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为何说元代人口与户籍是考察税收的重要维度？

　　历史思考：为何说元代人口与户籍是考察税收的重要维度？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相比宋代居民分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蒙元统治者并未建立专门对应于城市居民的“户计”类别。元代的户计划分主要以民族、职业等身份特征与社会职能为依据，并不因百姓居住于城市或乡村而著籍不同。

　　然而，城市经济在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集聚特性又使城市人口构成与乡村大不相同，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非农业人口占主要地位。

　　虽然古代中国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轻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然而在蒙元时代，无论是从户籍还是从赋税上看，都存在政府对人户控制的强化。可谓历史发展出现的一种波动现象。

　　

　　元代赋税制度与人户的联结比较密切，这是元代税收的一大特征，而元代城市人口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元代城市税收的复杂性。因而考察元代的税收，离不开对城市人口与户籍的关注。

　　本文将聚焦元代城市人口在管理与赋税负担上的相关问题，进而对元代城市税收形成进一步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元代城市人口的考察范围并不仅仅局限居住在城里的城市居民，那些对城市日常运作产生影响的，在城市空间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人户，皆会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中。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研究古代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亦是探究城市税收于国家赋税中地位与作用的突破口。

　　从大蒙古国至元朝，蒙元统治者组织推进的大规模的户籍清理工作计有四次，这给研究元代人口变动带来了不小难度，更不容易得出城市人口的具体数目，但通过比对元代相关管理制度，参考地方志记载等，依然能够形成对元代城市人口基本情况的认识。

　　

　　这些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城市人口对城市税收的影响，是研究城市税收必不可少的一环。

　　从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至1368年元朝统治结束，蒙元统治者一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户籍清理工作。人口统计和户籍整理是政府掌握清楚国家赋役人口的主要方式，也是蒙元统治者建立及调整赋税制度的依据。

　　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蒙古政权在灭亡金朝后，在原金朝统治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户籍清理。史载“七年乙未（1235年），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这里可见整理出的原金朝统治区的户数为87万户。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政权人口统计数据一共有三组。

　　

　　第一组是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八月，“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可知蒙古统治者在灭亡金朝前，就已着手统计新占领统治区的人户数量了，数目为户73万余。

　　第二组即灭今后乙未年“籍民”统计而来的87万户。第三组数据来自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这里的户数为110万。三组数据的变化反映出窝阔台统治时期政府掌握的赋役人口的变动。

　　吴松弟教授在《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中指出，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所言的73万户，可能仅仅是蒙古在金朝占领区统计的金朝户籍数据，或由各地官员自行申报的数目，至于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统计出的87万户，则是已完成户口调查区域的户数，而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的110余万户，则是户口调查结束获得的户口总数。

　　也就是说，蒙古统治者真正大规模统计辖境的赋役人口是从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开始的，文献记载中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的“得续户”并非新统计出110余万户，而是接续乙未年开始的括户行动，最终完成户籍清理后确定的赋役户数。

　　

　　蒙哥汗二年（1252年），“是岁，籍汉地民户”，大蒙古国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户籍清理，与前述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的户数相比，这次统计的户数又有了增加，“宪宗二年壬子（1252年），又籍之，增户二十余万。”

　　二者相加，蒙哥汗在位时期汉地的赋役人户应有130-140万户。忽必烈统治时期，自中统二年（1261年）至至元十二年（1275年），每年皆有户数统计见于正史记载中，这也是蒙元政权人口统计数据相对集中的时期。

　　其中，中统二年（1261年）至至元六年（1269年）户数平稳增长，至元七年（1270年），户数跃升为“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九”，较前一年增加25万余户。户数的增加源于至元七年（1270年）蒙古政权第三次大规模的户籍清理。

　　对于这次户口整理，《元史·地理志》记载：“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籍之，又增三十余万。”

　　

　　若按地理志前述累加方法算，则在壬子年（1252年）整理户籍增户至130-140万户的基础上，至元七年（1270年）再次整理又增加到160-170万户。这就与本纪中至元七年（1270年）天下户数1929449的记载相异。

　　经由户籍清理，国家掌握赋役人户有所增加，这是括户带来最显著的变化。具体到数值的巨大差异，则会因统计方法不同留给今人疑问。

　　研究指出，大蒙古国至元七年（1270年）以前各年的户数，极有可能是地方官以加减法的方式，在原人户基数上获得的，而基层往往未如实申报。蒙元统治者第四次大规模户籍整理发生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

　　于是南北之户总书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同一历史时期可供与之对照的户数来自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记载。

　　

　　当年，“户部上天下户数，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八，”宣政院上“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到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户一千四百万二千七百六十”。邱树森、王颋教授研究指出，至元三十年（1293年）所载户数及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总口数，是目前所见元代户、口记载的最高数字，而元代实际户口数比官方统计的多，研究估计元代实际人口数的最高年份在大德末或至正初，估得一千九百八十万户，接近九千万口。

　　

　　至元之后，元代少有全国性的人户统计数据，因而各家学者只能参照元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估计出当时合理的人口实际增长率，并在此基础上估算元代人口的峰值。

　　吴松弟教授认为元代人口峰值出现在至正初年，约1800万户，9000万人。在元代统计人户的记载中，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这是目前所见记载元代全国性户口时间最晚的一个统计数字。

　　“钱粮户数”无疑指的是赋税人口，而根据学者对元代人口统计口径的研究，这个数字应该要小于当时全国的实际户数。通过对大蒙古国至元朝四次大规模户籍整理及相关数据的简要梳理，可知元代城市税收研究建立在一个复杂的人口参照基础上。

　　

　　一方面，元代人户构成相当之复杂，而元代人身控制强化的特点又决定了赋税研究需结合人户，另一方面，在不同统计标准与方法下，同一时期历史记载人户数目不一，至元后又无连贯性的全国人户数目等特点，这给当代研究带来诸多讨论的空间和余地。

　　当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古代王朝人口统计不全面、多口径、多变化的特点，提示人口研究需注意官方掌握的户口数量和实际户口数目加以区分。

　　总的来说，城市人口是涵盖在总人口中的，然元代人户统计与记述并未专门区分城乡，考虑到城市税收研究无法脱离城市人口，因而需在元代人户统计的基础上，利用现有资料并参考当代研究，对城市人口进行估计与考量，才能对元代城市税收有进一步的认识。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