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明：张元济与《四部丛刊》的故事
张元济，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本文从什么启发了张元济做《四部丛刊》，谁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四部丛刊》进展中的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讲述张元济与《四部丛刊》的故事。
一、张元济的成长经历
清末庶吉士的实业家之路
张元济出生在一个诗书之家。张元济原籍浙江海盐。（《浙江藏书史》下册719页，顾志兴著作，杭州出版社。）张元济出身藏书世家，其“涉园”沿自明末十世祖张奇龄斋名。九世祖张惟赤(字君常，号螺浮)是清顺治朝进士，继承父志将涉园辟建于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开始着意搜藏图书，绵延数代，至乾嘉之际元济六世祖张宗松(字楚艮，号青在，监生)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巅峰。至张元济一代，只继承了“涉园”之名，却无之实。
张元济光绪壬辰（1892）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受戊戌变法影响，张元济被革职离开翰林院。在李鸿章的介绍下，入盛宣怀主办的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总校。南洋公学是后来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其间，张元济结识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夏瑞芳。夏瑞芳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那时，商务印书馆还是一个规模尚小的印书作坊。张元济毅然决然离开南洋公学而投身印刷实业，是受时事的影响。义和团事变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对张元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第一个原因是民智未开，面对西方文明的崛起与冲击，既有东方的知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第二个原因，从高层开展的变法失败，让张元济对依靠宏观环境进行改变产生质疑。第三，南洋公学面向的是少之又少的人群，而且教育体系也已经落后。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他要走一条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启民智之路。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就开始与好友，同科进士蔡元培着手编写新式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在当时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04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最新教科书》一经出版，未及两周，售出五千余册，不到数月，行销十余万册。到1907年夏，这套教科书已出版初等小学堂用教科书十六种五十四册，高等小学堂教科书十九种四十一册，中学堂用教科书四十种五十四册。期间，翻译家严复、林纾、伍光建和蔡元培的译著先后在该馆出版，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先锋的出版地位。
1914年夏瑞芳因支持“驱逐讨袁军司令部”被不明刺客杀害。1916年，张元济任经理。
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张元济积极的笼络了一批人才，实际合作与接触的包括王云五、胡适等人。王云五是四角号码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后来上海金融券的始作俑者。1919年，商务印书馆邀请胡适加盟。胡适推荐了王云五。王云五后于1930年担任总经理，直到1946年才辞去总经理一职。王云五后从政，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四库全书》、《古逸丛书》与皕宋楼
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张元济组织了《四部丛刊》的影印工程。这之前发生过三件事，其中有两套书的出版和一个藏书楼的出售海外。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 ），36000余册，约八亿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稿完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全部完成。（《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 高国抗主管，129页）但同时，因为是“寓禁于征”，所以整套丛书不过是满清王朝暗杀中国著作、推行愚民政策的集大成。近代学者任松如讦之曰：“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残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193页）《四库全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各地的收书、选书、不收录、改、删、销毁等。各地官员摊派向地方藏书楼藏书家进行征收。涉及到不符合满清利益的图书要么销毁、要么篡改、要么删减，《四库全书》是一场藏书界的灾难。
光绪六年(1880年)，杨守敬应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之邀，赴日任使馆参赞，及至东京，何如璋它调，后黎庶昌接替。在此期间，得阅日本江户时期著名学者森立之、涩江全善等所撰的目录学著作《经藉访古志》，从而知道我国散逸日本经籍之大概，愤而决意不惜重金搜求。这时候的诸多古籍在国内已经散失。黎庶昌以钦差大臣身份，入皇室秘阁搜尽吾国散逸经籍借阅；随员杨守敬，则日日物色于坊市，收获亦丰。最后选定二十六种，凡二百卷，名曰《古逸丛书》，嘱杨守敬专责监刻；日本雕工以木嘉平刻工最精，遂选之。黎庶昌耗三年薪俸积余，举银一万八千两，督印百部，悉运还国。《古逸丛书》的命名中，古为古籍，逸的意思是海内散失，海外得收的意思。
清末的四大藏书家中（皕宋楼与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是有特殊意义的。陆心源的藏书多续藏（从前一位藏书家延续收藏）自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其中大部分为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清长洲，今苏州人）艺芸书舍所收乾嘉时苏州黄丕烈（黄蕘圃，苏州著名藏书家）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等四大家之旧藏。陆心源嗜书如命，死后产业分别传给几个子嗣。陆树藩继承了藏书楼。陆树藩因经商失败，在一九零七年将其家中最精华的大部分藏书售予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消息传出，国内学子及藏书界极为感慨和震动，全国学术界为之震惊。著作《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称“皕宋楼事件”，静嘉堂文库则因之成为国际汉学重镇。该文库共有十八种古籍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而陆心源之宋元版藏书就占十六部之多，由此可见皕宋楼藏书的文献价值。
陆心源在世时，张元济曾两次亲到湖州访陆，欲观“皕宋楼”藏书，都被托辞拒绝。皕宋楼在出售前，张元济曾经进行斡旋，一方面找当时的文官，希望能收为京师图书馆国有。未遂。一方面与陆树藩讨价还价，也因陆树藩要价1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拿不出10万，提出先出5万，再进行偿还，或者，先购买部分书籍。也未遂。再见这一批书，已经是数年后在日本东京了。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藏书界的援手
据《张元济全集》《张元济书札》及《四部丛刊》目录记载，当时的藏书界对于《四部丛刊》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四部丛刊》不同于《古逸丛书》的影刻（黎庶昌、杨守敬聘请日本刻工名家木村嘉平进行影刻，甚至底本的刻工都一一刻记），采用的是影印的技术。
藏书界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晋代杜预告诫子辈藏书“勿复以借人”。唐人杜暹在其所藏之书皆钤“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之印，希望子孙善守先人手泽，勿借勿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明代吕坤传言后人“吕氏典籍，……不许损失借卖，违者茔祠除名”。明代藏书家范钦为其天一阁藏书楼立一禁牌，上书“擅将书借出者，罚与不祭三年”。明人钱毂有藏书印咒曰：“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明人陆容则干脆说，借书不还，是盗贼之行。清代藏书家钱大昕甚至诅咒，“有借不还遭神诛”。明代藏书家虞守愚在其藏书楼门榜挂上“楼不迎客，书不借人”的条幅。清光绪年间广雅书院山长梁鼎芬撰《丰湖藏书四约》怒斥“借书而不还，谓之无耻！”清初藏书家曹溶在其《古书流通约》中则更直白：“书即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特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也。”
就是因为这些承继许久的规则，诸多的珍贵古籍无法面世。张元济影印古籍的行为也被当时的部分藏书界不接受。
其中起到巨大支持的部分藏书界人士有缪筱珊、沈曾植、刘承干、叶德辉、张謇、陶湘、郑孝胥、傅增湘、孙毓修等。
缪荃孙（1844.9.20 —1919.12.22），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申港镇缪家村人。国立京师图书馆创始人。江南图书馆创始人。
沈曾植（1850年—1922年），学者、诗人、书法家，浙江嘉兴人，望族，沈昌（1270-1368）后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刘承干是嘉业堂主人。
交通银行四个字是郑孝胥书写。
张謇是状元出身，后转实业。
叶德辉是长沙藏书家，作有《书林清话》等。
受惠于诸多藏书界人士的支持，《四部丛刊》终于面世。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另，四编书目已列，未在张元济在世时面世。
二、张元济与《四部丛刊》的影响
启民智与基础教育、普及教育
张元济出身进士，与蔡元培是“六同”(同年、同乡、同科等)好友。他们都走上了相近的路—教育。不同的是蔡元培是做了大学。而张元济成为了出版印刷届的巨擘。
张元济的商业能力是极高明的。张元济是一位商人，有成功的运营。将商务印书馆打造成中国近现代集出版、印刷、发行的重要机构。即便内战以后，香港和台湾也分别有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当然归属上是没有关系的。
张元济对人才的识用也是高明的。大概这不算是经营范围的。张元济的人格魅力也是有巨大的吸引力。
以出版印刷实业在进行基础教育、普及教育的意义巨大。这使得当时的启蒙儿童除了古典的启蒙读物以外，有了价格低廉，品质高的启蒙教材。教材作为启蒙教育的工具，从实施上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当时的教育并没有像现今的义务教育，也没有统一安排的教材。更多的学堂或者私塾用的要么是古典的启蒙读物，要么就是老先生的私藏。新教材为启蒙者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这些读物获得了教书先生和学堂学生的青睐。从竞争上，后来中华书局的介入中小学教材就足以证明。商务印书馆从1904年开始出版小学教材。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后来《四部丛刊》出版以后，中华书局也另辟蹊径出版了聚珍仿宋版的《四部备要》。
追溯真相
《容斋随笔》，洪迈，字景卢，别号野处，又号容斋，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徽宗宣和 五年（1123）生。宋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考据学家。《容斋随笔》对史实的记录——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洪迈生活在宋金对峙的时代，他所选录的史料，多为第一手资料，多采自 当事人亲自记录，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如《三笔》卷三“北狄俘虏之苦”条：“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 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 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 视如草芥。先公在英州，为摄守蔡寓言之，蔡书于《甲戌日记》，后其子大器录 以相示，此《松漠记闻》所遗也。”叙述了汉人俘虏受到金人惨无人道的虐待。又如《三笔》卷五“北虏诛宗王”条记录了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两次血腥残杀。《五笔》卷六“李彦仙守陕”条详细记载了李彦仙孤军抗金作战最后壮烈牺牲 的事迹。关于金统治区的情况，由于金采取严密的封锁政策，南宋人知道的很少，洪迈的记载价值甚高。
《容斋随笔》宋刊本中的《北狄俘虏之苦》在《四库全书》被删。
《四部丛刊》续编收录《容斋随笔》宋刊本配北平图书馆藏宋刊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弘治中活字印本。
清顺治年间，浙江湖州南浔庄氏，写一本《明史》，被朝廷发现，结果全家男人几乎全被杀，作者父亲还被剐刑，女的全充入官府做奴役。海宁查继佐，曾被庄氏邀请写了明代几个人物传，也被抓入监狱，险被处死，幸亏朝廷有人相救。出狱后，他表面上看破红尘，假装好色，暗地里继续写《明史》，历经二十九年的辛勤劳作，终于把这本书完成了，取名为《罪惟录》。查继佐把写好的书放在自家的墙中夹缝中，三百多年后，清朝灭亡，查家在修理自家的旧墙之时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才得以传世。《罪惟录》又称《明书》，与《明史》比对阅读，其乐无穷吧。
《罪惟录》收录在《四部丛刊》三编。
《四部丛刊》使得以往深藏大院的古籍得以面世，让更多的读者得以一览真相。影印技术使得古籍的传真还原度上做到相对较好。
张元济为了使得《四部丛刊》的效果上佳，在选本、翻印、注、印刷、发行都花费了巨大心思。当然，《四部丛刊》传世也能把张元济的心血传播。
《四部丛刊》不仅是学术意义，更有文献意义、版本学的重要价值。毕竟，版本重早。
绑架事件与涵芬楼之殇
据张元济其子的回忆录，1927年10月17日夜晚，张元济在上海法租界极司非尔路40号的自己家被绑架。1927年10月19号，也就是张元济被绑架的第三天，他在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高梦旦来到张家，说他收到一封绑匪发来的信。张夫人许子宜因为担惊受怕，神经已经极度衰弱，当神情呆滞的她见到高梦旦拿着信的手上，有一枚深色纽扣时，突然双目放光，激动起来，她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出事那天张元济衣服上的纽扣。她熟悉丈夫的字迹了，一眼就认出来这确实是丈夫亲笔所写，张家人顿时看到了希望。张家终于收到了张元济的亲笔信，可面对20万银元的巨额赎金，张家人却一筹莫展。这20万还不是最初的绑架赎金额。
张元济在与绑匪交涉中，经过几轮的谈判，最终，张元济被安全送回来，绑匪也拿到了一部分赎金。有惊无险。也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奇案。
张元济在做《四部丛刊》之前，还创设了涵芬楼。专门收藏古籍。1909年，古籍藏书正式以涵芬楼命名。此图书馆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而成为中国最大图书馆，无奈1932年连同印刷厂、编译所、尚志小学，统统毁于日军炮火之下。
1932年一二八日军入侵上海，轰炸、炮击闸北时，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首当其冲，惨遭毁 损。1月29日上午8时，下午3时及1月30日，日军飞机连续3次轰炸商务印书馆，总馆被毁。在1月29日轰炸中，因火势冲过马路，波及东方图书馆，但毁损甚小。2月1日上午8时许，东方图书馆突发大火，系日本浪人纵火所致。直至傍晚，造型新颖，时为闸北最高的5层大厦焚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全部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均化为灰尘。
其时，印刷厂的铅字融化，将下水道堵塞，冷却后，惨状不忍目睹。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那一年，张元济已退休，66岁。事后，为挺同事士气，坚持回商务印书馆上班。
传承、归整和肃正
1959年8月14日晚8时，张元济逝世，享年93岁。
张元济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不仅于《四部丛刊》，还有《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都是大工程。这些整理的工作为古籍的传承、归整和肃正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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