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韩语为什么会有“主-宾-谓”这种反直觉的语法呢？

　　按照语言分类，汉语和英语分属屈折语和孤立语，有很多差异，但在“主-谓-宾”这个结构上是一致的。

　　比如“我读书”就是典型的“主谓宾”句式，

　　我（主）- 读（谓）- 书（宾）

　　英语也是一样

　　I （主） - read（谓）- books（宾）

　　但是日语韩语的语序却是 “主-宾-谓”

　　“我读书”这个句子在日语中的顺序则是“我书读”

　　“主-谓-宾”本就是一种人的直觉，玩过cs的肯定见过这个提示

　　不会任何语言的人也知道什么意思

　　但如果按照日语的“主-宾-谓”换一下顺序，变成下面这样

　　意思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明白了。

　　日语韩语这种反直觉的语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与日韩语的语序语法在底层是相通的。元代汉语也受蒙语影响，主宾谓（严格说是主宾动）即SOV乃至SVOV的语序屡见不鲜，见後文例（注意现在已取消阿尔泰语系，蒙古、突厥和满-通古斯各成语系）。另外说下一般认为汉语谓语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名词或者主谓句，英语谓语由简单动词或动词短语(助动词或情态动词+主要动词）构成，这里的谓语就顺着题主取後者。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甲柏连孜，在莱比锡大学讲《汉语语法导论》课。他一生研究过多种彼此差异很大的语言。

　　“观察这样一副色彩斑斓的图景到底是为了什么？”甲柏连孜的回答是研究人类的语言能力，通过语言学来给语言能力定义。“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将语言发展的所有可能性都了解一遍，又怎么能给它下定义呢？”

　　怎样才能了解语言发展的“所有可能性”呢？甲柏连孜的原则是：

　　任何对于陌生精神世界的语言习得都同时是一种打破诸多偏见的行为，而这些偏见正是我们之前习得的语言中附着而来的。构建语言的每一种形式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只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语言的多样性让人类认识到，每一种语言提供的都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它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这也是诂学（Goodery）从语言文字入手的原因之一，不仅研究客观事物，还需考虑所用语言或符号对其认知理解的影响（主观效用），兼顾两者（名实统一），理解提问方式形式与相关理论认知的关系是诂學的基本思想与主题之一：

　　詁小習題 一

　　题主可以多了解下语言学关于语序或类型学这方面内容，不必限于学校教的那点语法“常识”，以前群里也讨论过相关话题，我整理下包含群友观点一起转来参考：

　　

　　与题主的直觉恰恰相反，根据语言学相关实验和调查，SOV 才是最自然和普遍的语序。相对实在的对象容易先说，才是一种语言共性，至少是个强势普遍共性。所谓类型学的共性，可参考

　　有效小學：音韻簡述之語型 上语序接触影响如蒙元对漢白话的影响：

　　你每那孩儿亦学底蒙古言语弓箭也会也。这帖木儿，成都府廉访司官人有。 ——元典章 刑部九路官侵使课钞明·施耐庵《水浒》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兽杨志的便是！黑体即受蒙语影响。蒙古语判断句“主语+话题/主语标记+表语（带标记）+系动词”。“便是”对译了蒙古语中的系动词。“的”可能是个表语标记。阿尔泰语系与日语的语序语法也有相通处，如常听到的“你是什么的干活”。

　　“蒙式汉语”即元代所说的一种汉语变体，以北方汉语为上层语言，但从语音到词汇和语法都受到蒙古语底层的影响，主要用于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语言交际。本质上是一种以汉语为上层语言，蒙古语为底层语言的皮钦汉语即MongoIian Pidgin Chinese。所谓皮钦语，多产生于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接触的环境中，是一种临时的语言作为共同的交际手段，往往在词汇和语法上都有减损和简化。部分介绍见

　　汉语中哪些表达可以替代「不能同意更多」？语类之共性，析言非同源接触之共性，乃语言之本呈。此共性有绝对相对之分，前者几乎无例外如各语皆有否化肯定句之式，後者为倾向性或蕴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实研究之重点，如语序的主语优先律（subject-initial）或如

　　格氏：主宾语SOV属格名後，蕴含形词adj名後。Greenberg’s (1963b) : if a language has dominant SOV order and the genitive follows the governing noun, then the adjective likewise follows the noun.诂學里其实有个更普适的原理，语言学语序现象可看作其表示。意识理解一方面是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另一方面涉及语言、心理等社会现象，还有各学科发展的思维途径，两方面再统一，我们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更底层的机制，也是相关应用如研发人仝（AGI）所需的基础。

　　语言学看，题主认为反直觉的主宾谓SOV语序才是世界语言的主流，这其实也可更好解释各种格标记的成因，即用于化解S/O之歧义。

　　该语序或许更符合人类的初始认知思维方式，在用语言编码自己的理解时，首先以主体为出发点，所以大部分的语言以主语开头，其次看到的是外在的事物，再说明主体跟这个事物的联系。典型的即还未受教育的婴语，如

　　“妈妈！我……饭饭………吃吃”

　　这点有评论也提到了

　　在这种生理制约下，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加补丁优化。SOV语不管是黏着语还是屈折语，大多数都要形态标记而成为综合语。S和O两个名词性的成分在一起，没有标记则容易有歧义。如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日语、韩语、梵语、缅甸语S和O都有标记。

　　另一种方法就是改变语序，如SVO语言的标记就不是必需，如汉语、苗语、瑶语、壮语、侗语、现代英法西语。S和O中间隔了V，S和O即使没标记，也一般不会混淆。

　　阿拉伯语的某个方言中本来是VSO语序，後来S和O的格消失了，为了化解歧义就演变为SVO。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也是一样变成了SVO为主流语序，格尾没了。早期上古汉语也已经以SVO为主，那时已经没有了形态标记。

　　至于上古汉语中的疑问代词宾语前置（“何以战？”）、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时不我待”），为凑韵律而代词宾语前置（“唯利是图”、“弓矢斯张”），受事主语句是OSV，但这种不是主流，有语用因素，如凸出焦点。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上古汉语对原始汉藏语SOV语序的残留。当远古汉语从羌藏缅等原始汉藏语中分化出来时，可能就已经没了格等形态标记，所以主流语序才更新成了SVO。相关讨论参考

　　是汉字的出现导致汉语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逐渐不能互通的吗？法语和西班牙语中，如果出现了代词（包括自反代词），仍然要放在动词之前，残留了古代拉丁语的特征，像英语就不用，已经把代词放在动词後。

　　古希伯来语从VSO变成SVO可从古埃及语的变化上找到证据，或许有语言接触的影响。犹太人与古代晚期的埃及人长期共存，甚至定居埃及。古埃及人在接纳从苏美尔来的犹太难民的时候，其语序已经变成了SVO。

　　当然影响语序的因素很多，不宜一概而论。如古典希伯来语，从最早的形式开始就没有格，但仍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稳定的VSO语序。现代希伯来语虽然变成了SVO，但也不见得都是为了弥补格的消失，诸如语言接触等也有贡献。另外根据Greenberg的共性调查，所有VSO语言都可以以SVO作为可选语序，也就是说VSO语言里出现SVO本身也是合语法的，所谓语序演变也有可能只是两者的使用频率发生了变化。关于希伯来语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古典希伯来语虽然是VSO，但动词的主动分词常常充当动词的作用，而分词是位于主语之后的，也就是S PTCP O，后来古典希伯来语的主动分词在现代希伯来语里变成了真正的动词，S PTCP O也就变成了SVO，于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语序统一形成了SVO语序。

　　如果是遇到了语言接触等因素，语序上是会引发结构重排的，如果一门语言原来存在很多种语序，也会因为受到外来语的影响而择一。也许古希伯来语还没到发展出带格的那一步，就被语言接触给影响成了SVO。

　　另外再说下，主谓宾句仅是汉语的一种句式，把字句这种SOV也很常见，这些广泛兼容不同语序的现象其实也在提示汉语的独特性。汉语的所谓“主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如英语里的那种“主语”。很多人以印欧语的语法习惯来理解现代汉语，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主语可以是行为体，也可以是受体。解释以汉语这种话题凸现的语言，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虽然汉语的主语也可以是施事（主动）也可以是受事（被动），还可以是当事、系事、主事（中间）什么的，它们都是直接论元。

　　王力先生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现代汉语很多句型不是主谓宾，也不能转化成主谓宾结构的同义句。

　　自行车走便道——便道走自行车大脑袋戴小帽子——小帽子戴大脑袋一条被子盖三个人——三个人盖一条被子货物堆满了仓库。——仓库堆满了货物。他什么都会。他一口水都不喝。他连家人都信不过。那份书稿我一看就是一天。羊肉你吃不吃。朱德熙《语法答问》讨论了“我不吃羊肉”“羊肉我不吃”“我羊肉不吃”，如“羊肉我不吃”的“羊肉”是不是主语。朱德熙和赵元任认为汉语主语就是话题。但他们仍用“主语”这个概念。这里摘引沈家煊先生《汉语有没有“主谓结构”》一文相关介绍参考：

　　赵元任（1968）：

　　1）汉语所谓的“句子”就是两头有明显停顿的一个话段（utterance），它可以没有主语，“下雨了”，没有相当于英语主语的it，它可以没有谓语，“这个人呀!”,主谓齐全的整句由两个“零句”（minor sentence）——主谓不齐全——组成，零句是根本，零句加上语调就可以独立。一问一答两个零句组成整句的例子：（1）饭呢？都吃完了。（一问一答）（2）饭呢都吃完了。（自问自答）（3）饭都吃完了。（组合成一个整句）重要的形式证据是，语气助词“啊吧吗呢”既可出现在句末，也可以出现在主语后头。2）汉语的主语其实就是话题。英语主语是语法范畴，话题是语篇或语用范畴，两者不是一样东西。The play I saw yesterday一句，the play（对比重读）是话题不是主语，I才是主语。汉语“戏我昨天看的”，“戏”是话题也是主语。汉语主语为动作者或施事的几率只有50%，受事、时间、地点、与事、工具、原因等等皆可充当主语，如“鸡不杀了”，“今天礼拜六”“你（我）不给了”，“这把刀切肉”，“下雨不去了”。杜甫的两句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按主谓结构说不通，按话题-说明就好理解：香稻啄余者，鹦鹉之粒也；碧梧栖老者，凤凰之枝也。因为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谓语就是说明，所以主语和谓语的语义联系可以是很松散的，例如“我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是个日本女人”（指我的用人）等。3）主谓结构在汉语里可以做谓语：“象鼻子长”，“我肚子疼”。下面右边是主谓结构做谓语，跟左边结构和意义都不一样：（4）她的肚子大了。 她肚子大了。（可指怀孕）（5）他的耳朵软。他耳朵软。（可指轻信）4）汉语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名词也可以充当谓语。“老王上海人”，“今天星期天”。甚至有主语是动词、谓语是名词的句子，例如“逃，僝头”。朱德熙（1985）：

　　1）汉语主谓结构的地位跟其他结构的地位完全平等。没有主语的句子是正常的句子，分类举例：（6）根本安不上主语：打闪了。| 轮到你请客了。（7）陈述对象不在主语位置上：热得我满头大汗。| 有个国王有三个儿子。（8）陈述对象泛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9）陈述对象是说话的人自己或听话的人：打算写本书。| 哪天回来的？（10）陈述对象可以从语境推知：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 ]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 [两人看完电影出来对话] 怎么样？还不错。2）汉语的词组和句子是一套构造原则，词组加上语调就是句子。3）汉语的动词可以自由地做主、宾语。例如：（11）打是疼，骂是爱。（12）你找老婆是找妈还是找抽，抽你没商量。（13）她离婚了？我想是，是也好。“打、骂、疼、爱、抽、是”做了主语或宾语，并不因此而变为名词，说它们已经“名词化”，那是多此一举，是“人为的虚构”。这一认识十分重要。吕叔湘（1979）：

　　1）不用主谓关系的有无来区别句子和短语。2）汉语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可断可连……总之，如果说汉语也有主谓结构，它跟其他结构的地位平等，汉语不以主谓结构的有无来判定句子，主谓结构其实就是话题-说明结构。

　　沈家煊、罗仁地（LaPolla）认为用话题描写汉语就可以了, 因为汉语没有类型学上的典型主语（最典型特征是verb agreement controller）。他们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汉语主语”实际上都是话题。主谓结构就是话题.说明结构，这是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大格局所决定的：

　　名词动词就是指称语述谓语（16）老虎是危险动物。（17）老虎笼子里睡觉呢。（18）他终于看见老虎了。名词（老虎、动物、笼子）充当各类指称语（类指、定指、不定指等）的时候没有一个“指称化”的过程，不像英语那样要加冠词a、the或复数标记，动词（是、睡觉、看见）充当述谓语的时候也无需有一个“述谓化”的过程，如is/are/was，sleeps/be sleeping，see/saw/has seen 这样的动词变形通通没有。名词动词是语法范畴，指称述谓是语用范畴，主语谓语是语法范畴，话题说明是语用范畴，句子是语法范畴，话段是语用范畴。综合起来可以说，汉语里语法范畴和语用范畴的关系不是印欧语那样的分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语用包含语法。换言之，从语法到语用，汉语没有一个“实现”的过程，语法本来就是语用的“构成”部分，这个认识是对赵元任“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认定主语必须像印欧语那样是句子的论元（argument），那么在汉语里所谓主语实为话题的一个子类、一种特例而已。后来Li & Thompson（1976）提出，英语是主语突显语言，汉语是话题凸显语言，这种说法风行一时，影响面很广，但却是从赵元任的洞见倒退，退回到主语-话题总是二分对立的成见。……语言学里“语法”和“语用”的关系在哲学里就是“体”和“用”的关系，语法是抽象的，用法是具体的。从中国哲学的主流看，哲学家大多肯定“体用不二”，“体用不离”，“体用无间”，“体用一源”，反对分离或割裂体用。朱熹说：“忠是体，恕是用，只是一个物事。如口是体，说出话便是用。不可将口做一个物事，说话底又做一个物事。”（《朱子语类》第672 页）这里的“体”已经指抽象概念。熊十力《体用论》说：“实体是功用的自身”，“功用以外，无有实体”，“离用便无体可说”（熊十力2009：7）。“体用”之辩与“道器”之辩有对应关系，从“道”和“器”的关系看，朱熹说“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则道在其中”，“体用不二”意味着抽象的“道”包含在具象的“器”之中……国内语法学界提倡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来研究汉语语法，其实不是要把这三个平面“区分”开来（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三者的区分），而是要把三者“结合”起来。从“语用法的语法化”这个角度来看汉语和印欧语的区别……汉语是还没有彻底“语法化”的语言。印欧里的英语正在“去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语法形态不断简化，主语和谓语的形态一致只在第三人称的单复数上还保留着，因此变得有点像汉语了。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呈名词包含动词的“名动包含”格局，而不是像印欧语那样是“名动分立”……总之，汉语的动词全是“动名词”，兼具动性和名性，“死”既是die又是death，“爆炸”既是explode 又是explosion。“名动包含”不仅指名词包含动词，还指名词短语包含动词短语……汉语的名词和名词短语就是指称语，动词和动词短语就是述谓语，所以“名动包含”的实质是“指述包含”，指称语包含述谓语，述谓语也是一种指称语，即指称动作或状态的指称语。汉语句子的谓语因此具有指称性，根本上属于指称语。……例如：（19）他（是）喝了农药。（20）我（有）去过西藏。（21）她（在）做着饭呢。这三个句子，动词“是、有、在”通常不出现，但是在需要强调的时候就出现；不出现的时候，后头的部分是通常所说的句子的谓语，指称性不明显，出现的时候，谓语的指称性就显现出来……汉语“名动包含”格局跟中国哲学关于“物”和“事”关系的论说一致。郑玄在界说《大学》中的“物”时便说：“物犹事也。”（《礼记注?大学》）这一界说一再为后起的哲学家所认同，如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便承继了对“物”的如上解说……“事就是物”、“事就是抽象的物”这个认识，对中国人来说不言自明。“名”当然不限于具体“物”的名，也包括“事”和“性状”的名。看东汉刘熙的《释名》所释的“名”：（22）天地山水、父母兄弟、日月星宿、眉眼舌齿、笔墨纸砚、鼓瑟笙箫（指物）（23）趋行奔走、视听观望、坐卧跪拜、咀嚼吐喘、啜嗟噫呜、好恶顺逆（指事和性状）汉语的谓语根本属于指称语，这正是汉语的名词可以直接做谓语的原因，也表明汉语是以名词为本的语言，而非像印欧语那样以动词为本。……汉语以名词为本（Chinese nominalism），这在语言世界里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英语主谓二分对立，语法理论都认为没有主语不成为句子，没有动词不成为谓语，习惯于把“主-谓-宾”叫“主-动-宾”，因为谓语只能由动词充当。……我们应该重视语言结构的多样性，以动词为中心，并不具有普遍性。……从汉语来反观英语，可以发现英语的谓语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指称性。……看英语的“have V-ed”形式。Jespersen（1924：269-271）认为，这个形式不表示“体”（aspect），而是表示一种“稳状现在时”（permansive present），即把过去事件产生的结果表示为现在的稳性状态，例如“He has killed a man”，在叶氏看来，“have V-ed”里的“V-ed”可以看作动词“have”（现在时）的指称性宾语，即把he 在过去做的一件事“killed a man”看作he现在稳定have的一种结果状态。由此可见英语过去时的“V-ed”和过去分词的“V-ed”同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理据的。这个理据就是，谓语“killed a man”具有潜在的指称性，指称一个动作或状态。要问主流英语语法为何不按叶氏的观点来分析，那是因为英语已经形成“名动分立”的大格局……名词包含动词，也是在形式（词类的分布形式）和意义（词类的语法意义）之间经由“适量准则”的作用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状态因此是实际语言使用的常态。对于汉语有无主谓结构，新的认识可概括为：汉语的“主谓结构”实际是话题.说明结构，这是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大格局所决定的；作为说明的谓语具有指称性，这是汉语“名词包含动词”的格局决定的；谓语属于指称语，这在世界语言中不是孤立现象，以此来反观英语，有利于深入认识英语的谓语；“类包含”格局是语言的常态而不是非常态，它遵循会话的合作原则。……流水句有两个特性，一是并置性，一是指称性例如：（42）老王呢？又生病了吧！也该请个假呀！走不动了嚜！儿子女儿呢？上班忙吧。请个保姆嚜！工资低呀！先借点呢？犟脾气一个呀！……这个流水句由10个小句组成，都是赵元任说的“零句”，有的没有谓语，有的没有主语，小句之间的衔接就是靠“并置”（juxtaposition），虽然不用任何的连接词，但我们都觉得意义连贯。Quirk et al.（1985）指出，即使并置成分之间没有共同的语法、词汇特征，单纯并置就是一种互相联系的标志。Brown & Yule（1983）也说：衔接手段不一定保证语篇的连贯性，一个连贯的语篇可以没有任何衔接手段，形式衔接的根源在语篇之外。或者说，“并置”本身就是一种衔接手段……Evans & Levinson（2009）指出，基于结构内嵌（embedding）的递归性（recursion）并不是语言的共性，有的语言用“并置”手段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例如：（45）[If the dog barks，[if the owner is not there,……[the mailman will run away]]]狗狂叫，主人不在，邮差逃避。（汉语小句并置）汉语就属于这样的语言，它充分估计听者的理解能力，只说出2 + 2，让听者自己得出等于4的结论。……汉语所谓的“主谓结构”就是“话题-说明”结构，而且“话题-说明”就是两个小句的并置加合，是规模最小的流水句，还认识到两个并置小句都是指称性的。……改叫“话题-说明”仍然不能确切反映汉语的实际，汉语话题并没有强制性的标记，形式上只是两个指称语的并置，可以在语境中得出多种关系的释解，例如“医院·重地”（同位、定中、主谓），“出租·汽车”（定中、动宾、主谓），“击鼓·前进”（连动、状中、主谓），因此“话题-说明”释解只是根据信息排序原理的自然衍生。如果要改名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名实耦”（name-reality coupling），名和实的耦合，由“名实耦”自然衍生话题-说明的释解。中国话和中国哲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汉语给思辨者提供的焦点是“名”，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哲学历来重视“名”和“实”的关系，强调“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孔子强调“正名”主要是出于治理社会的考虑，而先秦名家的思想特质就是注重“名”，“专决于名”。冯友兰说：“名家”最好按字面翻译为the school of Names，以提醒西方人，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名”“实”的关系问题。名家中有两种趋向，惠施强调“实”的相对性，公孙龙强调“名”的绝对性，例如“这是桌子”这句话，其中的“这”指具体的事物，它是相对的、可变的、有生有灭，而“桌子”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绝对的，“君君，臣臣”，前一个“君、臣”指实在的君和臣，后一个“君、臣”指君和臣的名或名分，“正名”就是要名实相符。《公孙龙子》还有一篇《指物论》，其学说从名实推进到指物，“指”既表示“手指”（按：手语里的指语）又表示“事物的可指性”或“所指”，它是事物命名的基础（李巍2016；沈家煊2016：125）。因此按《指物论》“这是马”是“指物耦”，“这”是“物”，“马”是“指”。总之，名家通过分析名，分析名与实的关系或区别，发现了中国哲学中称为“超乎形象”的世界，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因此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通过“名”“实”来阐释“道”：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辞解下，如《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若曰“道也者，一阴一阳之谓也”。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辩上之实，如《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般排序是“实”在前“名”在后，“所谓”在前，“所以谓”在后。《墨经》里讲，“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经说上》），“所谓-所以谓”十分接近于现在说的“话题-说明”，这个序列符合信息的自然排序。重要的是，“名”和“实”，“所谓”和“所以谓”都只是耦合，两个成分的分别是相对的，语流中同一成分相对前头是“名”是“所以谓”，相对后头是“实”是“所谓”。例如现在常称为“话题链”的表达方式：（52）名不正，则言不训；言不训，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关键是要认识，汉语的“话题-说明”跟其他语言的“话题-说明”有何不同。综上，对汉语有无主谓结构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是：中国话和中国哲学的精神相通，实为“话题-说明”的结构，是两个指称语的并置，是规模最小的“流水句”，可称之为“名实耦”结构，根据信息排序原理衍生推导“所谓-所以谓”关系。西方的逻辑学建立在印欧语“主谓结构”的基础上，有了主谓结构才有了“同一律”，才有了三段论演绎推理（张东荪1936，1938）。汉语没有印欧语的那种主谓结构，没有主语的句子是正常的句子，不存在英语“It rains”（德语“Es regnet”、法语“Il pleut”）中的抽象体词性主语“it”，也没有系词be，有人猜测中国人的思维缺少客观的考察实体物质的能力，缺乏演绎推理的能力，据此来回答“李约瑟之问”：为什么在西方科学传入以前中国没能发展出一套自然科学体系。对这种猜测，赵元任（Chao 1955）回应说：一，现代西方科学只是近三、四百年的事，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中占的比重极小。二，实体物质的概念只是西方科学思想的某一发展阶段的产物，二十世纪的现代物理学理论中，恰恰出现了没有物质就可以产生的（力）场，没有物质的振动就可以产生的波。就逻辑学而言，汉语没有相当于英语some的形容词，“Some men tell truth”的正常汉语是“有（的）人说真话”，“有的人”意为“men that there are”,因此汉语的表达正好是现代逻辑的直接解读。（我们还可以说，汉语的“名动包含”格局跟量子物理关于光的本质的看法一致，正如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汉语的动词具有“指称述谓二象性”。）所以赵先生最后说，“作为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我很想说：瞧，这就是汉语在科学上优于西方语言的例证。然而作为一个研究语言的学者必需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对语言和科学的最好的概括，就是不要去做任何概括。”西方语言以主谓结构为本，好在语言表达的清晰性，汉语以指称语的并置为本，按自然的信息排列顺序推导“话题-说明”关系，好在语言表达的单纯性。单纯性要用清晰性来补充，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语言和思维的清晰性，意义重大，清晰的思想和表达是每个学者不可缺少的训练（朱晓农2015），但是清晰性不是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要达到单纯性（冯友兰2013：311-325）。近百年来汉语正在吸收印欧语的清晰表达方式，多多使用主谓齐全的句子，只要做得不过分，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在“吸收外来”的时候仍然不可“忘记本来”，我们的主张就是语用学的基本原理：该精确就精确，能简洁就简洁。上述中西语言思维的差异，也正是诂學重构发展近代科学的动机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思维及表达形式的转变（由物到事物，由客观到主客耦合）获得对事物，包含认识主体在内，有一个更全面整体而深刻的理解。相关尝试讨论参考

　　中文在数学表达上是否处于劣势？另外新漢化名将原科学之广狭义析言：

　　广义名之「学科/學.Xued」，狭义名为「科学.Science」。故以前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信息科学等皆应正名为「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信息学科」。所谓「科研」也将被理解为「学科研究」。这里之所以取「學」之英译为有效拼音「Xued」，一方面强调其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学科定义，包含中西传统两种特性的学问，即基于络稽理性（主客分立）与基于实践德行（体用不二），故与原学科.subject 概念不同。更多讨论参考

　　训诂例：科学.Science 的源流与漢化 中最後可参考申小龙教授提到的：

　　西方的语法体系直到19世纪都建立在希腊人的语言学说及其在罗马国土的变体之上。它们所用的术语都是因袭的。11世纪以前，英语的变格变位非常复杂。但在演化中这些复杂的形态不断脱落。它们的功能渐渐被词序、结构词(包括关系代词、助动词)所替代。如斯威特所说，“非常自由的词序只有在屈折语中才可能有。相反，绝对固定的词序，则只出现在缺乏词形变化的语言之中”。“正常句子”就是具有主语和限定动词的句子。60年代乔姆斯基著名的句子生成公式：“S→NP+VP”，实际上也表明英语句子以一个名词组加一个动词组为基本组成形式。二分法或二元统一体来理解句子，是英语固有的造句心理，也是英语句法的基本框架。这是一种有形态变化依据的“形态框架”。显然，主语、谓语是以西方语言事实为基础抽象出来的语法范畴。印欧语中，除了祈使句以外，一般句子的谓语总带有主语。在和谓语相联系的各种句子成分中，主语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这使得作为主语的符素(moneme，指介词、连词以及格、时态、人称等的词尾)没有任何特殊的形式标记。主谓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理论，具有很强的语言性。它来自局部（印欧语）事实，不是客观真理。也就是说，它是印欧语句法理解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主谓宾形式的句法分析仅仅是基于通常（印欧）语言学概念来理解汉语的一种途径，如何发展更有效的语法理论是诂學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汉语学界也开始探索更符合汉语特性的语法理论，如

　　漢语意合语法 上一个重要的诂题即：汉语句子和印欧语句子的本质区别？

　　漢语语法应基于其特性，凭语序而建立范畴而非照搬西语语法之形态结构。西语不但各个独立的句子，而且复杂句当中的子句和复合句当中的分句，都是以限定动词作谓语的主谓结构，句子和非句子在语法结构上分得很清楚。而汉语是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可以成为句子。句子成立的要素不在结构形式。一整套“单句”“复句”“子句”“分句”“句子形式”等名目对汉语都是不必要的。所谓“无主句”“主谓谓语句”之类为适应汉语特点而采用的有调合色彩的用语不过是对舶来品的改装。其依据仍是主谓结构才成为句子的观念。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究竟是什么呢？张世禄提出“语气”说，即汉语句子的根本性质及其所以成立的要素是语气，即说话人对内容的态度和情感，即句子的表达功能。句子是交际单位，其完整与否既不在结构的繁简，也不在意义的完整，而在于语气的完结与否。洪堡特对中文的第一印象是“汉语在语法构造上几乎完全不同于一切已知的语言”。不仅不同于屈折语，而且“很不同于我所知的其他非屈折语言”。在他看来，“汉语的语法结构是极为独特的，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

　　这些语言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清楚什么才是纯正的汉语，以及欧化汉语的特征。理解这些问题，面对西学影响，中国文化才能更有效的对其吸纳借鉴又不失其本，真正优化和促进本土学术及语言的发展，所谓知己知彼，即此。

　　汉语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外语接触影响

　　1中古前期中印佛经翻译接触、2近古时期宋辽金夏对峙时期北方语言接触、3元蒙统治时期汉蒙接触、4满清统治时期汉满接触、5近现代中欧语言接触。1是间接、非自然的语言接触，中印语言社群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只是通过间接的翻译活动进行的，2、3、4是直接、自然的语言接触，因为在北方汉族人民和少数人民是直接共居的，互相可以直接交流，5直接和间接接触都有，比如中外大咖翻译外文著作（源自翻译腔的欧化语言，如各种长定语前置句），租界里华人与外国人一起生活，互相直接交流（上海的洋泾浜语）。再提一个针对 @哈呀 回答的评论参考：

　　你推的书，读过了，名家写的也一般，还有没好点的……汉语口语更多这种短小流水句，而“我读了你推荐的那本所谓名家写的书”这种长定语前置型（为了突出问题加了点），确实是一种欧化汉语（翻译腔）。习惯成自然，多数人很大程度是英语论文书籍或其翻译版看多了，潜移默化改变了本土汉语表达与感受，这种因文改移的方式以前也有，不过是与文言文的互动影响，现在文言被英语论文教材一类取代，自然就有相应欧化习惯。更多欧化汉语讨论参考

　　汉语中真的没有词能够代替「Deadline」吗？

　　汉语如何解决"的"字重复的问题?

　　现代写作怎么体现汉语言的美？

　　汉语是当今世界最简练的语言吗？

　　纯正的中式汉语是怎么样的?

　　文化语言學选摘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