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周刊丨切实加强基础研究，为何现在越来越紧迫？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2023年2月，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围绕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六个方面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为我们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指明了方向。

　　加强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

　　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多个关键领域还存在诸多“卡脖子”问题，基础研究实力距离科技强国还有不小差距。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实践表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面对国内外发展新形势和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新态势，只有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建立自主、完备、高效、开放、包容的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基础牢、能级高、弹性好、韧性强、可持续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做到原创和引领力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和安全性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强，应急应变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强。加快打造系统完备、先进高效的基础研究体系，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学根基，使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科技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支撑。从世界科技强国发展历程看，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特征，高水平原始创新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回顾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发展的历程，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不仅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与挑战、开辟新领域新方向上作出原创性、引领性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为我国统筹推进科技事业和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基础研究选题机制仍不完善。我国大量基础研究问题来源于科学文献，一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实际上是跟跑热点的跟踪型、验证型研究，并没有真正发现和聚焦相关领域的原创性科学问题以及基础性、战略性的科学问题。一些面向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没有真正围绕应用需求，而是为发论文、争项目，难以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难以转化为中国未来在该领域的自主突破和技术领先优势。此外，不少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对于判断一个问题是否为高质量科学问题存在困难，青年科研人员对如何提出高质量科学问题缺少信心和经验，以致我国并跑、领跑世界的基础前沿领域还不够多。我国在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等方面自主支撑能力薄弱，要从根本上破解基础研究选题与发表“两头在外”的问题还任重道远。此外，部门和地方对于长周期、高风险、颠覆性基础研究的选题机制和支持方式也不完善。

　　第二，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存在短板。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仍有明显短板。从培养数量看，《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普通本科毕业生数量从2009年的245.5万人增至2021年的428.1万人，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理工农医类本科毕业生占比却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50%降至2021年的48%。从培养质量看，学生对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平均水平较高，但“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从培养方式看，我国理科生培养重知识传授，对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重视不够，学生对科学前沿的探索较浅，缺乏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思维与方法的训练。从就业去向看，理科生对基础学科的持续学习、研究兴趣不大，优秀人才“留不下、待不住”，毕业后不再从事本专业的现象较为普遍。

　　第三，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相对失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加大，但距离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平均水平还有明显的差距。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约90%来自中央财政，地方和企业较少投入基础研究，以致基础研究投入来源较为单一。2022年，中央财政本级预算中基础研究支出比上年增长7%。从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结构看，2022年，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全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约为65%，但用于研发的比重很低，基础研究投入更低。对于世界基础研究强国来说，其基础研究经费来源渠道则相对广泛，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还有企业和社会资金。我国正处于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重要时期，亟须建立基础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多主体、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第四，基础研究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当前，机构、成果、人才评价仍主要侧重业绩和产出等评价指标，量化导向的评价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导致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难以潜心大胆探索原创性问题。部分基础研究项目及预期成果由于过于超前、与主流认识不同等原因，评价专家对其价值难以达成共识，往往导致突破性、原创性、颠覆性项目不容易得到及时投入和公正评价。此外，科研项目委托方考核过于频繁，在巨大的考评压力下，科研机构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倾向于进行“短平快”的研究，以期早出成果、快出成果。

　　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力点

　　一是完善基础研究体系化推进机制。在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下，统筹基础研究战略布局、主体建设、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改革，统筹解决基础研究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原创引领、攻坚克难提供组织保障。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建立完善央地协同、合理分工的基础研究体系，引导各类主体结合使命定位、能力基础、资源条件开展差异化基础研究。

　　二是健全基础研究决策咨询和选题机制。发挥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科技战略咨询作用，为中央科技委员会制定国家基础研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提供科学、前瞻、系统、切实管用的咨询建议。发挥好高端智库、战略科学家、企业家在咨询体系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务科学决策。探索建立前沿科学问题征集机制，引导科研人员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基础研究。通过建立机制或管理规范，明确将凝练科学问题作为战略科学家的本职任务，充分发挥科学家特别是战略科学家凝练关键科学问题的积极性。探索建立关键科学问题凝练机制，凝练战略产业和重大工程领域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对提出重大科学问题的科学家给予一定形式的认可和奖励。

　　三是完善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统筹推进人才自主培养与引进，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切实推进科教融汇，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扩大理工科教师和学生规模，提高本科生、研究生培养质量。改进博士后制度，加强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使用，保证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源头供给。大力引进国际顶尖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和基础前沿青年英才。

　　四是加大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力度。加快形成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多元化投入格局，推动地方政府调整现有研发投入结构，更多地向基础研究倾斜。建立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增长机制，探索央地合作新模式，扩大政企联合基金规模，引导地方政府、科技企业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对有市场前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引导企业进行前瞻性部署，不断拓展企业参与和投入基础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企业增加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积极推动形成社会资本关注支持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的良好氛围，鼓励社会组织、个人以捐赠和基金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相容的政策支持。

　　五是完善基础研究评价支持方式。加强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遴选评估，充分尊重一线科学家意见。优化基础研究人才考核评价方式，提高青年科研人员对凝练原创科学问题的热情。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评价与激励机制，提升评价激励的科学性、精准性。加大对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方向、重点团队和重点人员的长期性、稳定性支持。推动高校院所在政策措施上落实落细中央关于科技评价改革的系列决定，对基础研究机构、人才、项目等实行代表性工作评价，确保同行评议高质量。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推进国际同行评议，引入国际知名学者担任评审专家。

　　（作者：刘明熹，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万劲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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