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四川两县2年内14名学生被强奸，校方为“荣誉”瞒案不报
发生在四川省达县、大竹两县的这起校园系列强奸、抢劫案实在骇人听闻：2001年4月至2003年5月的两年间，一个叫杨传山的色魔在月黑风高之夜17次潜入乡村中、小学，强奸11至16岁的女学生14人，猥亵11人，抢劫、盗窃现金600余元，造成1人精神失常、2人轻伤、10余人辍学的严重后果。
比这更令人痛心和吃惊的是，案发时受害者的怯懦软弱、目击者的见死不救以及校方的漠视麻木和瞒案不报……
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杨传山1970年生于达县九岭乡剪刀村一个农民家庭，早年父母双亡，随哥嫂长大。家境的困难使杨传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盲加法盲更兼无父母管教约束使杨传山养成了好逸恶劳、贪财好色、偷鸡摸狗等恶习。后来他到达州市打工当了“棒棒”（挑夫）。
城里的生活很精彩。无心下力干活的杨传山成天背着一根竹棒溜达在达州市的街头巷尾，色迷迷地打量着那些靓丽的城市女人。偶尔挣点钱，他就溜进录像厅看片。看完杨传山便到达州城内的滨河路找那些五元十元一次的暗娼。不几次他就染上了性病。得性病的经历并未使杨传山痛改前非，他反倒铤而走险地在学校女学生身上打起了劫色劫财的主意。
杨传山属于那种“贼心大而贼胆小”的色魔，据他后来交代：一进入作案现场，自己就双腿发软、浑身颤抖，一遇反抗或吼叫就吓得屁滚尿流。一次，他正对一女学生实施侵犯时，同寝室有人起床上厕所，他吓得提起裤子便跑。
根据自己的胆量，杨传山定下了“干得成就干，干不成就逃”的作案原则。在十多起作案中，杨传山一直严守这一“原则”，只要有反抗或呼救，他就立即撒腿逃跑，从未真正向受袭者下过毒手。
令人遗憾的是，在发生的17起校园强奸、抢劫案里、只有5所中学的女学生们用反抗和呼救吓跑了杨传山，其余14名被强奸和11名被猥亵的受害者全都因自己的胆小怯懦而惨遭凌辱。
强暴降临时，反抗或怯懦直接决定着这些乡村女学生们的命运。
2003年1月14日凌晨1点，寒风呼啸，夜色如墨。杨传山潜入某中学女生院，当他用砖头砸初三女生寝室的玻璃时，惊醒了室内窗边的朱红英，她猛地坐起来正要吼叫，杨传山在窗外威胁说：“敢吱声，我进来就捅了你！”朱红英吓得赶紧钻进被窝。杨传山钻进寝室偷朱红英对面下床鲁茵的钱时将其惊醒，鲁茵立即爬起来与杨传山搏斗。抓扯中，借着室外路灯的亮光，鲁茵发现朱红英正恐惧地朝这边张望。
当时，鲁茵多么希望她与自己一起斗歹徒或冲出去报告老师，可朱红英见鲁茵在看自己、马上闭上眼睛装睡觉。鲁茵知道眼下只有自己救自己了。她抓起枕头一阵乱打，吓得杨传山逃出了室外。鲁茵这才感到一阵后怕，同时也为朱红英的袖手旁观气愤不已，蒙住被盖痛哭了起来。
此时，贪色的杨传山再次潜入室内，凭着多次作案的经验，他明白：睡在窗边那个胆小怕事的女学生才是自己可以得手的对象。
于是，他从桌上抓起一把牙刷过去抵住已吓得双泪直流的朱红英，令其脱掉内裤。面对一把误以为是匕首的牙刷，除了无声地哭泣，朱红英只有顺从。于是，又一出悲剧不可避免地在怯懦的女学生身上发生了。
据统计，杨传山用一根小木棍、一个饭叉、一块用纸包着的小竹板、甚至用一张塑料制成的饭票冒充“匕首”，强奸、猥亵的女学生竟达8人！怯懦让受袭者受辱、也折磨着目击者的良知。
某中学初二一班的贾玉娟并不是杨传山2003年3月19日在该校作案时的受害者，但自从同学齐小兰被强奸后，一团挥不去的阴影便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使她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她总觉得齐小兰被强奸与自己有关，是自己毁掉了齐小兰一生的幸福。这种强烈的自责折磨得她不敢回答老师和同学对当晚情况的询问，甚至不敢正视同学们那友善同情的目光，走路总低垂着头，上课也老走神，老师讲的什么她根本听进去。3月19日晚的情景常常定格在她的眼前——
大概是凌晨1点，贾玉娟被窗口的一阵响动惊醒，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根木棒正把窗上的钢条撬弯，接着，一双手伸了进来。贾玉娟吓得一下从床上坐起来问：“谁？”那双手一惊，缩了回去，但一颗脑袋马上从撬弯的钢条处伸进来恶狠狠地说：“敢吱声，我进来就杀了你！”贾玉娟本想喊醒同寝室的同学们一起反抗罪恶的入侵者，但一见窗口那双凶狠的目光，她张开的嘴又恐惧地闭上了。
后来杨传山交代：“其实，那天晚上，那个女学生发现我时，我吓得差点跑了，但见她不敢喊叫，我的胆子一下大了起来。钻进去后，拉断电灯开关绳就开始偷女学生们的钱，那个发现我的女学生仍未吱声，只是呆呆地望着我。偷钱时，我发现一个女学生长得很漂亮，就强奸了她。我干这一切时，开初发现我的那个女学生一直紧张地张望着。当时，我真怕她突然喊叫起来，但直到我干完一切离开时，她都一声不响……”
因为这“一声不响”，贾玉娟的自责才愈来愈沉重。齐小兰被强奸后也没有声张，只是躺在床上默默地流泪，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被辱的事，准备悄悄吞下这个苦果。然而她不知道在离她的床位仅几尺之遥的地方，整个过程的目击人贾玉娟此刻也正在替她难过。
后来，贾玉娟对人说：“我当时被吓得惊呆了，所以一直不敢呼救。事后，见齐小兰一直默默流泪，我本想过去劝她，但又一想，见死不救，我还有什么脸去劝别人？”
当天，贾玉娟发现齐小兰一直目光痴呆，脸色惨白，整天都一言不发。下午，她以家中有事为由向老师请了假。看到齐小兰神情恍惚地走出校门时，贾玉娟本想追上去向其表达愧疚自责，但她又担心那样会给本想隐瞒此事的齐小兰造成更大的伤害，怕齐小兰会骂自己见死不救、怕老师同学从此看不起自己。过了几天，齐小兰一直未回学校，贾玉娟预感她出了什么事。果然，星期五的下午，从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处得知，齐小兰回家的当晚便服毒自杀，幸好被发现得早，送到县医院抢救才脱了险。但她仍成天哭泣、茶饭不思，才几天，人便瘦得变了形。
知道这些后，贾玉娟再也忍不住了，独自躲到学校后的小山上望着县城的方向痛哭了一场。她边哭边呼喊：“小兰，是我害了你呀、如果我当时喊醒同学们，那个坏蛋就不敢向你下手了。如果那个坏蛋强奸你时，我呼救，可能就把他吓跑了，可整个过程我都一声不吭，我是个见死不救的胆小鬼呀！”
杨传山一案中被强奸的14名女学生几乎都是在一群“见死不救”的同学眼皮底下被强暴的。她们由于懦弱而未给同学提供帮助，眼看着同学受害，自责也就在所难免。
一位老师说：这些产生自责的同学现在还小，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愧疚自责的阴影也会随之增长，越来越浓……
这起系列校园强奸案的情况在“保密先进单位”的达县一直被封锁着——并非出于侦破需要，而是害怕“荣誉”受损，被“一票否决”，后来一个偶然的事件，才使案侦有了一些行动。
2002年11月8日下午，在学生放学回家的路上，达县某校原副校长孙某突然将露出身体掏出，让几个二年级女学生观看。小女孩们吓得哭喊着跑回了家。家长闻讯追上孙某，将其扭送到石桥派出所。孙某很自然地成了该县当时已发生的数起校园强奸案的重点嫌疑人。为了获取更多的证据，警方到周边曾发案的中小学发动到周边曾发案的中小学发动举报。此时，某中学一个多月前发生的古兰被强奸案才得以报案。
古兰告诉警方，9月26日凌晨，她被强奸和被抢走50元钱后，老师和学校领导很紧张，叫她“不要报案，以免你的名誉受损失；也暂时不要告诉你父母，免得他们在外地打工不安心。”接着、老师安排学生洗去了古兰被强奸后在内裤和床单上留下的血迹，并反复告诫：“这件事谁也不能讲，讲了会影响我们学校声誉。”办完这一切，学校领导才向派出所作了“昨晚我校女生寝室被盗”的报案……
对古兰被强奸一事，接受审查的孙某提出了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他说，当晚，他一直同一女子在一起。经查证属实，其他几起校园强奸案也无证据证实与孙某有关，孙某因此而被释放。
孙某一案的处理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古兰的父母从江苏赶回等了一个多月，“强奸女儿的罪犯”却被放掉，愤怒之中，他们把控告信寄给了中央和省、市有关领导。他们在信中质问：“如果是自己的女儿，你们也会为‘名声’，‘荣誉’而如此冷漠麻木吗？”
公安部把控告信转到达州市公安局时已是2003年3月中旬了。市局领导对达县警方办案不力，引起群众上访一事十分恼怒，令其限期破案。
达县公安局的一些民警却另有说法：“当初，有三个片区中队驻在发案地时，三片区一直平安无事，可不知局领导怎么心血来潮，一下将三个片区中队全部撤回局里，形成了局内人浮于事，片区内无人搞预防搞破案的状况。这样瞎指挥，学校还要出事。”
不幸被这些民警言中，2003年3月18日至26日，达县、大竹两县境内又连续四次发生校园强奸案。至此，达县公安局才不得不抽调大量警力，到有可能发案的学校“守株待兔”。
5月9日，杨传山潜入达县某中学女生院准备作案时被抓获。经杨交代，一些学校瞒案不报或缓报的问题接二连三浮出了水面。
2003年3月18日凌展2点，杨传山潜入某中学女生宿舍将初二14岁的贺晓华强奸后，校长和班主任首先吩咐当晚所有知情的学生“不准乱说”，并叫学生将贺流在裤子和席子上的血及污物洗掉，将寝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让贺洗净下身。对随后赶来的受害人家长，校长等人苦口劝告不要报案。十多个小时后，县公安局在此地办案的刑警风闻此事时，校长才吞吞吐吐地报告了案情，但现场和物证已全被“处理”，侦破的最佳时机也在校长等人缓报案情的十多小时内消逝殆尽。
对此，校长的解释是：“劝学生家长不报案，是为了孩子着想。孩子还这么小，将来还要做人，还是不张扬的好。”至于叫学生把现场打扫了，校长说是班主任的个人行为，与校方无关。
“与校方无关”成了很多发案学校领导冠冕堂皇的理由。
2002年5月16日凌晨，达县某小学六年级2名女生被猥亵，13岁的六年级女学生江燕被杨传山强奸。第二天一早，学校领导便告诫所有学生“不要把这件丑事讲出去”，接着，又指挥学生打扫了现场，将女生寝室搬了地方，床铺也都换了，还把江燕带血迹和精斑的内裤洗了，使警方后来收集证据时一无所获。9个小时后才去报案时，小学的领导也很费了一番心思：不报强奸一事，只说“昨晚有校外人员进入女生寝室，3名女生的财物被盗。”
警方展开调查时，发现了有学生被强暴。“为了把案件的不良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校方继续同警方捉迷藏——警察问学校领导谁被强奸了，学校领导随便指一女生，称其是被强奸者，警察带小女孩做法医鉴定时，却发现其处女膜完好。
该校不仅糊弄警方，也对受害者“采取行动”——不让受害学生回家，对其家长封锁学生被强奸的消息，直到一周后，家长已风闻女儿被强奸的事了，学校才把真相告诉了江燕的父母。对此事，江燕所在学校的领导公开宣称：“学校有责任，但责任不大，就是安排女生寝室和值班教师寝室的位置不恰当罢了。学生被强奸属于社会治安问题，与学校无关，校方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看了这位校领导的这段话，当地一位记者写文章质问：照这位校领导的说法，疏于学校安全保卫，案发后帮助作案者破坏现场，瞒报、缓报案情的学校都没有责任，那么，被强奸的14名女学生应向谁讨回公道？这桩强奸案造成1人精神失常、2人轻伤、10余人辍学的这些后果又应由谁承担责任？学校不对学生安危负责，谁又该对她们的安危负责？
一些学校推的是“责任”，要保护的是“名声”和“荣誉”，某中学一直是县教育部门的先进，强奸案在该校发生后，学校领导和有关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先进完了，今年的奖金也完了！”所以，他们采取了清理现场，缓时报案等措施，想以此保全其“先进”和“荣誉”，也保住奖金。
保全“荣誉”几乎成了所有瞒报缓报案情学校最根本的原因。丢失“荣誉”，“名声”扫地后，一些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开始迁怒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有位涉案学校的负责人说：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大成绩，只要出一点问题，就全盘抹煞，全盘否定，教师辛苦一年的奖金也被否定了，实在有失公正。
学校安全工作的隐患不仅仅存在于这些学校领导只要“荣誉”、奖金，而轻视法制的思想意识之中，更存在于那些形同虚设的安全设备和措施上。
杨传山在17所学校作案时，竟无一保安人员发现，杨传山作案时来去从容，如入无人之境，这17所学校的女生宿舍大多远离保安和老师的住宿，这使得杨传山在作案时更加放心大胆。在杨传山案的卷宗里，学校的安全状况被这样记载着：
“门上无锁，我们多次给学校和老师讲了，但一直无人理这件事。”
“我们的门关不严，只好用砖头挡一下。”
“我们寝室的锁是自开锁，一推便开，根本不需用钥匙。”
这种状况大大“方便”了杨传山。作案17次，他只在4处使用了砸玻璃、撬窗户的手段，其余十多处皆未劳神费力便轻易得手。
这起全国罕见的校园系列强奸案，以14名少女一生幸福的毁灭警醒了达县的有关官员，达县第一例校园强奸案案发两年多后的2003年6月11日，全县学校安全保卫暨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终于召开了。这样的会议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有亡羊补牢的积极意义。大会宣布成立案件责任追究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宣称：不仅要追究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学校负责人的责任，还要追究公安部门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那些对此案侦办不力的人也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这起震惊全国的校园系列强奸案虽以杨传山落网被判死刑，达县教育局局长引咎辞职，多名校长和官员受到处分而渐趋平息，但本案的教训和给受害者的伤害及对那些麻木、漠视行为的反思却是沉重的。
（为保护未成年人，本案涉案未成年人全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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