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黄 霖 ▏小说、笔记与笔记小说——《民国笔记小说萃编》序
原标题：黄 霖 ▏小说、笔记与笔记小说——《民国笔记小说萃编》序
承蒙三晋出版社的错爱，我遵嘱为他们在《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的基础上再做的选萃本作了这篇序。
说实话，当我一听这个书名时就感到有点头疼，因为自从1912年王文濡推出《笔记小说大观》以来，究竟如何认识“笔记小说”这个名目可以说是众说纷
纭，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再加上手头的事情实在太多，想不去算这笔糊涂账了。
但后来一想，近年来我正从研究近代文论的圈子里跨出来，在关注现代的“旧体”文学与文论，“笔记小说”这个名目作为一种文类或文体亮相并引发了争
议，也正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因此也不妨乘此机会来梳理一下吧。
显然，要辩说“笔记小说”，首先要将“笔记”与“小说”这两个概念简要地说一说。 好在古代对这两个概念，大家的认识本来就大致相近的。
假如从《庄子?外物》《论语?子张》《荀子?正名》分别所说的“小说”“小道”“小家珍说”算起，“小说”之名是出现得比较早的。
到汉代桓谭《新论》所提的“小说”就与20世纪前一般学者所认识的“小说”比较一致了。它指出其特点是“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尽管“小说”于“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但据《论衡?谢短》等篇的解释，这类“短书”，写的都是“小道”，“非儒者之贵也”。
到《汉书?艺文志》就明确在史志目录中将“小说”归为一类，并列出了具体的书名，从中可见，“小说”中既有“史官记事”之作，也有“迂诞依托”之
书，另有阐发哲理的议论、风俗逸闻的记载等等，内容庞杂，范围广泛。
以此可见，“小说”这个概念的出现，先是从内容着眼，强调它写的是有别于经传“大道”之外的杂七杂八的“小道”，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形式上都是丛残
小语。
简言之，所谓“小说”，就是并非正面、集中阐述大道的杂、碎文字。
至于“笔记”之名，当后起于文笔相分的六朝。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笔记，当属用无韵之笔随记而成的、有别于经年累月、深思熟虑写就的杂碎文字。当时之所以起用“笔记”之名，主要是从写作的方式与形式的角度上来考
虑的。
一时使用这个概念者也较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明确地提出了有“笔记”之作：“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
亦笔端之良工也。”
差不多同时的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丘巨源传》中也提到了“笔记”之名。
到宋代就有了以“笔记”为名的书籍，如宋祁的《宋景文公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等等，久盛不衰。假如也用一语而言之，则所谓“笔记”，就是随
笔而记的无韵杂碎文字。
于此可见，“小说”与“笔记”之别，主要是在起用这两概念时的着眼点、出发点不同，
一是从内容出发，一是从写作的方式出发，在20世纪以前的文献学意义上，它们的实际内涵与外延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所谓“笔记 ”或“小说”，都是指经
（正）史之外的，包括各类内容与多种形式的零简短章。
它们一般都用的是文言，所以到现代，有人在“小说”之前加了“笔记”就用来与“白话小说”相区别；它们一般成集，但也有单篇或零星几章，特别是在
报刊兴起之后的单篇之作也很多。
正因为“小说”与“笔记”两个名目，有异有同，古人又似未见对此有所辩析，只是在各自的著作中自作不同的分类或赋予不同的名目，于是就分分合合，
弄得缠夹不清了。
不过，据我粗略的检视，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上，文人墨客或用“小说”之名，或称“笔记”之作，绝大多数并没有将这两个名称合在一起，用“笔记
小说”或“小说笔记”作为一个文体或文类来使用的。
偶而有之，也是为了文气的连贯而将两者作为相近文体或文类而并列在一起而已。
假如当时有标点符号的话，应该是写成“笔记、小说”更为确切，只是当时没有标点符号，就将两者并写在一起了，如北宋史绳祖在《学斋占毕》卷二“薐
蓤二物”条中说：
“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1]
再如清代王杰所编的《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恭跋》中有一文写到“各有专书以纠其失，其他见于古今诗、文及说部、笔记指摘不胜枚举”，[2]这里的诗与
文、说部与笔记之间都是应该加顿号的，它们都是并称的。
再如江藩在说钱大昕治元史时说：“搜罗元人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后，恐有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3]
其“小说笔记”也只能看作是性质相近的两类文字并写在一起，也并没有将“小说笔记”四字合在一起看作是一个文体或文类了。
时代跨进了20世纪，在新的文学思潮影响下，1902年梁启超在正式发行中国第一本小说杂志《新小说》之前两个月，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发了一篇
《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对将要发行的《新小说》的宗旨、形式、内容、发行等问题作了介绍，
特别详细地对将要发表的各类小说作了分类说明，指出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等不
同，这些显然都是从内容上分类的。
接下来就从形式上、或者说从文体上指出还有“札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在这里，“札记”与“笔记”义同。他特别在“札记”与“小说”之间加
了一个“体”字，意义非凡。
这表明了他在新潮的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下，他所认识的“小说”已不再是传统的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包罗万象、溷沌模糊的一个概念，而是开始将
“小说”看作为“文学”中的一种自具特色的文体，而“笔记”也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与手段。
正是在转变了小说观念之后，他在“笔记”与“小说”之间加了一个“体”字，以示这类小说是“笔记”类文体或形式的小说。
后在《新小说》正式发行时，他又将“札记体小说”略称为“札记小说”。这种“札记小说”的代表作就是“随意杂录”的“《聊斋》《阅微草堂》之
类”。
这也就是说，“札记小说”乃是一种用随意笔记的形式写就的如《聊斋》《阅微草堂》一类的有故事，有人物，乃至有虚构的文字，也就是“札记体小说 ”。
现在看来，梁启超在接受新潮的纯文学观念影响下，他心中的“小说”已不同于桓谭、班固到刘知几、 胡应麟、四库馆臣笔下的“小说”了。
他已将“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文体，不再与“笔记”混同一体，而认为古代作品中“笔记”与“小说”这两者的关系，只能是“笔记体小
说”或“小说体笔记”，
因而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中发表的诸如《啸天庐拾异》《反聊斋》《知新室新译丛》等作品时所标的“札记小说”四个字的涵义，实际上已经与古人所用
的“笔记小说”之义大相径庭，都赋予了“笔记体（类）小说”的新意。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自此之后，“札记小说”或“笔记小说”四字的含义，就不再只是“笔记与小说”或者是“笔记加小说”一解，而是另有了一种新
义了。
而且在这里也清楚地告诉了人们，“笔记”与“小说”两者是不能相混的：在“笔记”中有一类是“小说”，还有许多并不是小说；
在小说中有一类是“笔记体”，还有一些是非笔记体的；所谓“札记体小说”或“札记小说”，就是用笔记的手法写成的小说，或者说是归于“笔记”类中
的“小说”。
梁启超的看法立即产生了影响。继《新小说》之后，不久发行的一些小说杂志，如《竞立社小说月报》《月月小说》，乃至如以学术为主的《东方杂志》之
类也都在这样理解“札记小说”四字的基础上安排了这一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的“笔记体（类）小说”。
同时，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规模宏大的“说部丛书”，也据梁氏的分类标准，在每一部的封面上大都醒目地标明了是属于某类小说，如政治小说、军事小说
等等，其中也有《海外拾遗》《罗剎因果录》等标明是“笔记小说”。
该两书，都是分八则，写了各色人等的故事。这里的“笔记”与“小说”之间虽无一个“体”字，但实际意义就是“笔记体（类）小说”的意思，都是用随
笔的形式写成的有故事、有人物，有虚构的作品。
乃至到1929年，4月2日的《新闻报》的广告栏中刊载大华书店发售的小说，也标明了不同的分类，除了从内容上区别“武侠小说类”“香艷小说类”及新与
旧的不同外，另就形式而言也有“笔记小说类”。
显然，这个“笔记小说类”也就是“笔记中的小说”或“小说类的笔记”，与梁启超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
但到民国年间出现了新问题，好编丛书的王文濡，接连编印了《古今说部丛书》《笔记小说大观》《说库》等将传统笔记与小说混在一起的丛书。
其用“说部丛书”“说库”之名当无问题，而其于1912年用进步书局之名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一书，共分八辑，收220馀种作品，体量极大，其书的
《凡例》尽管称“所选趋重小说”，但同时又说：“然关于讨论经史异义，阐发诗文要旨”等“古人笔记中往往有之”之作品也不忍“割爱”。
且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本编纂辑历代笔记，起六朝，迄民国，巨人伟作，收罗殆遍。” 其书在报纸上刊载的“预约广告”也说：“《笔记小说大观》，
系集汉魏以来笔记二百余种之彚刊，都五百余册。”[4]
都是将“笔记”覆盖了“小说”。可见王文濡心目中还是将“小说”与“笔记”混在一起的。
这样一来，同样“笔记小说”四字，自古至今出现了三种理解：一种是古代个别学者将“笔记”与“小说”并称而合在一起；
另一种是如梁启超们将“小说”作为“笔记”中可称“小说”的一类称之为“札记体小说”或略称为“札记小说”；
再者就是王文濡将“笔记”与“小说”混为一类的“笔记小说”。
由于当时的小说界普遍接受了新潮的小说观，而对零星古人曾经有过的将“笔记”与“小说”并称的情况没有注意，所以一见王文濡将“笔记”与“小说”
混为一类就多有不满，如在当时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姚赓夔就撰文说：
“笔记小说”四字，最不可解。笔记自笔记，小说自小说，岂可相混？笔记而名之以小说，是何异画蛇而添足乎？[5]
署名玉衡者也发文说：
笔记与短篇小说，体裁既异，结构亦不自同。而今之作者，往往互相混淆，是无异于孙周之兄不能辨菽麦。[6]
《海上繁华梦》作者漱石生也说：
笔记有笔记体裁，小说有小说绳墨，二者絶不相混也。[7]
与此同时，小说界开始注意辨析“笔记”与“小说”的异同。如《申报》1921年3月20日载《笔记与小说之区别》，列举了九条，如云“笔记须有记载之价
值，次之趣味；小说须有百读不厌之精神，次之勿使阅者意懈，目不终篇。”
“笔记重实叙，故曰记；小说可虚绘，故曰说。”“笔记叙人物、地址皆有名，示翔实焉；小说多以（某）代之，或并某字而无之，如（生）（女）皆成名
称，不妨虚衬也。”
为了避免将“笔记”与“小说”混淆，一些学者重拾梁启超的旧话，用“笔记体的小说”[8]、“笔记式的小说”[9]或“笔记的小说”[10]等提法来取代容易
混淆的“笔记小说”。
应该说，假如大家都遵循用这样的提法的话，后世就不会产生歧义了。
但问题比较麻烦的是，实际上从梁启超始，既创用“札记体小说”之名，又将之略称为“札记小说”，自乱了阵脚。现经《笔记小说大观》热炒畅销之后，
特别一些“笔记+小说”类的“笔记小说”选本与丛书的不断的亮相（选本与丛书中也有一些是只收“小说”的或只称“笔记”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将
“笔记小说”看成是“笔记+小说”的。
“笔记小说”一个名目，两种理解状况就始终存在着。
更使人缠夹不清的是，尽管自上世纪20-30年代后，大多数小说家与文学史家笔下的“笔记小说”的实际含义已是“笔记类小说”，但他们还乐此不疲地沿用
“笔记小说”来论文与著史。
最典型的如郑振铎先生，他在1930年写的专论小说分类的《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长文中，一方面指责《笔记小说大观》收之太滥，强调“笔记
小说”丛书应当编成“故事集”，另一方面还是沿用“笔记小说”之名。他说：
第一类是所谓“笔记小说”。
这个笔记小说的名称，系指《搜神记》（干宝）、《续齐谐记（吴均）、《传异志》（谷神子）、，以至《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一类具有比较多量的琐
杂的或神异的“故事”总集而言，范围固不能过于狭小，内容的审查，固不能过于严格，然也不能如前之滥，将一切“杂事”“异闻”“琐语”都包括了进去，
有如近日出版的通俗本《笔记小说大观》。
我们应该将他们限于“故事集”的一个标准之下，或至少须是具有大多数的故事的。
所谓“琐语”之类的东西，像计然《方物录》、《博物记（汉唐蒙）、《博物志》（晋张华）、《清异录》（宋陶糓）、《杂纂》（唐李商隐）、《幽梦
影》（清张潮）、《板桥杂记》（清余怀）；所谓“异闻”之类中的《山海经》《海内十州记》《神异经》；所谓“杂事”之类中的《摭言》（唐王保定》、
《云溪友议》（唐范摅）、《北梦琐言》（宋孙光宪）、《归田录》（宋欧阳修）、《侯鲭录（宋赵德麟）等等，都是不能算作“笔记小说”的。[11]
在民国期间另作专论“笔记小说”的是王季思先生。他写的《中国的笔记小说》《中国笔记小说略述》两文内容大致相同。其基本意思也同郑振铎。
他说：“就笔记说，凡是纯属学术的讨论与考订的，如《困学纪闻》《日知录》《二十二史札记》《十驾斋养新录》，虽是笔记，却非小说。”
除此之外，笔记的“轶事、怪异、诙谐”三类中，不论所写“幻想幻觉”还是“所见所闻”，凡有故事，有人物，“最可见作者及所记人物个性”的，就是
“笔记小说”。[12]
民国时期两篇有关“笔记小说”的专论，都是认同用四个字来表达笔记中的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这样的认知与表达实际上也反映了民国以来绝大多数的文学史、小说史作者的看法。
不但如此，以后的文学史、小说史作者大都也是如此，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所出的几本具有代表意义的“笔记小说史”，乃至目前最流行的袁云霈先生主编
的《中国文学史》与袁世硕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是将“笔记小说”理解为“笔记体小说”而不是“笔记与小说”的，比如苗壮先生的《笔记小说史》
定义“笔记小说”时说：
“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的故事。”[13]
而袁云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笔记小说”是“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片言只语。”[14]
显然，他们都将“小说”之外的“笔记”排斥在“笔记小说”之外。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在沿用这个歧义的“笔记小说”的名目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想起
历史上曾经用过的“笔记体小说”“笔记式小说”“笔记类小说”这类比较确切的提法了。
从梁启超到郑振铎、王季思，到当代的文学史、小说史作者们，为什么明明心里想要表达的是“札记体小说”，要将“笔记”与“小说”区别开来，认为混
入了不少笔记的《笔记小说大观》收得过滥，而最后还是没有鲜明地表示“笔记自笔记，小说自小说”，还是用了一个容易混淆视听的“笔记小说”呢？
我想原因可能主要是出于汉字构词的特点所造成的。我们的汉字富有弹性，构词时常常留下了活络的空间。
“笔记小说”四字，的确可以包容“笔记与小说”“笔记体小说”“笔记小说这一类小说”这三种不同的理解。谁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表达，谁都不能算错。
再加上传统写诗作文，用四字构词比较上口，特别如梁启超，在为未出的《新小说》做广告时拈出了“札记体小说”，而当《新小说》正式付印时考虑与
“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等并称，就略称了“札记小说”。
当时在他心目中，肯定觉得这“札记小说”就等于“札记体小说”，殊不知“札记小说”也可理解成不是“札记体小说”的呢！
再看从《笔记小说大观》问世以来，陆陆续续用“笔记小说”之名出版的一些选本或丛书来看，其总体数量虽不能与一些史著与研究著作相比，但其混乱的
程度却非常突出。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选本或丛书用“笔记小说”或“小说笔记”之名来编选作品时，基本上都是选录了一些有小说意味的作品，如1934年江畬经编选的规模
不小的《历代小说笔记选》就是一例。
1949年后，如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宋笔记小说释译》就明确说：所选篇目以故事性、趣味性的轶事为主”。
对于“笔记小说”概念的辨析最为清楚的，要数严杰先生在他编选几种“笔记选”时所写的前言中说的：“笔记小说只是笔记中的一大类”；
“笔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记载短小故事为主”，“第二类以历史琐闻为主”，“第三类以考据辩证为主”；
“把笔记划分为三大类，并确定笔记小说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其间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楚的，只能划出大略的轮廓而已。在确认第一类笔记为笔记小说的
同时，也应该承认第二、第三类中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小说。
笔记小说毕竟不能算是有意识创作的产物，其中的文学成分不是很纯凈的”；“我们就不便再把唐传奇当作笔记小说看待了，尽管它同笔记小说有着渊源关
系”。[15]
但 是，毋庸讳言，还有编选者对于“笔记小说”的概念是缠夹不清的。
比如，自《笔记小说大观》之后， 1978-1987 年台北新兴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 1990 年、 1994 年先后由周光培编辑出版的《历代
笔记小说汇编》（辽沈书社）《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200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规模都很庞大，
然其所收的没有小说意味的笔记触处可见，显然它们都是受王文濡的影响，将笔记与小说混为一类的。
还有的，甚至将传奇、通俗长篇小说都纳入“笔记小说”之内，如有《清代笔记小说类编》一书，其《总序》说：“全书以传奇体小说为入选重点，从清
人所作的约一百五十部笔记中选取二百馀位作家创作的约一千九百篇作品，按类分编成十卷。”[16] 我真不知道他选的究竟是传奇还是笔记。
还有的竟然将《岭南逸史》、《儒林外史》这样的长篇通俗小说也归入“笔记小说类”。[17]
此外，还有不少人将“笔记小说”与从语言上分类的“文言小说”混为一谈。
如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选》称：
“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可分为两种：一是笔记小说，一是话本小说。前者是用文言写的，后者是用白话写的。”
诸如此类，可见对于“笔记小说”的理解真是五花八门，难怪程毅中、陶敏等先生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大呼“笔记小说”的提法“于古于今都缺乏科学依
据”，[18]“造成了许多混乱”。[19]
的确，这种混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如今，我们要厘清“笔记小说”这个概念，就应该既要尊重历史演变的实际，又要解开一个结。
这个结，就是要在正确认识传统的“大文学观”与目录学的基础上，去顺应近现代中西文学交流下的文学观念的通变，接受新的“小说”观，从而重新审视
传统的“笔记”与“小说” 。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接受新的小说观就是“以西律中”，抛弃传统。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包括叙事文学观在内的文学观本身也是在不断地在发展变化，对
于“文学”不同于学术、乃至其他所有“文字箸于竹帛”者而自具特性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发现与深化。
就“小说”而言，对于这一文体的叙事、写人、虚构等特质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地从混沌走向明晰，所以当传入西方的小说观后就能一拍即合，相互融
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文体观。
20世纪后逐步形成的所谓“小说”，乃至“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名目，都是在立足本土、借镜西方、反复讨论的过程中
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
这种新的小说文体观的确立与分类的细化，正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也显示了我们民族具有包容与消化世界先进文化的胸怀与能力。
实际上，我们对于古代与西方的文化，都应该以一种辩证的、发展的、现实的眼光来看待，站在当代的、中国的、科学的立场上来接受与扬弃。承传中华
民族文化的优秀精神，不是要倒退，而是要向前。
假如今天不接受百年来形成的新的小说观，再将古今两种小说观搅在一起的话，“笔记”与“小说”的糊涂帐将是永远算不清楚的了。
当我们辨明“笔记小说”四字的前世今生，再面对现实的发展态势，我相信将来的发展可能不用学者们过多的辩说，事实上会“约定俗成”地形成这样的情
况：
“笔记小说”四字将即表达了“笔记体小说”或“笔记类小说”“笔记式小说”的意思。
这自梁启超以来的百馀年历史所证明，绝大多数小说家及文学史、小说史专家，以及多数“笔记小说”的选本、丛书等出版物，都是将“笔记小说”理解为
用笔记体写成的、大致符合现代文体分类中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
它是“笔记”的，也就是不同于有完整故事的传奇，更不是通俗长篇之作，而是一些随意编录的零简短章；它是含有现代所理解的“小说”意味的作品，其
核心是记事的，或实或虚，或真或幻均可，而不同于传统习用的内容没有边界、相互纠葛不清的“小说”“笔记”“说部”“杂说”等名目了。
至于将“笔记”与“小说”混成一体的、甚至再羼杂“笔记”“小说”之外作品的“笔记小说”观，虽然在一些选本与丛书中偶然还看到，但实际数量是并
不多的。
而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不少选本与丛书的选家，为了避免混淆“笔记”与“小说”，就干脆只用“笔记”之名而摒弃了因古今理解不同而容易引起歧义的
“小说”两字，在《笔记小说大观》之后，就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唯名“笔记”的选本，如有姜亮夫编的《笔记选》（1934，北新书局）、陈幼璞编的《古今名
人笔记选》（1938，商务印书馆）、叶楚伧主编的《历代名家笔记类选》（1943，正中书局）、吕叔湘编的《笔记文选读》（1946，文光书店）、刘耀林编
的《明清笔记故事选译》（1962，中华书局）、周续赓等编的《历代笔记选注》（1983，北京出版社）、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史资料选辑组编的《晚清海外
笔记选》（1983，海洋出版社）、卉子编的《中国古代笔记文选读》（1986，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于1994年起编刊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
偬仕编的《魏晋笔记选》（1999，中国文学出版社）、黄飙编的《历代笔记选析》（2015，海峡文艺出版社）、倪进编的《唐宋笔记选注》《元明笔记选注》
（2018，上海教育出版出版社有限公司）等等，
其中有的甚至主要或全部收的都是“笔记体小说”，也宁可用“笔记”之名而不带“小说”两字了。
这与1983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刊《笔记小说大观》的序言提到的一种看法完全相同：“笔记就是笔记，联带上‘小说’有点不伦不类，不如叫《笔记大
观》为好。”[20]
这的确既遵循了传统，又避开了混乱，可谓是明智之举。以后欲将“笔记”与“小说”混为一类的选家，不妨都照此办理，只用“笔记”或“说部”之类中
国传统的概念来标名，恐怕不失为是一条坚守传统的老路吧！
至于有时要将“笔记”与“小说”放在一起并称的，那就比较简单，只要中间加个“、”号就解决了。
这样，用三种方法来表示三类本来纠葛不清的“笔记小说”，就不会相混了。
我相信，历史的发展必然会继续沿着百馀年来已被多数学者所认同和走过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
行文至此，话归正传。我们打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始出版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洋洋洒洒，共有四辑50种，其中除《曾胡治兵语录》一编外，大致
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味。
如今又出《民国笔记小说萃编》二十二种，已无《曾胡治兵语录》一类的笔记了，但其中有三部书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部是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假如从传统文献分类来看，它的基本性质是一部诗注。但它的特点是用“笔记小说”类的文字来注的，其注98篇文字编撰了丰富而生动的故事，说它是笔记
体小说也应该是可以的。
第二部是《寒云日记》。
“日记”本身就是一体。这本日记又夹杂了不少有关诗词的著录、名物的考辨等，然“日记”作为按日所记之笔记，作者又以自己作为中心，用其简约、隽
永的文字，逐日记事写情，还是具有一点“小说”因素的。
如有一天记曰：“十二日，得梅真书，惊悉九庶母仙逝京邸，痛哀不胜。弟妹皆在髫年，抚育谁劳，为可虑也。恒甫见过，偕之入城一游。热甚，若盛
夏。” 此短短数语，亦颇见神韵。第三部就是缪荃孙之《云自在龛随笔》。
从此书的主要成份而言，实是一部学术随笔，所记多为书画金石、版本目录之学，但中间亦可见如《杨素怜才释百药》《脱脱任修宋辽金三史总裁趣事》
《张禄受孟尝君厚恩而入秦》《清季裁俸殃及明裔朱侯》《清末李文正入军机之前后》《出洋五大臣被炸笑谈》《杀优人王紫稼案》《上海总兵王燝恶迹昭著》
《土国宝贪赃枉法而自尽》《陈虁龙恶汉学及西学》《邵二云戴东原不附和珅》《黄荛圃藏书雅事》《陆梅谷妻妾善题跋》《翁同龢妻舅张事》等记事写人，饶
有文趣之作。
所以这三部书，虽然显得各有一点另类的味道，但就其实，用比较宽松的眼光来看的话，不妨也可列于“笔记小说”之中吧。
至于其他著作，几乎都是笔记一些社会生活中的大小事件、人物轶事之类，作者当时往往将它们视之为“掌故”“杂史”“稗史”之类的史著，未必认同为
这也是“小说”。
本来，在古代笔记中有小说味的作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记鬼怪，另一类是记人事。记人事的也有虚、实之别，当然是写实的居多。
凡所谓稗史、掌故、野史、琐记、轶闻等等，名目繁多，都是以记人叙事为主。在晚清民国期间，倡导科学，因而多视记鬼怪者为迷信，不少作者有意回
避。与之相应，此时作笔记者大都自命为了补翼正史。
作者又多生于高官世家，或本身就是名流学者，熟稔朝廷内外及学界文场的种种故实，所记多自亲睹亲闻，有的还到图书馆里翻阅书刊查证。
笔下虽有一些是梳理了历史上的陈迹，但最可宝贵的是触及到了晚清民国期间诸如宫廷斗争、外交风波，官场倾轧，吏治腐败，名臣功过、史事曲折、遗老
姿态、名士趣闻等方方面面，且多标榜信实，自诩为良史。
固然，这些笔记，从作者的写作意图来看，他们主要是想写“史”，而不是要创作小说。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们，引用这些民国笔记中的片断时，也往往将它
们作为故实来证史。它们“史”的本质不容讳言。
强调信实的历史著作，与可以虚构的文学创作，从现代学科分类来看，当然是两个门道。但是，它们最重要的一个内核，即记事，是相同的。
古代朝中史官之记事，当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所谓“圣人之记事也，虑之以大，爱之以敬，行之以礼，修之以孝养，纪之以义，终之以仁。”（《礼
记·文王世子第八》）
但后来到民间记事，就未必如此郑重其事了，所记未必都是国家大事，也有来自道听途说，再有的加些油盐酱醋，甚至有的还故意幻设了一些故事，于是就
出现了所谓“稗史”“野史”“外史”，乃至“谐史”“趣史”之类，虽也称之为“史”，但此史已不同于彼史了。
更何况，就是一些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类的所谓“正史”之作，所记之事，所写之人，也有的富有文学意味，人们也常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的。
一部《史记》，不是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也有着崇高的地位吗？与此同理，民国间那些用笔记的形式，所记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形形色色的人物，不也
可以当作文学中的一类“小说”来欣赏吗？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就以颇有代表性的瞿兑之来说吧。他在民国期间大力提倡“掌故学”，其主要精神是为了在“正史”之外用“杂史”来保存与发掘真实
而完整的史料。有人称他是继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可与陈寅恪相颉颃的“史学大师”。[21]
他认为，自宋以后，在“正史”中已找不着“政治社会制度之实际情况”了，这是因为“自来成功者之纪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纪载又每至于湮没无
传。 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所以治史者“为了救济史裁的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必须“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屑琐”加以综合审核之后，“存真去伪，由伪得真”，
所以“杂史之不可废”。
更何况到了清末，“文字之禁骤然失效，从前闷着不敢说的历史上疑案”，人们都敢说敢写了，再加上私家印书方便，报章杂志风行，笔记杂事轶闻之作
就纷然而起，以求在“史学上”作出贡献。
同时，从文字表达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先前的《史记》《汉书》，“叙述一个重要人物每从一二节上描写，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于声音笑貌跃然纸
上，即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故的发生前后经过着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于
心。”
但“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笔之人多少有一点公务的史职在身，而后代的文网较为苛密，加之私家的传说太多，不是
公认的话不敢说，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据，因此虽然极好的史载也受了限制，不能像《史记》那样活泼泼地了。”[22]
所以现在他要从“杂史”中找回“正史”中早就不存在的那种“活泼泼”的文字，这也就使他们的“笔记”“掌故”等杂史之作带有了文学味、小说味。
他们写的既是史著，但又可视之为“小说”了。
且看其《杶庐所闻录》中有一则记张之洞曰：
张文襄虽主新政，而思想陈旧，亦出人意表。其在鄂督时，公文不用新语，必若思所以代之者。及入管学部，一日稿中偶有新名词。公批曰：“新名词不可
用。”
部员某年少好事，戏夹签于内曰：“新名词亦新名词，亦不可用。”次日更定上之，而忘去此签。公见而惭怒，竟日不语，遍翻古书，欲有以折之，卒不可
得，乃霁颜谢焉。[23]
此短短数语，将虽主新政，思想仍旧的张之洞，围绕着于“新名词”一词，对于属下批评后的神情变化，表现得维妙维肖。
另见其《辛丑和约馀闻》一则，就李鸿章签订和约，因张之洞与李鸿章两人所处的地位、经历不同而各持其见，各有意气，只用了一二语，即神情毕肖：
辛丑议和之役，李鸿章一手主持，不免有徇外人之意太过者。当时急于求成，亦无人起而抗争。惟与俄国单独订密约一事，众议哗然，中外皆不以为然，卒
未画押。张之洞、刘坤一争之尤力。
相传刘、张联衔电李争持，实出之手。李愤甚，电致军机处谓：“不意张督任封疆二十年，仍是书生意见。”张闻之亦惭怒，谓人曰：“李相办和议事十三
次，便为交涉老手耶？”[24]
与瞿兑之同道的有徐一士，写的笔记小说也多，他们两人一吹一唱，所持的观点完全一致。徐一士也认为笔记首先当写得“不违乎事实，而有益于智闻”，
同时要有文采，“或为工丽之章，或具闲逸之致”。
但在“专制之朝，王者为防反侧”，叠兴文狱，“故为当时之人而为私家之作，处境綦难，有时饰为颂扬，良非得已。至清之既亡，则野史如林，群言庞
杂，秽闻秘记，累牍连篇，又过于诞肆，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
至于民初设清史馆，所编《清史稿》之类，“取材循官书文件之旧，评赞多夷犹肤饰之词”，根本无当于“史笔”。
因此，他要将“有清一代，专三百年中华之政，结五千年专制之局，为以世界交通新陈代谢之窔键”中的“是非得失”，“爬梳搜辑”，通过“随笔之体”
来“贡一得之愚”。[25]他自幼就好读《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
义》等“闲书”，以听故事为乐，[26]这种熏陶，就使他的笔记就更有小说味了。
其他收入此编的诸作，虽然文风有异，繁简有别，但大都如这样的一些文史兼备之作，读来皆有兴味。所以此编名之为《民国笔记小说萃编》，也可谓是名
副其实，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注 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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