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县域教育：要给没有能力进城的学生一定的教育发展空间

　　

　　2021年3月2日，云南保山腾冲，一所乡村小学里，准备睡觉的学生。

　　2017年5月，还在华中科技大学读行政管理博士的雷望红，正在为博士论文寻找选题，她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基层教育。

　　这个决定源于一次“震惊”。她从江汉平原的乡村学校里走出，一路求学念到博士，却在回乡时听说学校已不复当年模样，学生打架、升学率走低，初中班主任竟挨了学生的打，在教室后面擦眼泪。

　　此后，雷望红走访了江苏、浙江、湖南、甘肃、河南等地区的县域学校，她发现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她察觉到，基础教育的末端正在发生一些剧烈变化，而这些处于末端的变化，悄然无声。

　　教育城镇化浪潮下，农村学生涌入县城，而村镇中剩下的往往是无力负担进城就读成本的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爱学习、不服管教，近乎自我放弃，老师也很头疼，双方都处于没有出路的迷茫之中。

　　雷望红认为，对于县级政府而言，教育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地区发展，即通过吸引农村学生进城就读带动农村人口进城买房和消费，以此促进土地财政的闭合循环，最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从实践看，教育进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么大幅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却导致了一些学生被剩在乡镇中。

　　她发现，中西部省份、东部省份的县域在推进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公私教育更为均衡，中西部地区的私立教育相对更强。

　　为何会存在这种地区差异？教育城镇化经历了至少十年发展，效能如何？这股浪潮之下，被剩下的孩子应该怎么办？雷望红如今已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围绕相关议题，她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雷望红：有一次回老家，邻居小孩告诉我，我的初中班主任被学生打了，在教室后面擦眼泪。我读书时，她很威严，我非常尊敬她，这样的反差让人很震惊，加上老家这些年升学情况不太好，社会上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讨论也很激烈。当时我们团队一直研究基层治理，还没有人研究基层的教育议题。