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议案精选」未成年人保护 两会在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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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把中小学生还给学校”
近日，一份题为“把中小学生还给学校”的提案引发热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委员认为，“校内放羊”导致了“校外厮杀”，普遍的课外辅导班补习给学生家长带来多重压力，建议中小学适当延长在校时间，适当保留竞争机制，限制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培训机构，让学生把有效的学习时间都在学校内完成。
“减负”“课后三点半”“素质教育”等关键词，在历年的全国两会上，都高频出现。在人民网推出的2019年两会调查中，400多万人参与投票，“教育改革”位列群众“期待名单”第四位。从之前的“有学上”到现今的“上好学”，关注点的转移背后，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公众对“上好学”的持续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改革尚未能完全满足公众的期待，在缓解公众教育焦虑，提高教育质量上，我们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规范并限制校外培训机构，对此教育部早已频频出手，一些师资不过关、虚假宣传的培训机构在整治中被清理出场，有效保护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但课外班补习热似乎并未明显降温，“疯狂的黄庄”仍有不少。因为在不少家长看来，既然学生最后还是要靠分数一较高下，哪里能提供灵活且优质的教育资源，自然选择把票投给哪里。至于形式上是校内学习还是课外培训，并不那么重要。
学生和家长的这种用脚投票，当引起教育管理者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公立学校的教育供给不同程度地存在标准化、规范化甚至相对简单化的倾向，学校在落实“减负”的同时没能做好“增效”。公办中小学要充分发挥自身制度和资源优势，打开思路，突破局限，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做好教育供给端的改革。
再进一步延伸，课外补习热度不减，也与当前的校内评价标准和招生制度有关。虽然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但只要分数还是评价学生的单一纬度，只要升学率等各种数字还没被拉下“神坛”，疯狂的补习就不会消停，真正的“减负”也无从谈起。而这些，也都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建议修改收养法，鼓励收养孤残儿童
2018年，方燕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一年的履职中，她频繁走访福利院，咨询爱心人士。2019年春节过后，在陕西省一家福利院，方燕见到了一个不到1岁的唐氏小婴儿。“她见到我就让我抱她，一只手抓着我的手，一只手摸着我的头发，然后嘴巴凑过来不停地亲我。我震惊了，他是天使啊！其实，人性的纯良是跟智力、年龄没有关系的。这样的孩子，虽然可能永远都恢复不到正常人，但是他对爱的渴望，他表达爱的方式，都让你觉得他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他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
小天使的一个吻，让方燕泪眼如花。她更加坚定了自己要为孤残儿童呼吁的心，从法律上保护他们，让他们通过合法渠道被更多的爱心家庭收养。“目前，处于观念和现实诸多因素的考虑，我国的大部分残疾儿童是被国外家庭收养的。每每看到这些孩子长大后回国寻亲，心里都格外不是滋味。”
今年两会，方燕带来了关于修改收养法，鼓励收养孤残儿童的议案。
她希望，中国能在收养法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制度上，给予收养孤残儿童的家庭更多扶持，让孤残儿童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从小就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归属。
三、建议适当扩大探望行为主体范围，优化探望法律制度
“宝宝，如果有一天，爸爸跟妈妈分开了，你必须要在两个人之中选一个，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两外一个人了，你会是什么感觉？”这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厉莉在今年两会前问5岁儿子的一句话。这是厉莉给儿子的一个假设，但却也是无数个孩子正在面临的问题。
作为法官，关于离异家庭探望纠纷的一个个真实案例，让厉莉触动很大。当父母离异的伤痛还未散去，不少孩子就又要陷入被父母“抢来抢去”的困境之中。很多未成年人，在大人们爱的名义下被争来抢去，满足这自己的情感需求，在这种“抢”与“藏”中身心受伤。
前不久，儿子幼儿园小伙伴的突然“消失”，更让厉莉坚定了优化探望法律制度的决心。儿子的这个小伙伴，生在一个父母关系不和的家庭。为了躲避爸爸，妈妈停掉了孩子所有的培训班，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于是，就有了上面厉莉对儿子的那个假设。厉莉告诉儿子，他的一个小伙伴就正在经历这样的痛，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爸爸了。
“那他为什么不给爸爸打电话？”
“因为他还不知道怎样表达。所以今年两会，我发自内心的想帮这些孩子们多说几句话。”看着泪眼婆娑的儿子，厉莉坚定地说。
今年两会，厉莉建议：以未成年人保护为本位，适当扩大探望行为主体范围，优化探望法律制度。
四、建议在儿童食品包装上标注糖份含量及警示语
今年两会，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董事长安庭，说出了属于孩子们的“甜蜜的烦恼”。每到放学时间接孩子，安庭总会感慨，现在的“小胖墩儿”可真多。而且，现在儿童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这些问题，引起了安庭的注意。直到有一天，一部BBC纪录片《糖的真相》让安庭感触极深。记录片中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以欧美人为例）摄取的主食量基本一样，肥胖率却高出许多，排除运动等因素，糖是两代人饮食结构中非常主要的区别，许多零食中都含有大量的糖。
的确，甜甜的糖能够满足小孩子的口味，但过多的糖分摄入却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隐形风险”。安庭开始在饮食中留意，在超市调研。他发现很多的零食没有明确标注糖的含量，很多大人在购买零食时，也不懂得含糖食品的选择，不懂得规避糖给小孩子带来的风险。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目前也没有成分标注上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外很多国家的食品包装上会有明确标识。
“孩子是祖国的希望，关注他们的健康，是全社会的责任。帮助孩子解绝这种甜蜜的负担和烦恼，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今年两会，安庭委员带来建议：在儿童食品包装上标注糖份含量及警示语，不让糖份为儿童肥胖“推波助澜”。
五、建议规范未成年人使用移动终端
“海南海口12岁小学生打赏游戏主播，花掉环卫工母亲4万元积蓄”“广东中山小学生玩游戏，用妈妈手机买1.6万元道具”……类似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未成年人合理上网的关注，也触动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的心。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她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管理和教育，同时完善相关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其中10岁以下网民约为3400万，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呈低龄化趋势。甄贞委员了解到，沉迷手机的学生大有人在。“成年人有时都控制不了自己，更别说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了。”
甄贞委员介绍，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已通过立法的形式，或明令禁止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和课堂，或规定在教师和家长的许可下才能使用手机。2018年8月，我国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但我国现有的制度规范还不健全，约束力也不够强。
甄贞委员建议，规范未成年人使用手机要坚持“刚柔并济”。所谓“刚”，即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家庭、学校、社会具有规范、管理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法定义务；教育主管部门应适时修改完善中小学生行为规范守则，增加关于使用手机的管理规定，并赋予教育部门相应的管理、惩戒权限，确保规定真正落地。所谓“柔”，甄贞委员解释道，“对手机的管理也不能‘一刀切’，要考虑到教学用途等客观需要，通过完善相关规范，发挥移动终端在教学中的积极功能。”
“帮助孩子远离不良信息和‘电子鸦片’，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合力是最关键的。”甄贞委员表示，除了学校要加强教育监管之外，家长也要以身示范，尽到监管责任，在家庭教育中多陪伴、不缺位，做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良师益友。
六、建议禁止中小学生在校园使用智能手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江西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贵溪市樟坪畲族乡乡长雷燕琴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禁止中小学生在校园使用智能手机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雷燕琴认为，对中小学生而言，智能手机在与家人联系、查找学习资料等方面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危害。
“许多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更看重他的娱乐功能，一有时间就玩游戏，甚至在课上也会打游戏，微信、QQ聊天，耽误学业，影响课堂秩序。更有甚者，利用智能手机上网功能做作业，不经思考就能“完美”得出答案，学生自主思考能力大大降低。”雷燕琴认为，中小学生在校园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
此外，雷燕琴还称，学生在课间本该休息锻炼的时候玩手机，导致缺乏锻炼，身体素质下降；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视力会急速下降，还会给颈椎、脊椎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
《建议》介绍，根据权威的心理咨询机构数据，近年来因孩子沉迷网络而求助心理咨询的个案占青少年心理咨询个案的60%以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其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占比为25.4%，而12-16岁的青少年是网瘾高发人群。
雷燕琴还认为，中小学生过度沉迷于智能手机容易影响其心智发展。
“一方面学生容易形成攀比之风，觉得自己手机的款式、功能不如其他同学，盲目追逐的后果是带来价值观扭曲；另一方面，网络上存在着良莠不齐的信息，会给学生带来不健康的心理甚至意识形态的不良认知。”雷燕琴在建议中写道。
尽管我国尚未在国家法律层面对中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做出规定，但是中小学生沉迷手机的问题已经引起有关部门注意。雷燕琴在《建议》中还提到，2018年4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和《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引导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维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也已通过立法，或明令禁止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或课堂，或规定在教师和家长的许可下才能使用手机。
《建议》还指出，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新生事物、网络世界有着巨大的好奇心。以他们的心智程度，想要做到理性使用智能手机十分艰难。
针对上述问题，雷燕琴代表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要出台文件法规，禁止智能手机进校园。由教育部牵头，各部门通力合作出台相关文件，全面禁止中小学生在校时使用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在内的所有可联网的通信设备。发现学生将上述个人电子产品带入学校的，学校有权实行统一保管。
此外，制定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切实规范中小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的行为，明确中小学生携带智能手机进入校园属于违规行为，学校有权要求家长配合并进行适当处分，让学校和教师处理此类事件时有法可依、有理有据。
其次，学校要规范管理，丰富课程形式与内容。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健全制度，强化日常监管，将学生在校使用智能手机作为严重违纪对待，同时建设维护好校园公共电话亭，方便学生与家长联系。教育部门应从上而下建立适合学生成长及学习所需要的信息化网络，大力推广并投入使用台式电脑，通过设置编程、人工智能、信息化管理等相关课程，让学生能在正确的指引下，熟练掌握计算机各种工具的应用，并在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下，对互联网有着正面、积极的认知与使用。
第三，家校联动，给学生创设良好环境。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家长的处事行为对孩子的影响重大。学校要通过家访、家长会等形式，提醒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好该项工作，不给孩子买智能手机，已买智能手机的立即收回，承担起对孩子的监管与保护职责。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言传身教，加强与孩子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学习、人际交流等中的压力并及时解决，教导孩子绿色上网，避免孩子为找寻寄托迷恋网络，对智能手机不能自拔。
七、建议禁止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
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青联界别关注网络直播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建议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迅猛发展。直播平台门槛低，涌现一大批依靠低俗内容赚取流量、牟取利益的主播。
针对以上问题，青联界别建议尽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细化监管规定和处罚措施；考虑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明确规定主播准入条件，制定合理的申请测评，完善主播资质审核；加大对审查监管不力、不及时处理违规内容直播平台的查处力度；畅通网民检举不良信息的渠道。
八、建议金融教育纳入必修课，别让下一代跳入诈骗“坑”
“目前学校普遍欠缺对青少年的财经素养教育，建议尽快将金融素养培育纳入中小学生培养计划体系中，列为从启蒙教育至高中教育的十二年学校教育必修课程加强对学生进行金融知识教育。”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在接受未来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两会期间，李国华委员提交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金融素养培育的建议》的提案。
近年来，电信诈骗、校园贷、p2p爆雷等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在李国华看来，这其中有许多人是因为金融素养不足，只以为有钱赚，但没有意识到风险，如果别人编了很好的剧本，而受害者自身的金融素养不足，很可能就会上当。
“为什么我提出这个提案？是因为要让下一代的人，不要再像现在年长的那些人一样，因为金融素养不足而受害。否则，二三十年后再一个轮回，现在的年轻人又会成为新一代受金融负面影响的人。”李国华说。
不仅是压岁钱乱花，网络游戏充钱、陷身校园贷等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有些孩子一有钱就乱花，大吃大喝、网游氪金等；没钱就去找校园贷，不少人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实上，这也与青少年金融教育和国民金融素养培育缺乏有关。
“如果有了这种素养，抵御这种诱惑的能力就强了，看问题就更透彻了。最开始我的提案只写到了中学生，所以后来也改成了‘中小学生’，金融素养的培育要从小开始。”李国华说。
李国华认为，对未成年人来说应该由父母帮着去规划和理财。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权力也有责任把孩子监护好，包括压岁钱和零花钱。但是这又暴露出一个问题，现在的家长当中，真正具备金融素养的人并不多，所以仅靠家长培育孩子还不行。
“实际上这是国民金融素养的问题，应该靠全社会来努力，特别是教育要有一套体系。”李国华表示，最好的结果是，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父母要去帮助孩子管理他的钱，并培养孩子的金融素养。孩子18岁以后，他就可以用学到的金融知识，去投资、理财等。
尽快将金融素养培育纳入中小学生培养计划体系
“素养是深入在人的骨髓和思想之中的。一个人将来想成为一个可用之材，除了文化素养、政治素养外，还必须要有许多其他的素养，如金融素养。”李国华在提案中写道，金融素养是作为社会公民不可或缺的生存立身之重要基础，基础教育阶段是人的各方面素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向大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开展财经素养教育十分必要，这既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策略。
美国于2003年颁布《金融扫盲与教育促进条例》，从立法、组织、课程、资金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也将金融普及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缩小青少年的财经素养差异，并采取多种行动计划来促进公民的金融素质提升。
在我国，2015年国办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国民金融素养”，记者注意到，有些网络金融平台也开始在金融教育等方面进行探索。如支付宝通过“答答星球”互动游戏进行金融安全教育，据了解，截止2018年12月，支付宝在线安全教育课程覆盖上亿用户，消费者金融安全教育相关“扫雷行动”走进6个省份宣讲近百场次。
广州、福州、上海浦东等地率先开展金融教育试点工作，将针对青少年的部分金融基础教育纳入现有义务教育框架，浦东新区东昌中学探索基于金融素养培育的特色普通高中建设的目标及路径。
“但总体来看，目前探讨我国青少年金融教育问题较为缺乏，学校普遍欠缺财经素养教育，专门研究及推广机构较少、力量分散、基础薄弱。”李国华说。
对此，他建议建议政府制定相关条例，尽快将金融素养培育纳入中小学生培养计划体系中，列为从启蒙教育至高中教育的十二年学校教育必修课程，加强对学生的金融知识教育，促进全民金融素养提升。
此外，他表示，建立体现中国特色的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是当务之急。建议建立完善金融素养培育支持系统建设，联合高校、研究机构等单位，遴选优秀资质的业界投资者教育基地，建立金融素养培育专家库和家长资源库；搭建互联网在线教育平台，为师生提供国内外金融素养培育视频等资料，共享金融素养培育课程。
他还建议加强金融素养培育教师队伍建设，完善金融素养培育课程开发、实施及评价。“课程和教材可由学界、业界专家联合开发，或专家指导校内经过培训的教师开发，活动性课程可由业界投资者教育基地联合开发。”李国华说。
九、建议将法定最低婚龄修订为“男20岁女18岁”
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同时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抓紧修改法定结婚年龄及不再鼓励晚婚晚育的建议》。
丁列明认为，现行最低婚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人口发展形势、生育政策等不相适应，建议尽快修订《婚姻法》相关条款。
他表示，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主要服务于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但“十二五”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大幅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生育意愿发生重大转变。为应对这些重大变化，2016年起已实行全面两孩的生育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也由以控制数量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现行法定婚龄在国际上、我国历史上也处于最高水平。鉴此，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目标不相适应，需修订完善。
十、建议建立精密的罪错未成年人研判机制
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了怎么办?2018年,接连发生的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引起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今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和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悦群,分别就罪错未成年人的管教处分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去年发生的几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采访一开始,倪闽景委员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他告诉记者:“未成年人由于心智还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蛊惑和教唆,从而走上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但现在的社会环境跟多年前已经很不相同,现在的大多数孩子,从很小就受到各种信息的冲击,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也与从前大不相同。有不少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孩子,其实对法律规定一清二楚,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按照很多年前制定未成年人相关法律的初衷一概宽容对待,显然不妥。”
针对这一现状,倪闽景认为,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建立精密的罪错未成年人研判机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心理健康状态、违法犯罪动机和原因等进行深层次探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处理。“同时,对于普通未成年人,也要加强前置性分析研判,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和潜在危险因素,不要等到孩子真正出了问题才去管教和处罚。”
来自司法实践一线的王悦群委员对如何管好“熊孩子”也有自己的思考。她告诉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确出现了新变化,逐渐呈现低龄化、成人化、暴力化的特点,一些极端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针对这些新变化新问题,今年2月12日最高检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专门对社会关注的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却犯了重罪的“熊孩子”怎么办的问题作出回应,即提出“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
“对涉罪未成年人,永远都应该立足于教育挽救,而不是处罚犯罪。管好‘熊孩子’,需要形成合力,积极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犯罪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王悦群说。她同时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建议尽快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明确家长职责。比如,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就探索建立了强制性亲职教育制度,促进监护人提高监护能力、改善家庭关系,充分发挥家庭应有的教育矫正作用。王悦群还建议对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建立健全监护人替代管理制度。此外,还可以推广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责令违法犯罪少年从事公益劳动或者到某一指定场所,完成一定时数且为无偿的社会服务劳动。
十一、建议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建议，马化腾今年并非第一次提出。实际上，他已经连续三年提交相关建议。
在今年的《关于多措并举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建议》中，马化腾建议从触网管理、家长介入、企业技术措施、大众观念培养等角度多措并举，更系统有效地实现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
马化腾建议，由国家牵头，在各企业既有的防控措施和家长守护平台基础上，建立“一站式”的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管理平台，既能控制未成年人的全网在线时长，也便于监护人更深层介入，对孩子上网进行个性化管理。
3月1日，腾讯启动了“儿童锁”模式测试，13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在首次登录游戏前，将被强制要求登记认证，只有在监护人授权完成“解锁”后才能登录，且登录之后仍遵循现行健康系统的游戏时间限制。也就是说，从此，孩子能不能玩游戏，完全由家长说了算。
行业专家认为，“儿童锁”是业界一次全新的模式探索，通过企业提供的技术工具，让家长拥有充分知情和授权的权力，更直接有效地管控孩子的游戏行为。同时，家长也可以运用好“儿童锁”，对孩子进行个性化引导，以良性互动培养更好的亲子关系，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书面建议还提出，加快制定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信息保护，同时扶持具有正向价值的信息和产品的创作和研发；全面加强网络素养培育工作，培养大众对互联网发展应用的科学认知；推动相关研究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加强相关问题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
十二、建议尽快重视工读学校建设，将其变为挽救“问题少年”的最后防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三十五条早已明确，对有特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但这一作为兜底保障的制度设计却在日渐式微。”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发现，目前不少工读学校生源惨淡，一些城市的工读学校在校生饱和度不足50%；北京的一家工读学校配有35名教师，却只有2名学生，被迫彻底停办。
朱晓进委员分析认为，导致工读学校无法为“问题少年”兜底主要原因有：
其一、“三自愿”原则使工读学校失去了强制性。由于强制送工读学校的规定遭到质疑，目前工读学校入学采取了学生、家长、原就读学校三方共同签字的原则，使得部分应当入校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拒绝签字的方式逃避。
其二、工读学校被误读。在缺乏足够宣传和正确引导的情况下，社会对工读学校及其在校生、毕业生形成了一种隐性歧视，使家长、学生等产生抗拒。
其三、民间机构野蛮生长。在工读学校被误解、被拒绝的同时，由于民间机构宣传力度大，家长也存在“高收费就有高成效”的思维误区，导致许多“问题少年”被送入“网瘾中心”“矫正学校”等非正规机构，并时不时爆出在这些机构受到不正规教育甚至是身心摧残的负面新闻。
朱晓进委员建议，建议尽快重视工读学校建设，将其变为挽救“问题少年”的最后防线：
一是建立强制转学制度。对于出现一般刑事违法行为但依法不予追究的未成年人，应当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无需征得家长及学生同意，强制将其转入工读学校接受全日制寄宿教育。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建立预备转学机制，即给学生半年或一年的留院校查看期，期间不思悔改者则立即送工读学校；学籍仍然保留在原学校，毕业证也由原学校颁发，以保障学生尊严。
二是加强工读学生培养。强化工读学校的课程设计，在确保义务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到位的同时，以就业为导向强化就业思想引导和职业兴趣培育，并积极与中高等职业院校对接，将思想过关、成绩合格的学生保送至就业前景好、收入高的专业就读。通过工读生找到好工作、寻到好归宿为工读学校正名，打消社会歧视和家长学生的疑虑。
三是加强学校透明程度。首先是通过组织家长听课、亲子活动等使家长频繁进入校园，既能深入了解子女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又能借此引导树立正确的家庭相处、教育模式；其次是建立教学区域、非隐私生活区（食堂等）的视频监控直播模式，这在不少公立学校已成为常态，工读学校可及时引入，既可以提升家长的安全感，又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可度；最后是加大对工读生升学、就业、收入等信息的公开力度，扭转社会的歧视，为工读生家庭赢得尊重。
四是严管引导民间机构。一方面要严格管理民间的各种所谓矫正、救治机构，对于存在违规情况的要及时将其学生就近转入工读学校。另一方面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工读学校建设，在资金上可以引导设立工读学校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在人力上可以吸引义工参与学生的生活管理，或未学校提供适当的义工课程、校园服务等；在知识方面则可以依靠法律援助组织等给学生普及法律常识，依靠爱心团体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等。
十三、建议加强幼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体系建设
“目前，幼儿教师培养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理论与实践脱钩、统筹不够、覆盖面不全、培养出现断层等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与持续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的提案，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幼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体系建设。
柳茹认为，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可持续提升，要从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政府出台政策保障，推进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的落实。一方面，完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建设，深入贯彻协同育人教育理念，构建“政—校—园”联动机制，通过政策、资金、编制等方面的统筹，有效支持“学习—实践—再学习”的终身培养模式的建立，鼓励大专院校和幼儿园通过双向挂职、互助学习、双导师制等多种举措，实现教师培养的纵向贯通和横向联合。另一方面，在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对教师培养一体化的督导与评价，把人才培养成效作为考核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及园所的重要指标，真正把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第二，构建一体化培养课程体系，实现职前职后教师培养的有机衔接。建构一体化课程体系，把终身发展理念贯穿到整个课程系统中，明确各阶段教师培养目标，完善教师学习内容体系，使课程设置更加科学、合理；创新教师培养模式，科学制定培养方案，整合地区、学校、幼儿园教育资源，切实解决教师培养的实效性问题。同时，课程体系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此外，建议构建幼儿教师一体化培养线上平台，以全方位、多形式、广覆盖的教师培养与培训渠道，构建“专家—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学习共同体，实现职前职后教师发展的无缝对接。
第三，多渠道保障教师培养培训全覆盖，支持每名幼儿教师获得专业发展。要让每一名幼儿教师都能获得公平而有质量的培训机会，支持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幼儿教师都能获得专业的提升，特别是要保障非在编幼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合法权益。政府、大专院校、培训机构、幼儿园要联动，共同为广大幼儿教师营造公平、和谐的继续教育环境氛围，支持每一名幼儿教师都能通过终身的学习和培训获得专业素养的可持续提升。
十四、建议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体检和档案管理制度
近年，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持续增多，对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如何“防微杜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一直关注并致力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3月3日，陈海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体检和档案管理制度，有规律地掌握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呵护祖国未来的花朵。
陈海仪是一名法官，在22年的职业生涯中，共参与审判4000多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帮教过的上千名少年犯出狱后未见重新犯罪，还有30多人考上大学，因此被众多少年犯称为“法官妈妈”。在工作当中，她目睹了不少青少年因犯罪锒铛入狱。同时，她还在很多学校担任着法制副校长，因此也深知学校里存在着一小部分学生心理问题的情况。
“青少年犯罪大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她说，“我们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体检年年都有，但却忽视了心理健康的体检，目前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仅限于教育层面，对心理健康的状况没有专门制度和手段去检查这个教育究竟效果如何。”她说。
陈海仪建议，要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体检和档案管理制度，有规律性地掌握青少年心理状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学校管理方面的规定。“通过定期的心理健康体检，教育管理部门就能知道有多少特殊的孩子，在特教老师供给、柔和教育开展等方面能更有针对性。学校和家长能及时掌握孩子小时候或早期不好的行为习惯或不好的心理状态，及时进行疏导，并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更有效地帮助和矫治孩子心理问题，将心理问题扼杀于萌芽状态，就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孩子走上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
据悉，在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体检并实施统一有效的档案管理方面，广州已率先作出探索。实践也表明，对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体检和档案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困难，是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的。陈海仪介绍说，广州的试点是委托心理机构创设了相应的心理测评的方法，先对孩子进行普遍筛查，在筛查基础上找出有行为问题或有心理困惑的孩子，再从这些孩子里进行一对一评估，来确定孩子是否有心理疾病。
今年，全国人大将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现行法律里规定了要保证未成年人身体体检的常规化、定期化。对此，陈海仪表示要借今年修法的机会，推动构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心理体检和档案管理制度，让心里健康体检和身体健康体检受到同等的重视，更好地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健康地成长。
十五、建议创新智能教育方式，增设儿童户外活动空间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丁磊提交了多份提案，包括涵盖“创新智能教育方式”和“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等主题。丁磊尤其在未成年人保护、“AI+教育”等热点问题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
丁磊建议，利用“AI+互联网”技术把优质教育资源同步到贫困山区，例如直播、VR、人工智能等智能教育技术，消除城乡教育鸿沟、消除贫困代际传递；除此之外，他还建议普及智能设备的儿童模式，减少孩子对智能设备的过度沉迷。例如，抓住设备控制，增设“儿童模式”，鼓励专属内容，促进适宜青少年的内容开发，做好立法保障，打造安全健康的青少年网络生态。
丁磊委员建议利用“AI+教育”等互联网技术消除城乡教育鸿沟、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推动中国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直播、VR、人工智能等智能教育技术，可以把优质教育资源同步到贫困山区。
他在书面建议中提出，要搭建城乡一体化的“网络数字学校”，导入优质教育资源，加强教师能力水平的培育提升，创新智能教育模式，重视贫困地区学生的素质教育。教育部门可以鼓励智慧教育技术研发相对成熟的企业参与研发相关技术和设施，引入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增强教学互动性、评估有效性，切实帮助提升教学质量。
探索“AI+教育”，通过智能点阵笔的应用，可减轻当地教师批改作业的负担；翻译笔的推广，能够大幅提升学生自学能力；挖掘语音识别、语音翻译、口语评测等场景，可以科学评估学习成效。网络授课和AI技术的有效结合的智能教育，能够打通教、学、练、测、评各环节。
青少年教育和健康成长一直是丁磊委员关注的重点，连续两年都有专门提案。今年的提案建议普及智能设备的儿童模式，减少孩子对智能设备的过度沉迷。此外，另一份提案提出为儿童户外活动提供更多场地，增强儿童户外活动意识。
他在一份关于健康上网的书面建议中提出，抓住设备控制，增设“儿童模式”；鼓励专属内容，促进适宜青少年的内容开发；做好立法保障，打造安全健康的青少年网络生态。
今年初，网易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正式升级，上线了严格的防沉迷措施，推出宵禁和限时等功能。12岁及以下的用户每天限玩1小时，13到18岁用户每天限玩2小时，节假日增加1小时；每天21:30到次日早上8:30期间实行宵禁限玩，帮助未成年人养成合理的生活作息；推出“网易家长关爱平台”，涵盖家长-孩子账号绑定、多账号监管、游戏资料查询、游戏时间管理、消费管理、多种情景下的限玩模式等，方便家长有效地监督管理孩子健康上网。
为提高我国儿童的身体素养，他建议增设儿童户外活动空间：一是专门为儿童户外活动提供更多便捷便利、安全舒适的室外场地，升级改造既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二是通过社会、学校、媒体等多方面的教育引导，增强儿童户外活动的意识；三是将儿童户外活动的统计调查和分析判断作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重点研究项目。
十六、建议建立儿童托管机构黑名单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面临着工作繁忙无暇照顾上学子女、父母尚未退休抽不开身帮衬照顾的尴尬局面。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小餐桌”儿童托管机构应运而生。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德发长饺子馆职工胡春霞向大会提交了《对加强“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监管的建议》。
胡春霞表示，实地调查发现，在很多小学周边，有生意头脑的经营者租一套房、聘用几个员工就能够开张一个托管班。托管班根据所包含的业务又分为“全托”和“半托”，“全托”就是补课和生活照料全部包含的，“半托”则是只负责生活照料的。
“目前绝大多数的托管班既未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也未在教育部门备案，‘小餐桌’这类小孩托管机构在法律监管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的档口。小孩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和服务质量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各类纠纷也是时有发生。”胡春霞表示。
鉴于“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一味的限制反而不如加强监管，提升规范性。因此，胡春霞建议：
一、针对“小餐桌”的运营特点，教育、工商、食药监、物价、公安等部门可以共同商议制定有关校外托管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适合的准入制度和严格的退出机制，明确服务的标准和经营者、消费者及监管者的责权，以适合的渠道将“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
二、“堵不如疏”，可以放开“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的市场，甚至可采取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引入更多的经营者加入，以充分的市场竞争确保“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
三、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体罚、虐待学生的机构和从业人员，严肃查处，终身禁入，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十七、建议严厉打击“校园贷”
全国人大代表，西华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化学化工学院教授苟兴龙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高”应总结各地办理“校园贷”“套路贷”案件的经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案件性质认定标准、证据要求及审理原则，对“校园贷”定罪从严、量刑从严。
“一个大学生原本贷了8000元，陷入‘校园贷’设下的陷阱后，家长为其还款30万元，然而借贷公司又依据所谓的‘合同’向法院起诉学生要求还款80万元。近期，四川某地检察院已经受理了这起‘校园贷’案件。”苟兴龙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教师，当了解到“校园贷”的巨大危害后，他对学生身陷“校园贷”泥潭十分心痛，为此他用了一年时间对“校园贷”和“套路贷”进行深入调研，在这次两会上提交了《关于严厉打击“校园贷”“套路贷”的建议》。
“一些年轻人追求享乐、盲目攀比、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容易成为‘校园贷’的受害者。”苟兴龙说，对此，家庭和学校应对学生加强教育，使学生树立勤俭节约意识和理性、科学的消费观念。学校要加强网络安全教育、金融安全教育和法治教育，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应成立法律援助中心，为学生及家长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与服务。
“应加强借贷平台资质审批备案，提高民间借贷公司注册门槛，要求其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如20万元以上）。对所有营业的民间借贷公司进行备案，一旦查明有套路贷情形者，立即罚没保证金，并取消公司营业资格。”苟兴龙认为，国家应进一步明确借贷平台、社交媒体、微商APP、互联网安全、金融安全等的监管职能部门，实行问责制，压实监管责任。有关部门可以设立民间借贷联合监管组或建立打击“套路贷”联席会，协同监管，联防联控。同时，建立实时监测机制，一旦发现“校园贷”“套路贷”嫌疑，立即查处，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减少受害人的损失。
苟兴龙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进行充分调研，总结各地办理“校园贷”“套路贷”案件的经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案件性质认定标准、证据要求及审理原则，为各地办案提供指导。加强网络安全及互联网金融立法，制定民间借贷条例，适度放宽“非法经营罪”的立案标准和适用范围，加大对不具备办理借贷业务资质的机构和个体的检查惩治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定罪从严，量刑从严。
“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征信系统，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形成联防联控联打体系，充分运用金融、行政、司法等手段整治‘校园贷’，严厉打击‘套路贷’。”苟兴龙说。
十八、建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急救中心南区分中心副主任医师班宇侠建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他指出，中国是烟草生产及销售大国，每年产销量均居世界第一，并持续增长。同时中国也是酒类生产大国，是全球人均酒类消费第三大国。烟酒是对国民健康构成重大损害的产品，此类成瘾性产品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更大。
“未成年人身心处于发育状态，自制能力不强，接触烟酒后容易成瘾；酒精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大脑，使其智力下降；烟草燃烧时，会释放大量有毒物质，给人体多数脏器发育带来损伤。”班宇侠介绍说，世界各国对未成年购买烟酒都有明确的年龄要求，而且对烟草制品的销售年龄普遍在提高。
目前，电子烟的泛滥令人堪忧，青少年很容易购买到电子烟。
2018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发布《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要求我国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但是在国家立法层面还没有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有明确规定。”他指出。
班宇侠表示，全国人大今年将重点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建议在法律修改中增加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包括电子烟；建议购买卷烟年龄不低于20周岁；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禁止销售烟草制品和酒类产品。
“特别是对于违反上述两条的需规定明确责任主体，并建立明确的罚则，使得两条规定落实到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应在其实施的条例中明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建立相应的监管和处罚措施，并严格落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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