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优化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

  

  摘要:研究生是高水平科技人才“蓄水池”,是最富活力的创新创造人才资源,其培养布局和培养质量将深刻影响我国未来科技人才队伍水平。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存在缺乏灵活性、无法与国家战略相适应并动态调整等问题。以应对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为导向,提出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优化思路和举措建议:优化重点领域布局、实现从“国家任务”到“院校所有”转变、推动渐进式管理改革、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创新交叉培养、完善多主体参与机制、发挥科技基础设施资源支撑作用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1]。立足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完善人才高质量自主培养机制,有效应对中美科技博弈下全球人才流动阻隔、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拔尖创新人才队伍不足等严峻挑战,是高等教育系统亟待破解的关键难题。其中,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体系金字塔的塔尖,是建设人才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依托。从整体上看,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深层有效互动仍显不足,需要在教育理念、培养布局、管理体制等方面加速系统性变革,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优化的必要性

  紧密结合科技创新前沿和国家需求布局研究生教育事业,是世界科技强国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的普遍经验。纵观我国研究生教育70多年以来发展历程,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整体规模和质量上滞后于科技创新事业的快速发展[2]。其中,招生规模、名额配置、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固化与科技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完全相适应,在培养质量上也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

  1、培养规模增长趋缓,滞后于科研任务快速增加

  科技经费投入变化趋势是科技创新活动规模或科研任务量的重要表征。近年来,显著扩大的研究生教育规模有效缓解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短缺,但高层次人才的总体规模质量仍显著滞后于科技创新“需求侧”。历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R&D)经费投入从2010年的7062.6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2143.6亿元,十年间增长约213.5%,而同期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从4.9万人增长至6.26万人,增幅仅有27.8%,使得全社会科技创新事业呈现出“经费多、用人少”的特殊现象[3]。再以工程教育培养结构为例,相较于逐渐强化本硕层次发展并呈现“去金字塔化”趋势的德国、俄罗斯,我国在专—本—硕—博金字塔结构中的培养层次重心低[4],大量增加的科技活动无法得到相应的科技人力资源匹配,可能带来创新质量和整体效能的下降。

  2、招生结构偏刚性,难以适配科研布局新变化

  按照科研活动规模、属性、布局等“需求侧”因素,灵活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现有研究生培养结构整体计划属性较为明显,较之紧跟国家重大战略及时调整科技资源投入(以科技计划为代表),“配置式”研究生招生迟滞于外部社会需求变化,甚至还存在对低培养成本类别的偏好以及非前沿热点工程技术领域的漠视,这已然成为制约研究生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重要症结[5]。这背后有学位目录管理的制约作祟,而多数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只是起到统计和规范作用[6]。同时,新型研发机构、领军型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人才培养活动仍须依托于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教学单位开展,既无招生自主权,也缺乏系统性制度安排,难以把优质创新资源有效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某种程度上也造成对潜在优质人才培养资源的浪费。

  3、学科专业设置偏固化,难以顺应科技前沿发展趋势

  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学科和专业的设置权力主要集中在培养单位。虽然利益相关的其他组织会对院校人才培养活动施加一定影响,但培养单位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灵活调整学科及专业设置。相较而言,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学位授予有严格的审查环节,学科专业体系的稳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招生单位难以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特点设置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结构不能顺应瞬息万变的科技创新态势,这也带来人才培养规格和范式的趋同。在院校内部,按照二级学科招生的情况并不鲜见,而那些覆盖面较广的一级学科内部培养体系呈现更为严重的“细碎化”。这源于纵向规制的学科专业体系,附着了来自政府的经费支持、学位授予权、编制岗位等资源配置的制约。

  4、培养质量整体偏低,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

  近年来,虽然我国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博士生规模相对稳定),但培养质量一直饱受诟病,从事原创性研究、拓展科技前沿的导师和学生匮乏。在中美科技脱钩风险加大背景下,我国关键科技领域正展开艰难的防守战、攻坚战,现有模式无法满足当代职场的知识复合型要求、产业一线实践动手能力要求,面向高、精、尖、缺领域的研发人才严重短缺。这其中,有“五唯”风气间接造成的培养过程虚化和简单化,也有企业、研究院所、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不够,研究生入学机会吸引力降低等因素。打造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破解尖子人才和领军人才储备不足、创新团队积累薄弱等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新形势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优化思路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持续强化国家科技创新动员能力,强调坚持“四个面向”,推动科技创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应突出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深度嵌入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培育未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倡导适应科研范式变革的教育理念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现代科学范式已经从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走向数据密集型科学,科学传播形式逐渐转变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开放式传播,全球科技发展进入转型期。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具备开放获取、开放数据等特征的开放科学,正成为科学发现、知识传播、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高地[7]。目前,我国科技、教育界对开放科学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治理体系不完善、推动实施的平台抓手欠缺等问题。作为最贴近科技创新前沿的教育形态,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发展应当主动适应科研范式的变革趋势,探索更加符合开放科学条件下科技创新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科技治理规律的人才培养理念、模式与机制。

  2、优化重点领域人才培养布局

  加快重点领域理、工、农、医等高精尖紧缺人才培养,是支撑我国创新能力跃迁的根本和关键。近年来,很多政策比较明确地点出“重点领域”范围。2020年2月28日,教育部提出“研究生计划增量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2021年2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261号)明确指出:

  针对重点领域阶段性发展需求,研究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储能技术、量子科技、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生物技术、医学攻关、数字经济、生物育种等相关学科专业纳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学科专业清单。

  所以,“重点领域”范围明确,关键是如何把“领域”与现有的学科体系相匹配,在动态管理中推动培养布局调整落地。研究生教育不单满足急需重点领域当前需求,更要在立足一级学科基础上,持续面向科技创新前沿和中长期发展需求、产业发展长远需求,保持培养结构的弹性和适当张力,强化基础性、原创性要求,做好更宏大视野中的“重点领域”人才战略储备。而从长期看,要推行宽口径学科分类体系,使培养体系与需求驱动、问题导向的科技创新衔接更加顺畅,并且在项目、基地等资源配置中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留足空间。

  3、实现“国家任务”到“院校所有”转变

  研究生教育能够直接显著拉升单位劳动产出,并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间接拉升单位劳动产出,助力实现经济更有韧性、更有质量的发展[8]。政府严格规制下,高校培养研究生更多体现为完成“国家任务”,缺乏培养资源的硬约束和长期内基于声誉获取的软约束[9]。因此,在研究生招生的基本名额制不做根本性调整的前提下,主管部门应考虑提高招生规模自主权,转变“存量决定增量”发展模式,建立与经济、社会、国防发展相适应、与创新需求相匹配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其内在逻辑是强化研究生招生的“院校所有”属性,进而强化培养过程的自我负责机制。稳妥起见,可以选择若干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自主权改革试点,允许其根据自身培养能力、社会实际需要、科研任务情况等确定招生规模和类别结构,建立院校自我提升培养质量的内在动力机制。

  4、推动渐进式管理制度改革

  研究生管理制度特别是评价与质量监督制度,是确保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防线”。符合国情实际的改革应是渐进调适型。

  第一,要明确改革的正确方向与价值导向,坚持破“五唯”与立新标并举,探索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的改革路径。具体而言,要完善以学科评估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弱化短期式监督考察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在研究生多主体协同培养体制、实践导向培养模式、应用性导向培养标准等方面做出实质性转变,积极探索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的体制机制。

  第二,需要建立“非自然淘汰机制”,强化培养过程中的多重底线约束。一方面,要督促培养单位建立严格的评审专家遴选机制和评审流程设计,真正发挥资格考试、学术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的考核筛选作用。另一方面,是要对各节点未达到培养要求的研究生及其导师提出改进要求,严格清退未完成相应节点要求、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生。

  三、持续优化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的举措建议

  1、打造高水平开放型培养平台

  高水平开放型科研平台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依托[10]。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持续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研究生培养平台,在此基础上落实科研赋能教学的要求,把科学实验贯穿在教学和科研中,提高研究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动手能力[11]。具体而言,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国之重器”在承载重大战略需求、组建高水平团队的同时,可以通过科研数据开放共享、科研硬件设施、联合成立导师组等手段,推动平台创新资源与培养过程的全面融合。同时,推动科研优势高校联合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打造产业化学院、未来技术学院、新兴研发机构等载体,实现重点领域研发活动与人才培养的协同推进。

  2、创新交叉学科培养方式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大规模、有组织、有序的多学科交叉人才驱动,而依赖学者个人兴趣与单一学科创设的传统研究生培育方式,在面向战略性需求与挑战时显得“有心而力不足”[12]。有学者指出,基于学科立场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必须向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机制转变[13]。不少高校在研究生交叉培养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纷纷依托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实施宽领域交叉人才培养计划等。

  然而,整体上高校研究生学科交叉培养仍处于结合自身实际进行自由探索的阶段,尤其是要依赖高度密集的资源投入,尚未形成具有高共识度和可推广的培养模式。因此,未来研究生培养可以通过设置学科交叉科研或人才培养的实体机构、设立学科交叉科技攻关及人才培养项目等多种形式,在同产业、科研院所合作中对接研究需求,在定向交叉培育人才方面着力布局优化,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

  3、完善多主体参与机制

  多主体参与不仅提供培养资源(包括资金、平台、信息、师资),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为研究生培养提供多元思想和更宽泛的场景,从而提升培养质量,如领军型企业立足于行业前沿的信息、项目、产业化渠道,科研院所的创新团队、仪器设施、学术网络以及不同主体从事研发活动的任务实施过程,对于研究生成长为拔尖人才意义重大。因此,国家应为多主体协同参与研究生培养过程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促进培养资源流动,更好地实现培养过程的实践性、高水平和需求导向。

  例如:由于跨学科知识结构、任务导向研发经历、创业型企业家能力等较为欠缺,高校当前师资队伍难以支撑急需紧缺领域的研究生培养。而研发型企业、研究院所、社会组织等蕴藏着大量的潜在师资资源,如何挖掘和利用是关键。政府应加大对高校打造产学研协同的研究生培养基地的支持力度,推动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机制,将校外潜在师资吸引到导师组、学位委员会、教指委等工作机制中,实现资源充分利用及融通。

  4、发挥科技基础设施资源支撑作用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作为长期为高水平研究活动提供服务、面向社会共享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系统,会聚多主体投入、多学科资源、多团队力量,既是科技创新体系的底层依托和基本条件,也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资源支撑,开放共享政策应突出面向研究生培养。要充分调动科技基础设施中的资源优势,发挥高校优势科研基础与大科学项目的互补作用,以开放课题、联合研发、技术服务、实践教学基地等形式支持全国范围内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的高水平科学研究,灵活运用“双聘”“兼聘”等师资聘用方式,探索将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纳入现有教学科研岗位体系,给予一定的研究生招生方面支持,发挥其“创新孵化器”和“人才交流站”等功能,形成科技基础设施支持研究生学术创新的独特路径方式。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1-09-28)[2022-01-12].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

  [2]王小栋,王战军,蔺跟荣.中国研究生教育70年发展历程、路径与成效[J].中国高教研究,2019(10):33-40.

  [3]国家统计局.历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2022-04-19].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dpcgb/qgkjjftrtj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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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苏俊宏,徐均琪,吴慎将,等.科研赋能教学模式下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2):36-39.

  [12]黄宝印,黄海军.加快发展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战略意义的认识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20(4):37-43.

  [13]田贤鹏,李翠翠,袁晶.从学科立场到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机制变革[J].高教探索,2021(3):52-59.

  作者:吴善超1、万灿2、吴伟2

  1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2 浙江大学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大创新需求牵引学科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与治理研究”(72274172)

  本文原载于《北京教育》(高教)202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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