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徐艳英，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代文学派别，文经学派，西汉经学。
在西汉经学中立为官学的是今文经学派，这个学派强调所谓家法，他们内部尽管也存在学术观点的分歧，但他们对待当时尚未立为官学的古文经学派的敌视态度却颇为一致，因此，在他们汇编和传习的《记》中，是不会撰人古文经记的，戴德、戴圣都是今文《礼》学大师，可是从东汉后期流传至今的所谓《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就撰有古文经记。我们认为洪业、王文锦先生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
至于小戴删大戴之说，则是陈邵以来的妄说。首先，无论是《大戴记》还是《小戴记》，或是那些已经亡佚的各种《记》，都是对《仪礼》经文的解释、补充和发挥，这些《记》的作者、加工整理者或选编者，对《仪礼》中的一些问题产生相同或相异的看法，乃属正常现象，如大、小戴《记》中就出现有一些内容大体相同的篇章:《大戴记》的《曾子大孝》与《小戴记》的《祭义》;《大戴记》的《礼察》与《小戴记》的《经解》;《大戴记》的《哀公问于孔子》与《小戴记》的《哀公问》;《大戴记》的《朝事》与《小戴记》的《聘义》;《大戴记》的《本命》与《小戴记》的《丧服四制》等，内容都大体相同，我们不能据此说小戴刹大戴，或大戴删小戴，况且二戴《记》中的大多数篇章内容是不同的。
其次，有人据《汉书·儒林传》服皮《注》曾引《大戴记·曲礼》、《诗经·捺有梅》和《七月》的《疏》曾引《大戴记·文王世子》、《太平御览》五二九所引《五经异义》中有“大戴《礼器》云”的句子，而《曲礼》、《文王世子》、《礼器》也都是《小戴记》中的篇名，因此便以为《大戴记》所亡佚的篇章，就是《小戴记》所删取的。我们认为这样的举证并不十分有力，因为我们也可以举出许多《大戴记》所亡佚的但都不是《小戴记》的篇章来，如《曲礼正义》、《诗经·汾沮枷正义》、《灵台正义》、《北堂书钞》卷九三，《仪礼少牢馈食礼郑注》及《贾疏》中所引《大戴记》已亡佚的《王度》、《辨名记》、《政穆》、《谧法》、《掩太庙礼》等篇章就是如此。因此，说《小戴记》系删《大戴记》而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今传《礼记》49篇，近10万字，内容庞杂，编次凌乱，也没有什么体例可言，为此，古代一些学者曾对《礼记》的篇目作过分类韩国剧，如刘向《别录》曾将之分为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乐记、丧服、世子法、祭祀、子法、吉礼、吉事等10类。《见《礼记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此外，郑玄门人孙炎有《礼记类钞》《见王应麟《困学纪闻”、魏徽有《类礼》见《唐书·魏徽传》及《谏录》等。近代梁启超《礼记解题》分五类:
(1)通论礼仪及学术者，即49篇中最有精彩之一部分，为通论礼礼仪或学术之属;
(2)专释《仪礼礼》者;
(3)杂记孔子及弟子时人杂事问答者;
(4)记古代制度礼节，略带考证性质者;
(5)记格言者，如《曲礼》、《少仪》、《儒行》之一部分，为古代格言之记录。
梁启超对《礼记》的分类，较古人更为得当。以后的学者，一般都在梁氏的基础上进行再分类。但是这种按篇分类的方法对《礼记》来说，是不够科学的，因为《礼记》各篇，并非都专言一事，如果按篇分类，很难切合各摘实际，所以当代学者对《礼记》的分类日趋繁细，亦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认为《礼记》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射义》、《聘义》、《丧服四制》、《祭义》等。
二是记述各种制度礼节及相关之事的，其中《植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等杂记丧服丧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投壶》等记述各种礼制，《曲礼》、《内则》、《少仪》记述日常生活中各种礼节和守则，这部分与《仪礼》有间接关系，也是读《仪礼》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是记述儒家言论的，其中《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伟居》、《坊记》、《表记》、《绷衣》、《儒行》为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礼运》、《学记》、《乐记》、《经解》、《大学》、《中庸》为比较完整的儒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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