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兴衰：人类文明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讲述20余座城市历史，勾勒人类文明
南方网讯 近日，《大城市的兴衰：人类文明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由博集天卷与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者通过二十余座城市勾勒人类文明进程，气势恢宏、眼光独到，全景式呈现数千年城市演变中的美丽与丑陋，欢乐与痛苦，复杂性与矛盾性。
本书中，作者回溯城市起源，勾勒延续至今的城市发展史，以此揭开“什么造就了城市”的真正奥秘。书中每章讨论一个或几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城市，包括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威尼斯、里斯本、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纽约、洛杉矶和上海，它们都是特定时代里作为贸易和文化焦点的大城市。
虽然是我们建造了城市，但城市却反过来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在今天这一信息时代，这种影响甚至变得更加深刻。作者文笔细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数据与逸事交织，读来令人欲罢不能，充满引人入胜的细节，出色地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故事就是城市的故事。
作者简介
本·威尔逊，英国作家，著有五部广受好评的佳作，包括《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等，其中《自由何价？》曾获萨默塞特·毛姆奖。他还是《观察家》《文学评论》《星期日独立报》《苏格兰人》《卫报》和《绅士季刊》（GQ）等多种国际杂志的长年撰稿人。
译者简介
龚昊，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现任职于宜春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乌媛，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现任职于宜春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精彩试读
导言
今天，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增加了将近20万。明天还会增加这么多，后天也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城市人口会一直这样增长下去。到2050年，三分之二的人类将居住在城市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一个长达6000年的进程走到了它的顶峰，到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城市化的物种。
我们要如何生活以及生活在哪里，这是我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对历史和我们所处时代的理解大多来自对这一主题的探索。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第一个城市定居点开始，城市就在信息交换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密集、拥挤的大都市里，人们充满活力的互动产生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技术、革命和创新。到公元1800年时，全世界还只有3%—5%的人口居住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里，但这一小部分人却对世界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城市一直是人类的实验室和历史的推动者。城市的磁力吸引着我（就像每个星期被它吸引来的上百万人一样），于是我带着这样一个假设开始研究城市并撰写这本书：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无论好坏，都与城市息息相关。
在城市经历壮观的复兴、城市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我投身于这一广阔无边、包罗万象、令人费解的课题。20世纪初，传统的城市里充满了悲观情绪而不是希望；吞噬一切的工业大都市囚禁了它的居民，毒害了他们的身心；它正在导致社会崩溃。20世纪下半叶，人们对工业化的恐惧仍然很强烈：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分散而非集中的过程中。全球主要的大都市，如纽约和伦敦，都经历了人口下降。汽车、电话、廉价的航空旅行、资本在全世界畅通无阻的流动，以及后来的互联网，使我们得以打破传统上那种狭窄、拥挤的市中心的束缚，从而向外扩张。当你拥有无限的虚拟社交网络时，谁还需要城市社交网络呢？无论如何都在遭受犯罪浪潮和自然老化侵袭的市中心，正被郊区的商业园区、校园、家庭办公室和市外的购物中心所取代。然而，20世纪的最后几年和21世纪的头几十年推翻了这些预测。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中国，30年来，在从农村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推动下，一系列古老的城市（以及一些新建的城市）蓬勃发展起来，这个过程在无数摩天大楼的兴建中达到了高潮。在世界范围内，城市重新夺回了它们在经济上的中心地位。知识经济和超高速移动通信技术并没有促进人口的分散，反倒鼓励了大公司、小企业、初创企业和自由创意工作者像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往城市里挤。当专家们聚集在一起时，技术、艺术和金融上的创新就会出现：当人们在面对面的环境中（尤其是在能够促进信息流动的地方）分享知识、合作和竞争时，人类就会迎来繁荣。过去，城市千方百计地想把大型制造工厂吸引过来或是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现在它们却在争夺人才。
后工业社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和城市密度带来的经济效益正在重塑现代大都市。成功的城市改变了整个经济——正如中国那令人羡慕的由城市主导的经济增长所显示的那样。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增加一倍，其生产力就会提高2%—5%：城市蕴藏的能量使我们从整体上更具竞争力和创业精神。能够使这种力量增强的不仅有密度，还有规模。
在过去30年里，困扰这个星球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大城市正以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自己的国家。全球经济向少数几个城市和地区倾斜：到2025年，合计拥有6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7%）的440座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到全球总值的一半。圣保罗、拉各斯、莫斯科和约翰内斯堡等许多来自新兴市场的单个城市，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创造出该国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财富。人口仅占尼日利亚总人口10%的拉各斯，其工商业活动却占了全国的60%；如果它宣布独立并成为一个城邦，它将是非洲第五富裕的国家。在中国，仅三个特大城市地区就产生了全国经济总量的40%。这不是一个新现象。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历史上一种常见情况的回归——超级明星城市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在古美索不达米亚或哥伦布到来之前的中美洲，在希腊城邦崛起或中世纪城邦的鼎盛时期，一群特定的大都市垄断了贸易，并在竞争中压倒了纯粹的民族国家。
纵观历史，大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们急速地取得成功，意味着它们从不那么受欢迎的城镇和地区吸走了人才和财富；它们主宰着文化；而且，就像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城市一样，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在今天，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当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大都市，出生在国外的居民占人口的35%—50%。与本国人口相比，世界级城市的人口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有更多元的文化背景，这些城市之间的共同点更多。在许多现代社会中，最大的鸿沟不是年龄、种族、阶级或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而是大都市与乡村、郊区、城镇和城市之间的鸿沟，后者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中被抛在了后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都市”这个词意味着魅力和机遇；但它也是一种精英主义（不论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社会上）的简称，这种精英主义日益受到人们的憎恨。当然，仇恨大都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很长一段历史当中，我们一直在担心大都市会侵蚀我们的道德和心理健康。
2019—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飞速传播，以一种极其黑暗的形式颂扬了城市在21世纪获得的胜利；病毒通过复杂的社交网络传播（无论是在城市内部还是在城市之间），这使它们瞬间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威胁。当城市居民从巴黎或纽约这样的城市逃离，奔向看似安全的乡村时，他们常常被敌视，遭到谩骂，这不仅因为他们可能带来疾病，还因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胞。这种强烈的反应提醒了人们，城市地区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对抗贯穿整个历史——大都市是特权之地，也是污染之源；人们怀着一攫千金的梦想来到这里，但一旦有危险的迹象，他们马上就会逃走。
自第一批城市诞生以来，瘟疫、大流行病等疾病就常常沿着贸易路线蔓延，无情地蹂躏着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1854年，芝加哥6%的人口死于霍乱。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奔向这座在19世纪取得了奇迹般发展的大都市：它的人口从19世纪50年代初的3万激增到19世纪末的11.2万。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面对大流行病，城市的主宰地位仍丝毫没有显示出被削弱的迹象；哪怕它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密度对我们不利，我们也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分享它的好处。
只要从太空中看看夜间散布在地球表面的光点，就能看出如今城市化的规模。城市的复兴明显表现在街道上。在20世纪中后期，许多城市日益危险和破旧，但现在它们变得更安全、更受欢迎、更时髦、更昂贵了，高档餐厅、街头小吃、咖啡馆、画廊和音乐场所糅合在一起，使它们迎来了复苏。与此同时，数字革命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将消除城市生活的许多弊端，在未来创造出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内置数百万个嵌入式传感器，使人工智能能够管理交通流量、疏导公共交通、消除犯罪和减少污染。城市再次变成了人们进入而不是逃离的地方。当代的城市复兴可以简单地从躁动的城市景观中窥见——破旧地区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租金的不断上涨、建筑的翻新，以及几乎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
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初烟雾缭绕的“ 第三世界的落后地区”（这是当地一家报纸对它的描述），变成了21世纪后工业时代大都市革命的象征，拥有闪闪发光的超高层塔楼。自世纪之交以来，就像是在效仿上海和中国其他的大都市一样，全球摩天大楼的建设增长了402%，使150米以上、超过40层的建筑总数在18年内从600多座增加到3251座；到21世纪中叶，将会有4.1万座这样的摩天大楼矗立在全世界的城市中。从伦敦和莫斯科等传统的建筑普遍较矮的城市，到亚的斯亚贝巴和拉各斯等正处于繁荣时期的城市，城市景观突兀的垂直化在全球已成为明显的趋势，所有这些城市都情不自禁地想以天际线来展现它们的男性气概。
在城市不断向空中发展的同时，它们也在其他领域开疆拓土。市中心和郊区之间原有的分界线已经被打破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的郊区不再是死板、单调的乏味之地，而是一步步变得更加城市化，有了工作机会、更丰富的种族多样性、街头生活、猖獗的犯罪和泛滥的毒品——换句话说，它继承了市中心的许多优缺点。历来被郊区住宅包围的紧凑型城市已经摆脱束缚，迅速向四周蔓延。其结果就是大都市占据了整个地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看出来的。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占地近2000平方英里（与之相比，巴黎占地仅40平方英里）。东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以之为中心的“首都圈”在524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容纳了近4000万人口。即便是这座巨型都市，与中国正在规划中的特大都市圈相比也不免相形见绌，比如京津冀，它由北京、河北和天津组成，占地8.4万平方英里，人口共计1.1亿。当我们谈论21世纪的“大都市”时，我们指的并不是曼哈顿或东京都23区的中央商业区（传统上权力和财富的所在地），而是城市与其他城市相融合的巨大互联区域。
这些新兴的城市充满自信，它们那光彩耀目的景观令人沉醉。对垂直生活方式的狂热已成为富人的特权；这是一种渴望逃离地面上那肮脏、拥挤、混乱的城市街道，到云层中去寻找避难所的症状。联合国认为，缺乏基本娱乐场所和基础设施的贫民窟及非正式定居点，正在成为人类“主要的、独特的定居点”。大多数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更容易在孟买或内罗毕那些极为密集、自建和自发形成的地区看到，而不是在上海或首尔光鲜亮丽的市中心，或是在休斯敦或亚特兰大蔓延无度的郊区看到。今天，有10亿人——每4个城市居民中就有1个——生活在小镇和 法维拉（favela）、贝里奥（barrio）、甘榜（kampung）、坎帕门托（campamento）、格塞康都（gecekondu）、苦难村（villa miseria）等贫民窟和棚户区中，以及有着各种其他名称的这类未经规划的、自建的城区里。全球约有61%的劳动力（20亿人）靠在黑市中打工谋生，从事着非正规的经济活动，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衣、食、住等服务。城市政府往往无力应对外来人口洪流，这种DIY城市主义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非常关注那些在世界级城市的中心地带大展身手的知识经济创新者。然而还有其他的创新者——那些在城市底层工作的人，他们以其辛勤劳动和创造力维持着城市的运转。
摩天大楼和棚户区的迅猛增加，正是如今这个“城市世纪”到来的先声。不论大都市里的生活有多紧张，市民们和他们在乡下的亲戚相比，总是挣得更多，子女受到的教育更好，获得的物质享受更大。从农村迁移到里约热内卢来的第一代移民生活在法维拉，他们的文盲率为79%；如今，他们的孙辈中有94%的人识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里，婴儿的死亡率比小的定居点低三分之一。在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印度农村家庭，13至18岁的女孩中只有16%能够上学，而在海得拉巴，这一比例为48%。自中国高速城市化以来，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8岁。如果你住在上海，你有望活到83岁，比住在中国西部农村省份的人多活10年。
在今天迁入城市的20万人里，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就是摆脱农村地区的贫困。离开土地，进城就成了谋生的唯一选择。城市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机会，就像它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但它们也需要足智多谋和坚韧的精神。在不断发展的城市里，污秽不堪、容易滋生疾病的贫民窟是地球上最具创业精神的地方之一。而且，人们还逐渐构建了完善的互助网络，缓解了大都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压力。作为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孟买的达拉维在仅0.8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塞进了将近100万人。大约1.5万个单间工厂（single-room factory）和数千家微型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价值可达每年10亿美元的内部经济。有许多人从事回收垃圾的工作，2000多万孟买人丢弃的垃圾堆积如山。尽管达拉维的人口密度超高，缺乏警力（或其他基础服务），但和印度其他的大型贫民窟一样，在这里走动显然是安全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批自学成才的电脑极客把拉各斯的一条街变成了非洲最大的信息和
通信技术市场： 奥蒂巴电脑村（Otigba Computer Village），这里有数千名企业家，日营业额超过500万美元。集聚效应并不仅仅让华尔街或上海浦东新区的银行家、伦敦苏豪区的广告创意人士、硅谷和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受益，随着城市化的蔓延和加速，它在全世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以DIY为特征的非正规城市经济（无论是在快速发展的拉各斯的街道上，还是在洛杉矶等较为富裕的大都市里），证明了人类有能力从头开始建设城市，还能在明显的混乱当中组织起可以正常运转的社会。这是6000年城市生活经验的精髓。
尽管城市取得了种种成就，但那里的环境是严酷无情的。如果说它向我们提供了获得更高收入和教育的机会，那它也会扭曲我们的灵魂，损害我们的心智，污染我们的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在城市里生存下来，勉强度日——那是口大锅，里头满是噪声、污染，还拥挤得令人崩溃。像达拉维这样的地方——连同它那蜿蜒曲折的小巷、从人类活动和交流中产生的巨大复杂性、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的斗争、过高的人口密度、显而易见的混乱和自发产生的秩序——会让人联想起整个历史上的城市生活，不论这种生活是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那宛如迷宫的城市里，在古雅典那凶险的无政府状态下，在中世纪欧洲拥挤混乱的城镇上，还是在19世纪工业都市芝加哥的贫民窟中。城市生活势不可挡；它的活力、永无休止的变化以及无数大大小小的不便，把我们逼到了极限。纵观历史，人们一直认为城市从根本上与我们的天性和本能背道而驰，是会滋生恶习、诱发疾病和催生社会病态的地方。巴比伦的神话回荡在每个时代：城市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却可以摧毁个人。大都市的魅力不可抗拒，但它也有很多丑恶的地方。
我们应对这种恶劣环境并根据我们的需要去改造它的方式是令人着迷的。在这本书中，我不想简单地把城市视为名利场，而想把它视为人的居所，视为会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类居住场所。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宏伟建筑或城市规划的书；它讲述那些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城市环境，又是如何在城市生活这口高压锅中生存的。这并不是说建筑不重要：建成环境和人类之间的互动是城市生活以及本书的核心。但与有机体的外观和重要器官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个有机体结合起来的结缔组织。
城市建立在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上，建立在人类生活和经历近乎无限、永不休止的交织中，它们既迷人又深不可测。城市的美丽与丑陋、欢乐与痛苦，以及它们那异乎寻常、令人困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都是人类境况的鲜活图景，让人既爱又恨。它们是处于不断变化和适应过程中的不稳定地带。无可否认，它们用宏伟的建筑和地标来掩盖它们的不稳定性；但盘旋在这些永恒象征周围的是无情的变化。潮流的力量推动城市不断地破坏与重建，这使城市富于魅力，但又因为趋势难以把握而令人沮丧。在本书中，我从始至终都在试图把握变动中的城市，而不是静态的城市。
为了写这本书，我走访了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城市，其中包括对比鲜明的孟买和新加坡、上海和墨西哥城、拉各斯和洛杉矶等地。我选择了一系列城市，构建出一个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叙事，这些城市所讲述的并不仅仅是它们所处的时代，还有城市的总体状况。选择其中一些城市（如雅典、伦敦或纽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他一些选择——如乌鲁克、哈拉帕、 吕贝克和马六甲——可能就不那么为人理解了。在研究城市的历史时，我会去市场、露天市集（souk）和集市（bazaar），游泳池、体育馆和公园，街边小吃摊、咖啡屋（coffee houses）和咖啡馆（cafés），商店、购物中心和百货公司寻找材料。我考察了大量的绘画、小说、电影和歌曲，就像查阅官方记录一样，以获取城市的生活体验，了解当地日常生活的繁忙程度。你必须调动你的感官去体验一个城市——去看、去闻、去摸、去走、去读、去想象，才能完整地理解它。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生活都是围绕着感官（吃、喝、性、购物、嚼舌根和玩乐）展开的。这些构成城市生活戏剧的元素全都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城市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快乐、刺激、魅力和阴谋，就像它们提供了权力、金钱和安全一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6000多年来，为了找到适用于城市这个旋涡的生活方式，人类一直在不断尝试。我们擅长生活在城市里，城市很有弹性，是能够抵御战争和灾难的创造物。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擅长建设城市；我们以发展的名义规划和建设了众多城镇，然而这些城镇禁锢而不是解放了人们，使人们变得更贫困而不是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许多不必要的悲剧都是因为专家们梦想建造完美的、经过科学规划的大都市而造成的。或者，换一种不那么激烈的说法，规划往往创造出整洁的环境，却耗尽了使城市生活变得有趣的活力。
在一个不仅有更多大城市，而且人们居住的世界正在大片大片地变成城市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在城市中生活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迫过。只有理解了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的丰富的城市经验，我们才能着手应对第三个千纪的最大挑战之一。城市从来就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美。事实上，城市的许多乐趣和活力来自其空间的杂乱。我的意思是建筑、人和活动的多样性，它们混杂在一起，被迫相互影响。从本质上来说，秩序是反城市的。让一座城市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渐进式发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它被从无到有地建造起来，然后又被反复重建，从而形成一个密实、丰富的城市结构。
这种混乱正是城市的核心所在。想象一个像香港或东京这样的城市吧，在那里，高耸在街道上的摩天大楼与行人、市场、小商店、街头食品店、餐馆、洗衣店、酒吧、咖啡馆、轻工业企业和工场挤在一起。或是想想某个喧嚣的大城市里一处像达拉维那样的定居点，一个持续不断的、狂热的街头活动场景——一个能就近提供所有基本需求的地方。正如美裔加拿大作家简·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所说，城市的密度和它的街头生活造就了都市风格，即一种属于市民的艺术。适合步行的街区是城市住宅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再想想世界各地的现代城市，那里的零售店、轻工业、居住区和办公室都被严格分隔开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按照功能划分不同区域的做法，能起到净化城市的作用，使其整洁有序，但也消耗了城市的活力。规划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汽车也是如此。汽车保有量大幅度 攀升（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然后是欧洲，最后是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不但高速公路促进了郊区化和市外零售，而且在整个市区范围内，繁忙的道路和成片的停车场也在扼杀残存的街头生活。
当我们谈到全世界 50%以上的人口正在城市化时，我们很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有很大一部分现代的都市人并没有住在城市里，或是以城市生活方式生活——如果我们所说的城市生活方式是指住在适合步行的街区，稍微走走就能抵达文化、娱乐、休闲、工作等公共场所和市场的话。在这超过50%的人口中，有许多人过的是郊区生活，无论他们是住在被草坪环绕的豪华独栋住宅里，还是住在所谓的“落脚城市”中——这个词指的是紧挨着快速发展的大都市边缘的棚户区。
21世纪的问题不是我们城市化的速度太快，而是我们城市化的程度不够。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如果地球能任我们予取予求，那这就不重要。每天有20万人进入城市（或者说在2010年左右我们大体上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物种），这一事实非常引人注目。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城市人口将在2000年至2030年间增加一倍，但混凝土丛林所占的面积将增加两倍。仅在这30年里，我们扩张城市时新增的土地就将与南非的面积相当。
这种全球性的扩张正把我们的城市推向湿地、荒野、热带雨林、河口、红树林、河漫滩和农田，这给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连山脉都被移开，为这一史诗般的城市化浪潮让路。这可不是比喻：从2012年起，中国偏远的西北地区形成了一块人造高原，在这块高原上，一座由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构成的新城市正在建设之中，它的名字是兰州新区，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跟过去的美国城市一样，中国城市中心区域的密度也在逐渐降低，因为道路和写字楼的不断扩建迫使人们从拥挤的、多功能的市区迁往郊区。这是世界范围内降低密度、依赖汽车的城市化和扩张趋势的一部分。当人们变得更富有时，他们就会需要更多的生活空间。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将来的流行病所造成的威胁，可能会再次逆转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鼓励人们逃离大都市，因为大都市里长时间的隔离和lockdown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那里的感染风险更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会十分严重。
在一个更热、更潮湿、更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城市可能会提供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描绘的漫长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城市是一个有弹性的实体，适应性很强，能够抵御和应对各种灾难，而我们人类也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城市物种，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压力和可能性。我们最好继续创新。在本世纪，香港、纽约、上海、雅加达和拉各斯等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都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威胁；随着气温的上升，会有更多的人不得不承受酷热的折磨和极具破坏性的风暴的侵袭。我们的城市处于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的第一线；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够率先采取行动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它们蜕变的能力。在历史上，城市曾经适应了气候的变迁、商路的转移、技术的发展、战争、疾病和政治动荡。例如，19世纪的大流行病塑造了现代城市，它们推动了土木工程的发展、城市卫生状况乃至整体规划的改善。21世纪的大流行病将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城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城市也会适应这个面临气候危机的时代。
城市的进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只要城市存在，其规模就取决于主要的交通方式、外部威胁、物资供应和邻近农业用地的价格。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因素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只有在富裕和安定的社会，它们才能大展身手。在本世纪，威胁我们安全的不是外部军队的入侵，而是不稳定的气候。人口密集的城市拥有公共交通线路、适于步行的街区以及各种商店和服务，与散乱的居民点相比，这样的城市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消耗的资源更少。它们的紧凑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自然的冲突，因为它们没有犯下无序蔓延之罪。我不是建议人们往市中心挤：显然，那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我说的是大都市周边地区（郊区和城市周边的街区）要城市化，使它们具有与市中心相似的形式、密度、多功能和空间上的杂乱。
在2020年的lockdown期间，城市里密集的人口从优势变成了威胁。作为城市生活乐趣之一的社交，成了人们千方百计试图避免的东西，仿佛你的同胞就是你的死敌。数十亿人被命令分开，不许聚集在一起；城市生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但城市人口在疾病面前的脆弱和封锁的影响，不应使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提升人口密度是实现环境可持续的重要途径。
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者正确地赞扬了使现代大都市在知识经济中如此成功的“集群效应”。但这种效应在许多领域都适用，并非只对科技初创企业有效。密集的城市区域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创造力，包括在街区面——不只是金融界和科技魔法（technological wizardry）层面，还有日常生活层面。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当我们需要有弹性、适应性强的城市来着手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新的严峻挑战时，功能性强、资源丰富的社区可以帮助城市更具弹性。达拉维、拉各斯的奥蒂巴电脑村以及众多非正式社区的活力表明，城市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发挥作用。
这种解决方案需要让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真的实现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它需要我们提高想象力，接受城市的多样性。回顾历史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睁开眼睛，全方位地把城市经验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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