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导读】敲响现代教育的警钟——《两种文化》
导语
“文科生不如理科生”、“科学主义至上”等论调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我国正面临着“两种文化”难题，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走向。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斯诺的著作《两种文化》敲响了现代教育的警钟……
在当时知识门类的极度分化的英国社会，面对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无知和轻视，《两种文化》促成了当代思想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其作者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C.P.Snow）是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博士和评议员，从事研究、教学和管理工作。同时又是小说家和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还担任工党政府的技术部副部长，被王室册封为骑士和男爵。回顾斯诺的生平，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身份的重叠交叉让他深刻洞察到当时英国社会乃至西方文化分裂现象。
在结合全文内容及文献资料的补充，笔者重点关注作者对“两种文化”的论证思路，并列出了如下框架（见图1），本文将结合《两种文化》浅谈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与思考。
01
两种文化——教育可塑性的壁垒
C.P.斯诺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两种文化分裂现象的学者，但他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讲座中首次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当时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被分成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文科学文化和以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文化。
西方主流社会以贵族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大多崇尚人文科学文化，其地位远远高于自然科学文化。具体体现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由于互抱偏见，前者认为后者浅薄狂妄，对人类面对的悲惨的真实处境麻木不仁；而后者则认为前者软弱迂腐，无病呻吟，不专注设法改变当下同胞的处境。正如斯诺所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的歪曲了对方的形象”。因此，两种文化的分裂成为教育可塑性的壁垒可归因以下两点。
（一）?高等教育高度专业化，致使科学和人文分离
“互不理解的鸿沟”如何产生，斯诺在文中提出“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究其根源在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体制推崇的是个体接受高度专业化教育，即年轻的学生在步入高校后接受的是科学人文“分开的教育”，所学习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等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教育内容单一化体现在他们仅需要接触自身的专业领域，这就如同哲学课本不可能出现“牛顿第一定律”。高度专业化造成个体思维范式和行为驱动的局限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在书中也强调“政府内部的科学决策至关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政府决策者偏向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不是字面意思单纯呼吁科学文化群体的参与，而是呼吁人文学者接触科学文化，培养科学思维范式。毕竟，在两种文化分裂的情况下，任何群体（无论是人文还是科学）做出的决策都将是不全面的。
（二）严重社会定型化加剧教育专业化，形成可塑性壁垒
社会形态的定型化导致职业分工，专业人才想在某个领域达到一定的水平，必须经历长时间的专业训练，斯诺在书中向教学荣誉学位考试制度提出发问，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无论在学术上是否有所建树或已树立名望，都需要通过机械训练获得考试。没有“智能价值”的考试制度进一步僵化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
“两种文化”分裂的社会定型化在工业革命后愈加凸显严重，即使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社会经济进步，人文文化呈现落后的趋势，斯诺提到“年轻的科学家知道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舒适的工作，而他们同时代的英语或历史专业的对手们却只能有幸挣到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但令人费解的是社会主流（以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为代表）对工业革命都不予重视或者不理睬。究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上流社会的精英所从事的都是纯人文或者纯科学的研究，在生活方面基本都有保障，他们将成果归功于应用实践科学，非纯粹研究的科学家变成了“科学实践者”。工业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两种文化的融合理解，反而加剧了分裂状态，限制了教育的全面性和可塑性。
02
两种文化——“伪命题”之争
在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后，大批人文学者站在其对立面进行抨击反对，其中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同在剑桥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1962年，利维斯在唐宁学院的里士满讲坛发表了一个言辞激烈的演讲。在利维斯看来，斯诺对在文学、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无知使他没有资格以一个权威人士的口吻来谈文化。他将“两种文化”称之为“伪命题”，坚定只有“一种文化”即一个民族经由语言集体创造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其中包含科学文化，但利维斯将文学视作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集合，给予最高范式的地位。
从利维斯事件当中，不难看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斯诺在书中针对利维斯事件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阐释。虽然这场“伪命题”之争以斯诺的成功告终，但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斯诺的观点，斯诺命题的提出给当时英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其主要意图是呼吁大众对科学文化的关注，提高当时自然科学文化代表的社会地位。斯诺的成功得益于时代的洪流走向，长期处于社会地位较低状态的自然科学代表自然群起支持斯诺的观点。但客观而言将“两种文化”概念化从某种程度而言即是将文化彻底的分裂看待。这里引用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观点或许从中可以得到启示，“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人文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罢，都属于同根同枝，一旦分离，两者的成长都将被抑制。
在斯诺命题之后，论战一直在持续，弥漫了整个西方世界，成为全球性的热议话题。在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将一篇故意制造常识性科学错误的“钓鱼论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向左派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投稿，结果审稿编辑予以收稿。随后他公开揭露这篇诈文，这无疑向大众展示了对科学一窍不通的人文学者。索卡尔事件掀起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科学和人文的大论战。
03
两种文化——敲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的警钟
2021年5月，《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论文引发热议。该文提到，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此观点被认为是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歧视，也是“文科（生）无用论”的“卷土重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也面临着过去西方世界面临的难题并采取了积极措施。
（一）?交叉学科兴起，促进科学趋向整合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从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已由过去的“自下而上、项目主导、科教分离”模式，逐步发展为目前的“注重顶层设计、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科教结合、教研一体”的发展模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规划整合，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然需求。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学科建设及科学研究发展的热点和必然趋势，多学科交叉融合比单一学科建设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学科在进一步分化的同时，已走上了高度融合的道路，只有交叉融合多种学科资源，打破原有的学科瓶颈，还原科学技术以整体化，才能使学科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2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正式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将其作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对于我国有效培养复合型人才、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理分科取缔，科学人文走向融合
日前，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份公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加上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进行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以及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4个试点省市启动改革，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此次8个省份改革方案明确：自2021年起，普通高考考生文化课总成绩将由“3+1+2”组成。“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考；“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选考科目从改革前的2种组合，到试点省份的20种组合，再到现在的12种组合，最大的变化在于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理分科。
“3+1+2”方案与此前“3+3”方案在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突出了物理、历史两个科目在高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在选择的维度上，既要保证个体选择的自主空间，又要顾及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局部上的刚性限制，更要体现国家整体需求和长远利益。这一改革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文理分科的弊端，可以让学生实现文理混搭选课，扩大学生选择权的同时促进学生文科和理科思维能力的碰撞与融合，从而激发创新思维，促进学生全方面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为学生在大学阶段提供了更多选择，为以后的人生创造更多方向。
（三）?通识教育实施，培养模式看向创新
通识教育是防止学生偏科的重要方式。中国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偏科、专业过窄的情况比较严重，在中学打基础时就分文科、理科，进入大学又产生较严重的文理分家。而通识教育则规定学生必须跨专业、跨学科选课，禁止选那些与本专业相重复或相关相近的课程，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学生课程结构的合理性，从而也就能使学生知识结构趋于合理。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到中山大学，国内几所名校都在一路探索通识教育的实践模式，有的大学甚至已经从最初的通识教育1.0版升级到了目前的3.0版。
在同济版的通识教育中，通过优中选优，遴选一批带有“同济烙印”的基础专业课，组成了通识教育的主课程。同济的通识教育课程将这些“金课”打包，供学生自由选择，形成宽口径、跨专业、高质量的基本面。在课程构架部分，新生院还进一步对通识课程做了分层分级：部分校级精品课程供学生必选，部分校级优质课程和其他一些基础专业课程供学生选修。同时，同济新生院推出了与通识教育改革相配套的人才培养改革举措：2019级新生之前全部按照大类招生，入学后没有专业身份，将在由10个特色试验班组成的八大学堂，接受大类培养。在该制度设计背后，蕴藏着学校对人才培养的新思考。
从跨大类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到已经启动的新工科改革，这一系列改革的推进，都需要从打破学科壁垒开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将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面对这场挑战，大学首先要放弃传统的专业教育的思维惯性。只有探索突破囿于专业培养的思维定势，模糊学科、专业之间的界限，打造宽口径、重交叉、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学方能培养出更多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
04
对两种文化的反思
在两种文化的激烈争论下，各学者包括斯诺提出了未来教育文化的走向即第三种文化。中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西方学者布罗克曼提出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文化向人文领地的“入侵”，是科学家直接向人文学者“争夺”公众话语权；斯诺提出“这种文化将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人文学者会主动地与科学家沟通”；我国学者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提出第三种文化将会是两种文化的和解，他认为科学文化即是科学的传媒化，是中国当代科学传播的新鲜力量。
笔者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两种文化”：过去的专科分科教育导致了文理科的相互无知，并且在科学主义日盛、人文式微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两种文化朝着不均衡的方向发展、分离。笔者相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深入，提倡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两种文化融合理解，将会提上日程。
参考文献
[1][英]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曹莉.“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回顾与思辨[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第40卷(6): 49-58
[3]单麒蓉.斯诺的两种文化观：兼论两种文化的融合[D].湘潭大学,2011
[4]吴国盛.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
https://www.sohu.com/a/242850146_472886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8月1日第2版
[5]?同济大学“大动作”迎新：金课打包，通识教育全面上线，确保每一门课都让学生有获得感
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908/24/285250.html
拓展阅读
作者 |?阮文洁、陈思超，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编辑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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