大学，不仅为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也是为基础教育树立一个榜样：

　　说实话，西湖大学于我来讲真的像一个家一样，自从成为“西湖家人”，我对西湖大学的教育寄予厚望。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觉得要干一件大事。我们学校的定位就是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希望能保持这份初心，把我们的大事干成，要focus我们最初的定位，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当时选择支持西湖大学？一个是为这些科学家的报国情怀，我们国家需要基础科学和前沿科技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个私心，西湖大学这样创新型的大学，对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可以起到激励作用的。

　　如果他们（学生）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可以进入到大学看见高等学校到底在做什么，通过进入实验室里做项目，可以见识到世界上最顶尖的研发器材和著名的教授，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都能受到这样的激励，从小培养他们这样科学的理想，对我们将来培养创新人才帮助非常大。

　　对话未来国际教育

　　最后，主讲嘉宾杜建英女士还与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校长任建华，西湖大学校长助理、校务会成员Michael Reed，一同展开对话，探讨未来国际教育的应对改变。

　　许田：在耶鲁大学教书的25年，我一直认为，大学老师主要任务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回到国内会发现，老师的工作范畴很宽泛，似乎什么都要管。这是目前我比较困惑的问题，学校教育应该怎样改进？

　　任建华：“什么事都要管”的初衷肯定是希望更好地培养学生，但有时也因为管得过多反而压缩了正常的发展空间，效果不一定好。比如各学校有个常规活动就是文化课的区域统测，以便横向比较学校间的差异。由于统测后要排队，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考试成绩等于学校质量。不断地统考就好比“蒸馒头不断掀盖子”，中断了应有的成熟过程。有时管得越多，副作用也会越多。我们的对策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减轻师生负担。我们希望教育环境能够更加宽松一些，也许这就是东西方教育需要相互交流借鉴的地方之一。

　　Michael Reed：我在接触中美高等教育时，体会到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学生的准备过程。中国学生习惯于求得正确答案，但对于寻求答案的过程，他们往往不会解释和记录。

　　校长的困境，在于如何为老师的教学环境提供支持，也包括如何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我们应当努力建立类似欧洲学校的体系，欧洲学校对老师培训到位后，会给予老师足够的信任，放手让老师进行教学。

　　另外，关于孩子的好奇心培养，美国中小学其实也存在相似现象。孩子天然充满好奇心，喜欢户外，喜欢社交，但随着年级提高，他们的好奇心却被逐渐抑制，一直到大学，他们才重新发现自己的好奇心。是什么抑制了好奇，如何去激发孩子的好奇心，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许田：应试教育如果要有改进，从考试的角度应该怎么考？

　　任建华：这其实是一个评价的问题，首先要理解考试目的是什么？比如在我校高中，既有参加高考的普通课程班，也有出国留学的国际课程班，同样是一门数学课，就有两个不同方向的教学评价方式。国际课程的考试，侧重考察基本知识点、概念、原理及其运用，也就是侧重“水平评价”，而高考不只限于“水平评价”，主要目的是筛选。这两种考试所设定的目的不一样。

　　以选拔为目的高考一旦变成了“指挥棒”，会很不幸地成为教学的导向。这种导向一旦向下延伸就会影响初中和小学，会导致一系列的不合理现象出现，如刷题、追求短时效率的记忆、忽略与考试无关的学科、一俊遮百丑的成绩观等。

　　从另一个层面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人而不是短期的升学指标，中小学应该根据自己课程目标进行教学，不能简单地复制高考的方式和目的。今年高中课程改革，强调语文和人文素养提升，这是一个积极趋势。现在全社会在呼吁教学改课，培养创新人才，但如何培养，怎样评估学生的素养水平是一个重大课题和挑战。这也是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待我们共同努力。

　　杜建英：应试教育是结果导向，对过程不关注，这与国际教育是有很大差别。但对于国际化教育，国内其实还没有完善的评价体系，期望能集聚中外专家一起来研究、制定国际化教育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